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利】談談乾嘉皖派的“理必”思想
談談乾嘉皖派的“理必”思想
作者：馮勝利（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科學院教授、章黃學術理論研究所所長、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馮勝利，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科學院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語言學系博士。現(xiàn)任北京語言大學章黃學術理論研究所所長、天津大學語言科學中心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榮譽退休教授。曾任北京語言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2005）、堪薩斯大學東亞系副教授、哈佛大學東亞系漢語應用學科教授及中文部主任。其研究興趣包括乾嘉“理必”與章黃學理研究、訓詁學、韻律語法學、語體語法學、漢語歷時句法學、漢語韻律文學史。出版學術專著16部（含英文2部，另被譯成英文和韓文2部），發(fā)表中英文學術論文200余篇。現(xiàn)任《中國語言學報》（JCL，SSCI索引）聯(lián)席主編和《韻律語法研究》聯(lián)席主編。
中國學術以乾嘉皖派的創(chuàng)獲為最精。精在哪里？胡小石先生在《量守廬學記續(xù)編》中道出：“徽州戴東原，治學用論證法，能開辟新途，其門人如段玉裁，如王念孫，都是如此，這才是清學。”乾嘉學者最精湛、最有劃時代突破性的是其“論證法”！論證是理性的而不是經(jīng)驗的。以往論乾嘉之學，多以之為煩瑣考證、饾饤之學。后人縱有用科學論其學者，也絕少定性“何為乾嘉科學”。資料豐富、功底深厚、善于歸納、發(fā)現(xiàn)規(guī)律等，并非乾嘉科學之最精華者。何為乾嘉學術精華？經(jīng)30余年之學習、研究、比較與發(fā)掘，余不揣梼昧，放膽而言曰：乾嘉學術精華乃“理必科學”。何為“理必”？何以“理必”即為科學？戴震知之，段、王行之，然今人或有不曉，或疑其必；信哉，其說幾絕矣！
一、“理必”思想蘊含形式科學的要素
乾嘉“理必”之學幾絕，故而中國科學之繼承與研究，亦凄然冷門也。今則曰：為往圣繼科學，當從戴震起，因為戴震乃中國學術史上之伽利略。
《尚書·堯典》：“光被四表”，戴震斷言：“《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這里“必有”之“必”的背后，有一整套的理據(jù)和例據(jù)，讀者不知則視之為狂妄（如王鳴盛）或謂之武斷。須知：戴震這里的“必”不是日?？谡Z的“一定”，也不是爭辯的“絕對”，而是理必體系中的邏輯必然（certainty=必然性）。這一“必”字至少有如下五個領域的必然性作為此說“不可能錯”的保障：
1.古音學：未通上古音韻學則不知其中“音證”之實（光讀古曠反）；
2.語義學：不知“耀”“充”義源之阻隔則不知“光=光耀”“橫=充斥”二義之迥異；
3.訓詁學：不知經(jīng)學古今之分則混淆鄭玄經(jīng)學訓詁與《爾雅》小學訓詁；
4.文字學：不知“橫從黃聲、黃從光聲”，則不知諸字同聲之古音；
5.句法學：不通句法則不知“光被四表”與下文“格于上下”均為主從結構。
從今天的語言學理論（或從陸宗達先生發(fā)明的“文獻語言學”理論）來看，戴氏結論已經(jīng)達到當代語言學家所能用的各方面科學證據(jù)及所臻水平；其中每一領域所下之義，至今泰山不移，實開與Gimm's Law所媲美的“古無輕唇音”之“理必”先河。上述闡釋多在戴震1755年《與王內(nèi)翰鳳喈書》一信之中。
孔《傳》“光，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沖遠《正義》曰：“光、充，《釋言》文?！睋?jù)郭本《爾雅》：“桄、颎，充也。”注曰：“皆充盛也?！薄夺屛摹吩唬骸拌妫瑢O作光，古黃反?！庇檬茄灾?，光之為充，《爾雅》具其義?！讨倌稌瘋鳌罚骸肮?，顯也”，似比近可通，古說必遠舉光充之解，何歟？雖孔《傳》岀魏晉間人手，以仆觀此字據(jù)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詞之法，非魏晉間人所能?！杂袝跻褋?，科斗而篆籒，篆籒而徒隸，字畫俛仰，寖失本真?！稜栄拧疯孀?，六經(jīng)不見?！墩f文》：“桄，充也?！睂O愐《唐韻》：“古曠反?！薄稑酚洝罚骸扮娐曠H，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薄夺屛摹吩唬骸皺M，古曠反?！