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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真是儒學衰落期嗎？

作者：宋立林

來源：《中華瑰寶》2021年第10期

近百年來，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學曾經飽受批判與否定，失去了其“獨尊”地位。如今，儒學又有否極泰來之勢，其影響力較之于梁漱溟、熊十力等建構現代新儒學之時要強之百倍，但人們又在感慨今天是一個沒有大師的年代。究竟應如何評判我們這個時代的儒學呢？

其實，不僅因為我們“身在此山中”而對當下難以論斷，而且縱觀整個儒學發(fā)展史，到底哪個時期算是儒家的好時候，哪個時期又算壞時候，實在難以遽斷。就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學而言，相當多的論著將之視為儒學衰落期，但這樣的“共識”是否可靠呢？

北齊楊子華《校書圖》局部

思想文化的高峰與儒學的“低谷衰落”

中國文化向來崇尚“大一統(tǒng)”，所以國人所熱衷談論的往往是強漢與盛唐，魏晉南北朝則是長達數百年的分裂時期，所以給人們的印象往往就是一個“亂”字。確實，這一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國宛如走馬燈，令人眼花繚亂。

然而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魏晉南北朝又堪稱“四大高峰”之一，被稱為“人的覺醒”與“文學自覺”的時代。從中國學術史來看，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各有千秋，皆有所長。從文學藝術史來看，《文心雕龍》橫空出世，《昭明文選》影響千年，“二王”書法登峰造極，佛窟雕塑震鑠古今。正如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所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庇绕涫囚斞赶壬偨Y出的“魏晉風度”，成為人們對那個時代最具風情的褒譽。

然而，一回到儒學史，人們的判斷就令人氣短。如梁啟超先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便將“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劃分為七時代，其中第四就是“老學時代，魏晉是也”。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也將這一段哲學史概括為“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學”。勞思光先生在《新編中國哲學史》中說：“吾人可說，‘玄學’基本上代表承認道家旨趣而又有所誤解之思想，與儒學則只有表面關聯?！笨梢哉f，對于這一段哲學史的基本判斷，就是以道家為主，而對于儒學，則大都以“低谷衰落”概括。

當然這樣的判斷并非始自后人。魏晉“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就公開聲稱“非湯武而薄周孔”，而《三國志·魏志·杜畿傳》中也記載時人“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其后唐代編撰的《晉書·儒林傳》中記載：“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余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嘆息者矣?！边@當然來自于唐人對于這段歷史的一種觀感。而且這種觀感在魏晉南北朝的《世說新語》這樣的著作中也能得到印證。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儒學的衰落？

思想創(chuàng)造性和社會影響力能否“兩全其美”

判斷儒學的興衰與否，需要有統(tǒng)一的標準。然而我們在評述一個時代的思想興衰時，往往會出現兩個不同的尺度：一是思想本身的創(chuàng)造性，二是這種思想對當時的政治、社會的影響。

在筆者看來，用不同的標尺衡量，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如我們向來盛贊“先秦儒學”，這是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的。雖然到了戰(zhàn)國時代，儒學與墨學一道成為了“世之顯學”，但是儒學對于當時社會的影響卻遠不如對后世的影響大。孟子不是感慨時人“不歸楊則歸墨”嗎？其后西漢司馬遷也一再強調孟子“迂遠而闊于事情”而“所如者不合”，這與上文所引魏晉時期的“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不是很相似嗎？我們之所以高度肯定“先秦儒學”，并不是因為其對政治、社會發(fā)揮了多大的影響力，而在于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創(chuàng)造是后世儒學的源頭活水。

其后的兩漢雖然經學獨尊，儒學對政治、社會的影響也很大，但除了董仲舒和鄭康成等少數巨子，儒家思想創(chuàng)造力卻并沒有得到體現。明清時期，儒學的影響更為深入，但在專制政治之下，儒學更是日漸僵化。

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儒學既有思想創(chuàng)造力，又有政治社會影響力的時代，大概只有趙宋王朝了吧。但即便是生活在宋代的朱熹，也喟嘆曰：“千五百年之間，……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

