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杰】以文濟野：中國儒學之復興
以文濟野：中國儒學之復興
作者：李林杰（四川大學政治系研究生）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網發(fā)布
最近，印尼國家頒布年度“孔教模范教師獎”，韓國孔子文化中心亦舉辦孔子五十四世孫孔邵時享大祭，而《國際儒學》亦在北京創(chuàng)刊發(fā)布。中國儒學漸成興盛之勢，海外各種類型之儒學研究此起彼伏。然而較少有人對于海外中國儒學研究的不足，以及中國儒學研究興起的原因作詳盡之考察。其實中國儒學自身之特質，即造就了近來中國儒學研究復興之原因之一，亦構成了海外中國儒學研究的最大不足之所在，致使儒學的“西學比附化”在根本上“此路不通”。
中國儒學自身的特質首先源于中華文明本身的特質。從文化取向來看，中華文明與西洋文明最大的分殊在于：西方文明是“泛物文明”，中華文明是“向文文明”。前者衍生以“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在一開始的分殊，并致使“工具理性”日漸對于“價值理性的”的凌駕主導，在政治觀上則帶來有關工具性的“統(tǒng)治形式”的推導證明和幾何設計在西方政治學長久的主流地位，并以數理邏輯形式的優(yōu)勢長于世界。后者生發(fā)于價值性的“道”對于工具性的“器”長久的優(yōu)先地位，在政治觀上則是“道德”對于“政治”的統(tǒng)攝，并以獨特而發(fā)達的禮儀文化別樹一幟。
中華文明的“泛文文明”特質造就了中國儒學的特質：“向文性”。而“向文性”的特質，構成了近來中國儒學復興之緣由：“向文性”的儒學，符合對于當代社會現實的診斷與處方的精神進路：今日社會已然“富”，但國人普遍的存在方式是“野”，亟待精神安頓與精神重構，訴諸于“文”之反濟。一來通過對民族意識與家國傳統(tǒng)的傳承與發(fā)揚，訴諸于公序良俗與社會良心；二來通過對道學生命之豐盈靈魂的追索錨定，訴諸于個體救贖與精神超越，從而從個體化與總體化兩條進路，達致與當代社會形勢的合宜合體。
“向文性”在儒學中的烙印比比皆是，這里只談兩點：一是在主旨上始終追求終極人文關懷的實現，二是在結構上追求“文學唯美性”。一方面，以終極價值關懷的實現為目標導向，由于其本身無法一一經驗還原，由此造就了諸多中國儒學特有的形而上的概念詞匯，“道”“性”“心”“理”等比比皆是。同時由于古代漢字詞匯的相對貧乏，“一詞二指”甚至“一詞多指”也不乏其例。另一方面，追求“文學唯美性”的導向，在句式的結構、選詞的考究方面常常為追求結構的唯美化而犧牲清晰性。這兩個方面造就了中國儒學這一特質兩個表述層面的特點：文本的模糊性和邏輯的跳躍性。這兩個表述性的特征標的了中國儒家文化傳統(tǒng)乃是一個依托于連續(xù)性文本的“詮釋學傳統(tǒng)”，內涵于其中的一方面是對于經典文本權威地位的不斷肯定與確證，另一方面則是詮釋者利用模糊文本與跳躍邏輯進行“六經注我”式的自由解讀與創(chuàng)作。
而中國儒學本身文本的模糊性和邏輯的跳躍性，構成了“海外漢學”研究最大的缺陷：“海外漢學”沾染的數理邏輯一致的內在實現需要，對于文本模糊性和邏輯跳躍性的中國儒學有“必然如此”的不相適合：這種模糊性使得任何一種以清晰為導向的解讀必然不整全。比如海外有關王陽明的心學研究，由心下達“意”、“知”、“行”、“事”，上通“性”、“命”、“天”、“道”，中以“致中和”相貫穿，從而形成完美的三角，不由得懷疑，如此線性幾何般的思維方式是否真能合適的詮釋富有跳躍性和靈動性的中國哲學？又例如《道德經》的首句，“道可道非常道”，一句便擁有至少四種文本的斷句方式，加上中心詞“道”字的語意抽象與一字多義，任何一種對該句的進行清晰化解讀的努力注定不會整全。
中國儒學此般文本模糊性與邏輯跳躍性，敞開的便是“解讀的自由”、“思維的發(fā)散”、“邏輯的斷裂”。由此不難想象充斥于中國儒學內政治哲學方面的“圣人政治說”：由常人躍進至圣人直通天道，譬如“上帝治國”般治理政事，而不是以先驗的不變法則清晰精準地推導出政治的運作機理。這如果不是放在此種頗具特色的“躍進的”、“斷裂的”的思維方式下便很難以理解。海外漢學具有的注重形而上概念的邏輯一致和源流連貫的特征使得其解讀中國儒學帶有了先天的“透鏡障礙”，因而中國儒學從根本上不能“西學比附化”。
中國儒學此種特質，在某種程度上亦構成近來中國儒學研究復興的重要方面。一來，西方文明的“泛物”傳統(tǒng)演繹至今，“物”對于“文”的優(yōu)勢近乎絕對化，“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迫于失衡，亟需“泛文”的文化給予矯正以適當恢復平衡。例如，這帶來了西方漢學研究中“禮”的重新發(fā)現：“禮”被賦予濃厚的人文意義和人性色彩作為一種對和諧人性的詮釋性概念而被重新界定；二來，中國儒學的邏輯跳躍性相較于西方的線性數理邏輯是天然的參照與補充，深受絕對化的二元對立思維困擾的西方人在中國儒學跳躍性的邏輯和發(fā)散性的思維方式中得以汲取前進發(fā)展之養(yǎng)分；三來，中國儒學文本的模糊性敞開著巨大的自由解讀空間。在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正確”的哲學，這種巨大的模糊詮釋空間，也可以使得中國哲學在特定時代“被正確化”，例如近年來新儒家政治哲學的復興從某種程度來說，便是力圖立基于中國儒學的模糊文本，巧妙地從“內圣”開出“新外王”。
中國儒學內涵的“向文性”，構成了當今世界濟“物欲橫流”之窮的必然所向，而其“詮釋學傳統(tǒng)”特色下的文本模糊與跳躍邏輯，構成了儒學現代性轉化之可能性所在。但盡管如此，我們需要的更多是“平視之自信”，而非“俯視之自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