薄秷虻洹饭疟颈赜凶鳌皺M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于天下”“橫乎四?！笔且??！皺M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都瘋鳌吩弧氨凰谋恚裆舷隆?，殆失古文屬詞意歟？“橫”轉寫為“桄”，脫誤為“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霩廣遠之義?！鶗鴱U棄，經(jīng)學荒謬，二千年以至今?！颓槠ёR狹，以謂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為株守。
難道這是科學論文嗎？恐怕大多數(shù)人皆疑而不信。當然，這不是不自信，而是對何為“科學”不甚了了。筆者以前也不認為戴氏所論即為科學，直至認識到喬姆斯基的“語言革命”就是科學革命而后幡然領悟：原來乾嘉的皖派學術也堪稱中國傳統(tǒng)學術思想史上的一次“科學革命”。為便于理解戴氏科學，我們不妨先看喬氏科學。
Marchus Tomalin 2006年在Linguistics and the Formal Sciences中明確指出，形式語言學是形式科學之一種。他說：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意識到：在“形式科學”這一術語下類集起來的理論，全部都使用“公理—演繹法”。因此，盡管這些理論之間有著種種不同，但它們都包含著同一種演繹程序：即從直覺上顯而易見的少數(shù)幾個配套的公理或假設推演出某些結論（亦即定理）來的過程。因此，這種做法可以看作是“用同一基本科學方法”統(tǒng)一起來的方法。了解到這點之后，我們還應該記?。翰⒉皇撬械闹R領域（甚至并不是所有的科學領域）都可以運用這種方法。因為要建構一種公理—演繹系統(tǒng)必須要能夠提出一些初始假設、確定某種主要元素，并從這些假設和元素中做出邏輯有效性的演繹推理。顯然，有很多研究領域其理解尚未精準到可以采用公理演繹分析的程度；但是“形式科學”卻都嘗試使用這種方法，這種方法是它們的代表性特征之一。（馬庫斯·托馬林：《語言學和形式科學：生成語法之源》，參司富珍、劉文英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廣雅疏證》資料圖片
這是對“什么是科學”最簡要的說明，可以讓我們了解科學的本質(zhì)屬性?？茖W是公理、演繹和實證的理論系統(tǒng)。能夠構建這樣一個系統(tǒng)，才能稱之為具有科學的屬性或科學的特征，具體內(nèi)容如下所示：
形式科學的基本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Formal Science）
1.公理—演繹法axiomatic-deductive method
2.結果（或定理）的推演deduction of consequences（i.e.,theorems）
3.構建公理演繹系統(tǒng)an axiomatic-deductive system的必要程序
（1）建立元始公設state initial assumptions
（2）鑒定基本元素identify primary elements
（3）基于（1）（2）的邏輯做有效的推衍make valid deductive inferences from these assumptions and elements
最能說明喬氏生成句法的科學屬性的是2010年Richard Larson所著Grammar as Science一書，書名直言不諱《科學句法學》，并指出：
1.語法已經(jīng)成為語言學這一新科學的組成部分，這門科學提出并研究一系列獨特而有趣的問題，并采用嚴格的方法來探索它們，正如其他科學對于自然現(xiàn)象的研究。
2.對語法采用“科學”方法想法一開始可能會讓你感到奇怪。當我們想到“科學”時，我們通常會用這些術語來思考：
（1）科學是尋求理解
（2）實現(xiàn)理解意味著發(fā)現(xiàn)一般規(guī)律和原則
（3）科學的規(guī)律和原則可以通過實驗進行測試
上述觀念如何適用于語法？語法的哪些方面有待理解？語法的一般規(guī)律和原則是什么？我們看到，Larson的貢獻就在于他說明了句法學家如何發(fā)現(xiàn)這些規(guī)律和原則，如何在實驗中測試它們，從而構建出一個完整的句法科學。無可否認，喬氏及其學生半個多世紀以來發(fā)展和完善了語言學作為科學的系統(tǒng)性。我們必須看到，戴氏的“理必革命”與喬氏的“句法革命”，在思想本質(zhì)上同出一轍，都具備形式科學的基本要素，而戴氏比喬氏還早了幾百年。最能說明戴氏理必科學的，是他“必有作橫被”的“理必預設”（certainty prediction）居然得到現(xiàn)實的證實和預期的結果：