由此，筆者認為判斷一個時期儒學的興衰，不能苛求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和其對當時政治、社會的影響“兩全其美”，而且需要用一種辯證的眼光來看待，如此，魏晉南北朝儒學處于“低谷衰落”期之說便覺可疑。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成就

從經學來看，學者們都盛贊“兩漢經學”之盛況，但實際上，魏晉南北朝經學的成績與兩漢相比也不遑多讓，更遠盛于隋唐。從經學的質量來看，僅就流傳至今的《十三經注疏》而言，七部漢人注，五部魏晉南北朝注，一部唐人注。從經學大師來看，漢代的鄭玄固然是不世出的經學大師，晉代的王肅也可與之相頡頏。根據《三國志·魏書·王肅傳》中的記載，“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王肅的經學成就在當時及南朝得到了公認。另外陸德明的《經典詩文》、皇侃的《論語義疏》也都可以視為這一時期經學的代表作。劉勰的《文心雕龍》作為我國文藝評論的經典之作，雖然有著佛、道等多種思想的因素，但是其“宗經”“征圣”的觀念非常突出，這反映了經學對于其他各個領域的指導作用。

從思想史角度而言，魏晉玄學相對于東漢后期僵化的經學而言，應該說是一次思想史的飛躍。漢末那種繁瑣化、僵化的儒學，不管表面上還有多么大的影響，都不是興盛的表征。經學獨尊地位被打破，不僅不意味著儒學的衰落，反而可以說是儒學發(fā)展的契機。

況且，玄學本身到底稱之為“新道家”還是“新儒家”，其實都可以成立，因為它本身就是糅合儒、道的產物。魏晉時期玄學家王弼、何晏等人的援道入儒，將道家的思辨引入經學的義理架構之中。南北朝時期，玄學衰微后佛教興盛，儒家學者又開始援佛入儒，都是將新鮮的血液注入儒學的軀體之中，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儒學義理，也拓寬了儒家哲學的理路。

賀麟先生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中曾這樣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最大貢獻在于破壞和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未節(jié)，及束縛個性的傳統(tǒng)腐化部分。它并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盂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逼鋵崳覀兺耆梢詫⑦@樣的看法，移植于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認識。

如果不論數量而談思想家的質量，那么年僅24歲就早夭的王弼一人絕對可以作為魏晉南北朝的代表，傲然屹立一流思想家之中，而他則是魏晉新儒家的典范。

從政治與社會的角度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雖然失去了獨尊地位，但在政治上的正統(tǒng)地位及社會生活的倫理指導地位并未動搖。一方面，這一時期的統(tǒng)治者幾乎都堅持將儒學作為官方指導思想。很多皇帝、皇室成員和世家大族，都曾撰寫了大量儒學注疏及義理著作。比如以崇信佛教著稱的梁武帝蕭衍，就有《周易乾坤義》一卷，《周易系辭義疏》二卷，《毛詩序義疏》三卷，《喪服經傳義》一卷，在歷代帝王中罕有其匹。

北朝的少數民族王朝也格外重視儒學，比如：前秦苻堅重用中原的儒士如王猛等人，大興儒學；北魏孝文帝時期儒學興盛，甚至被譽為“比隆周漢”。儒學在國家典章、禮樂文物、倫理道德、教育選舉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居于主導地位。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便可作為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生活化的例證。

眾所周知，這一時期的士族大都是累世明經，尤其北朝基本上是舊族門戶，幾乎都是經學世家。即便是“竹林七賢”那樣的放誕不羈，“非湯武而薄周孔”，其內心深處依然有著對儒家倫理的深刻認同。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所分析的那樣，“魏晉時代，崇尚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態(tài)”，所以他得出結論說：“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zhí)之極的。”魯迅真是獨具只眼，能夠勘破現象背后的本質，發(fā)現魏晉風度背后的苦心及本心。如此說來，盡管這些名士表面“放浪形骸”，但根底上卻在維護儒家的倫理。誰能說這不是儒家的“不幸之幸”呢？

筆者無意說魏晉南北朝是儒學的盛世，只是要表明魏晉南北朝儒學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創(chuàng)造了不可替代的思想與學術成果，而且也在深刻地影響著那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視魏晉南北朝為“儒學衰落期”的看法，或許有失偏頗。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