丁丑仲秋，錢太史曉征為余舉一證曰：“《后漢書》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語?！睓z之《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也。姚孝廉姬傳又為余舉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舉《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尤顯確；又舉王子淵《圣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洪榜案：《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桄車之桄”，是漢人“橫”“桄”通用甚明。
什么是科學？由公理及其推演之定理所預測而得到現(xiàn)實驗證之系統(tǒng)及其推演過程，就是科學。在這點上，戴氏、喬氏無不如此。更可見出戴氏理必思想之強之深的是，盡管他知道“《堯典》古本”可能永遠看不到，但其所推之“必”則永不會倒。為什么？愛因斯坦曾經(jīng)說：“My theory is too beautiful to be wrong!（我的理論精美得不可能錯?。?。這不是狂妄，這是理必的自信、推理的力量。我們不妨稱之為“理必力量”！
事實上，乾嘉理必創(chuàng)之于戴震而拓之于門生，其弟子段玉裁和王念孫同樣堪稱理必科學家。段氏的“凡諧聲者皆同部”和“理校”、王念孫的“生成類比邏輯”和“理證”，其所揭舉均屬理必要素。這告訴我們，國學研究只有跳出“五四”以來對傳統(tǒng)小學的偏見和西式框架，才能看到乾嘉之學真正精華之所在。乾嘉小學的科學性質(zhì)不僅可與現(xiàn)代科學研究接軌，甚至可以糾正長期以來只重材料的經(jīng)驗主義之偏頗，彌補當代學術之不足。今天“乾嘉理必”的項目得到國家“冷門絕學”的資助，使我們有了一個進行深入研究的平臺和機會，可以明確提出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者所創(chuàng)造的科學突破，證明其“理性發(fā)明”的學理既不是傳統(tǒng)及宋元理學之“理必”，也不是乾嘉吳派存古之“理必”，更不是清季傳教士之“理”和“必”。
乾嘉“理必”的研究項目，正式肇始于2015年“乾嘉學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中科學方法和理念研究”這一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020年結項并榮獲優(yōu)秀等級。評審專家對項目的研究工作及成果給予肯定，指出該研究“集中揭示中國學術史上的這一蘊藏數(shù)百年而未曾知曉的一大科學理念——理必思想，這將成為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的全新視角、全新理念，帶動中國思想學術史研究的深入”；“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中國學術史包含科學思想和理論體系的真相，這對中國學術增強文化自信，引導中國學術健康發(fā)展，特別是中國語言學在繼承創(chuàng)新的模式下走自己的路，可謂意義巨大而影響深遠”。
二、“理必”思想研究開掘傳統(tǒng)學術的科學之源
乾嘉理必不僅是文獻語言學的課題，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課題，它可能成為研究中國學術的一個“民族文化自信之源的課題”。這個課題從前所未涉的形式科學（如公理假設、推演定理等）入手，從文獻語言學中發(fā)現(xiàn)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為代表的皖派學術，也蘊含著形式科學的要素。其學術路數(shù)用章太炎的六字斷語說，即“綜形名、任裁斷”，意謂用演繹推演得出邏輯必然。這就是我們發(fā)現(xiàn)和開掘出來的“理必”學理。前代學者如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等均曾提及中國傳統(tǒng)學術樸學孕育著科學的因素，然而其中的“理必學理”迄今尚未得到學術界的確認；以往研究也未曾揭橥與實例分析中的“理必”方法，故使這一劃時代的理必思想淪為“絕學”。而今則當以皖派學術典籍為對象，發(fā)掘其運用和體現(xiàn)理必學理之文獻材料，與此同時，從學理的高度將皖派學者治學中的科學理念和方法概念化、系統(tǒng)化，從而“為往圣繼絕學”。其當前首務，茲臚數(shù)耑，以就教方家。
第一，充分說明并認識“理必之學”的冷絕之因及“起死回生”難度之大。
據(jù)“乾嘉理必研究團隊”的近年工作與成果，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發(fā)現(xiàn)：皖派學術中的演繹推理蘊藏在音韻、文字、訓詁等傳統(tǒng)語文學研究成果之中，因此較難被現(xiàn)今偏重文史訓練而無語言學和訓詁學訓練的學人學子所發(fā)現(xiàn)并揭示。加之“五四”以來傳統(tǒng)訓詁學及其直接服務的歷代經(jīng)學，都被認為是過時的舊學而漸成絕響，鮮為大家所關注。范文瀾在《經(jīng)學講演錄》中即謂：“古文學派中最后的一個代表人物是章炳麟。他是清末古文經(jīng)學的代表?！倍诤m等人引進的經(jīng)驗主義（Empiricism）的強力影響下，皖派傳人章太炎、黃侃的學術也被邊緣化。在這種情形下，更少有學者從演繹推理的視角發(fā)掘皖學的學術價值。難發(fā)現(xiàn)、少關注、邊緣化、少視角，這使得本課題成為學術門檻較高、研究難度極大、研究人群稀少的冷門絕學?！捌鹚阑厣钡碾y度之大，可想而知。
第二，逐步闡釋并最終顛覆“中國學術不能自發(fā)產(chǎn)生科學”的觀點。
“乾嘉理必”所要論證的是皖派學術中的“理必”思想，這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土生土長的科學思想，如果證明成真，將徹底顛覆以往中西學者認為“中國學術沒有自發(fā)性的理性思維”“中國學術中理性科學的思想和方法皆自西來”的觀點。
西方學者一般都認為中國沒有也不能走上和西方一樣發(fā)展近代科學的道路。如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什么現(xiàn)代科學，關于自然的假設的數(shù)學化，以及對先進技術的所有影響，在伽利略時期僅在西方迅速崛起？”席文（Sivin）對此的回答是：因為中國學術的起源“主要是學問上的，關注分類而不是自然現(xiàn)象的理論，而且他們決不關心數(shù)學測量”。在中國學者中，章太炎是提出并回答這一問題的第一人。他曾說：“一二三四之數(shù)絕，而中夏之科學衰?！保ā队垥ね鯇W》）章說之旨，以今言讀之即“邏輯廢絕則科學衰微”。而更極端的觀點則認為中國沒有科學。
然而，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為代表的皖派治學則以演繹法推演邏輯之必然，這無疑是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上文說過，章太炎定義皖學為“綜形名、任裁斷”（《訄書·清儒》），即以演繹推理（“形名之學”）斷定邏輯必然。他認為這種思維方式與兩可性的相對思維決然不同：“（蘇）軾使人跌逿而無主，設兩可之辨，仗無窮之辭……幸有顧炎武戴震以形名求是之道約之。”（《訄書·學蠱》）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1920）中特出一節(jié)為“戴震和他的科學精神”，闡述戴震的治學方法為：“姑假定以為近真焉，而憑藉之以為研究之點，幾經(jīng)試驗之結果，寖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達于十分，于是認為定理而主張之”，“戴派每發(fā)明一義例，則通諸群書而皆得其讀”。皖派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就，“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學的研究法而已”。這道出了皖派研究方法中所孕育的現(xiàn)代科學要素及其效用。胡適早年也曾指出“中國舊有學術，只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章、梁、胡等對皖學的認識與評價，可謂中的之論，然而，必須指出：他們所說的邏輯推理尚非嚴格的“證偽”性演繹推理（Popper's falsifiability principle,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1959），因而既未提出（或發(fā)現(xiàn)）“理必概念”也未分析（或發(fā)明）“理必實例”，更沒有以此來認證皖派絕學中的理性思想。
自2003年以來，筆者就開始致力于挖掘傳統(tǒng)學術中的“理必”思想及相關實證，與團隊成員一起證明了乾嘉皖派的語文考據(jù)之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推演邏輯和定理派生系統(tǒng)”（An overt axiom system that theorems are derivable from it）的科學探索。前引戴東原的“《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其后錢大昕的“古無輕唇音”、段玉裁的“同聲必同部”及“于音尋義，斷無飛而下曰‘頏’者”、胡培翚的“凡居奧者必東向”等，都是極具演繹推理特點的斷言，充分鑿實了中國學術中存在的理性思維?！扒卫肀亍睂W理的提出，不僅首次沖擊并不斷顛覆“中國傳統(tǒng)無科學”的觀點，而且在思想史、哲學史、文化史、語言學中，首次發(fā)覆“理必之學”與“理必研究”。將來的研究將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fā)掘、整理皖派學術中的理必思想及研究成果，從而鑿實中國自發(fā)的“理必科學”，填補中國科學思想史上的一個空白。
第三，扭轉以往視乾嘉訓詁考證為“饾饤之學”的偏見。
“理必”課題的研究必將扭轉過去對皖派學術的偏見?？茖W的精髓就是演繹邏輯，這在皖學中有突出的體現(xiàn)。但在當時，戴震的思想就遭到以王鳴盛、顧千里為代表的吳派，以翁方綱、姚鼐為代表的宋學，以及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新史學的反對。直至今日，研究者對皖派“理必之學”的理解仍然不夠深入，盡管承認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的學問非凡，但對其學問后面的學理的誤解，仍不乏見。譬如，倪其心就曾經(jīng)評論道：“顯然，從小學的考證看，戴震的發(fā)現(xiàn)不無根據(jù)，足以證明‘橫’‘桄’通假，漢及后世引典或作‘橫’字。但是‘桄’脫為‘光’，則屬推測，并無證據(jù)。從?？钡目甲C看，孔安國解‘光’為‘充’，鄭玄疏為‘光耀’，并無異文，也沒有底本的是非問題。漢及后世作文用典，未必用經(jīng)典原文，也可能用假借字，因而可為旁證，未足確證。也就是說，戴震自信訂正了《尚書》的一個錯字，是不能成立的。”然而作者沒有看到，戴震所用之“字”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相當于今天的“詞”。“必有作‘橫’者”指的是詞。因此“‘光’為‘充’”還是“為‘光耀’”是兩詞兩義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倪氏只看到了字，不知戴氏所訂正的實質(zhì)不在“錯字”而在“錯詞”。又如段玉裁的“理校法”，雖然陳垣在《?？睂W釋例》中將其列入四種校法之一，但陳氏亦云“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而王念孫的“理訓法”至今在訓詁學中還未得到認證、未被充分發(fā)掘。再如“凡……必……”也多被歷來學者誤解為以偏概全。皖派學術作為中國邁入近代門檻的歷史嫁接點，如果能夠對其正本清源，掃除偏見，找到新的研究基點，對于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創(chuàng)造性開發(fā)無疑會大有裨益。
《說文解字》（馮勝利點讀）作者/供圖
第四，為中國學術提升與教育培養(yǎng)提供方法與工具。
未來的學術發(fā)展需要演繹邏輯。邏輯是科學所必需的立論工具，而演繹邏輯是科學理論構建的不二法門。演繹的功用在于求必然、重理設、善推演。我們可以借此設定新的、不同的觀察視角，尋找新的、預知的（古人之“凡”多用為“in principle”而不是“all”之義）客觀現(xiàn)象，而且還可以發(fā)現(xiàn)從來未有過的觀察結果，亦即憑借理論（假設和推演）探照出（predict）新現(xiàn)象。因此，理必學理具有科學研究的普遍性，是學術研究中在思維方法上的發(fā)明和貢獻，可以為各學科、領域提供得以創(chuàng)新的思想工具，甚至奠定其方法的基礎，因此亟待被發(fā)掘、提升。未來的教育與培養(yǎng)更是呼喚演繹邏輯的回歸。錢學森問：“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yǎng)不出杰出的人才？”對理必思想的探討告訴我們，理必思想的精神可以啟人心智，開發(fā)和培養(yǎng)下一代人才的科學思維和能力。
第五，理必法的當代推闡和創(chuàng)新應用。
“理必”是“演繹”的結果，是中華學術科學發(fā)展的歷史搖籃。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到演繹推理在學術創(chuàng)新和提升中的卓越效能。其一，皖派學人應用理必學理所做出的成就，正不斷地在考古發(fā)現(xiàn)中得到認證，如戴震在《考工記圖》中推證出的伏兔的功用和形制，正與秦始皇陵封土出土的銅車馬中的伏兔相吻合（石開玉：《戴震的文獻學理論與實踐成就》）；王念孫校勘的成果也常與新出土文獻相契合，“證明王氏正確的新出資料要比證明王氏錯誤的新出資料多得多”（裘錫圭：《談談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其二，當代的語言學前沿理論——韻律語法學和語體語法學——就是結合中西學術、運用“演繹邏輯”（理必學理）開辟、構建起來的。陸儉明（2019）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研究中，他（馮勝利）非常注重我國傳統(tǒng)文字、音韻、訓詁學中的精華，在借鑒國外語言學前沿理論的基礎上，勇于創(chuàng)造以漢語韻律結構及普適語法為基礎的韻律語法理論，既讓漢語韻律句法研究得以走向世界前沿，又推動國際韻律語法理論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為漢語乃至其他語言的研究提供發(fā)現(xiàn)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新視角、新方法?！貏e是2018年出版的《漢語語體語法概論》，全面闡述了語體語法的基本原理、單位層級和漢語語體語法系統(tǒng)。這無疑為漢語語法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逼淙?，利用理必思想在語言學其他領域中也產(chǎn)生出了創(chuàng)新的學術研究，如施向東的上古音研究、趙璞嵩的上古韻素研究，在方法、思路和角度上都有所突破。在演繹邏輯的協(xié)助下，我們可以從盲目煩瑣的收集材料中解放出來，而從事一種更需要思辨能力、更具有理性挑戰(zhàn)的推衍預測和科學實驗的工作，從原創(chuàng)的角度和目標，達到張載所說的“為往圣繼絕學”。
第六，為學術轉型提供來自傳統(tǒng)學術的依據(jù)與源泉。
如上文所言，演繹邏輯是科學的精髓，然而學術思想與方法上的轉型極為困難。王國維早已認識到：“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驟輸入我中國，亦自然之勢也……中國之民，固實際的而非理論的，即令一時輸入，非與我中國固有思想相化，決難保其勢力?！保ā墩摻曛畬W術界》）可見，學術較政治經(jīng)濟之轉型更為艱難。陳寅恪總結宋儒“引佛入儒”之法時說：“乃求得而兩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保▍菍W昭：《吳宓與陳寅恪》）為此，中國學術范式之轉型（從經(jīng)驗主義到理性主義）可以采用復興（或現(xiàn)代化）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中的理必科學思想之一途徑，來實現(xiàn)向演繹推理的轉型。這樣的嘗試和努力較直接從西方引進理論，能夠發(fā)揮更大的作用，真正從根柢處發(fā)展科學，與西方學術進行平行對話。這不僅可以大大增強學術文化自信，而且賦有更大的原動力?！袄肀亍弊鳛橐环N思想、理論和研究方法，實為清代學術之精華；皖派作為一個舊學派雖日趨沒落，但作為一種學術精神之庫藏和民族自信之源泉，卻能夠繼續(xù)提供激發(fā)國人建立當代科學思想的傳統(tǒng)力量。
總之，乾嘉理必是在中國學術土壤里自然生長出來的科學思想與方法，其生發(fā)土壤（中國古典文獻）及其關注對象（文獻語言而非天體物理）與西方不同，同時還受到幾千年人文傳統(tǒng)的局限和影響。因此，中國理必科學的話語體系自然不同于基于亞里士多德邏輯和伽利略科學的西方話語體系。但是，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科學不分國界。無論戴震的理必還是伽利略的邏輯，無論章太炎的發(fā)明之學還是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其科學本元形式和原理都是一樣的。故而，非東西雙窺而不知二者原本無殊，非深知其彼而不能諦知其己。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皖派絕學中理必文獻的發(fā)掘、整理與研究”（20VJXG038）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