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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余英時，超越余英時
——答儒家網(wǎng)問
作者：陳明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wǎng) 獨家首發(fā)
時間：西元2021年8月5日

儒家網(wǎng)：余英時先生剛剛去世，在華人思想界和文化界引發(fā)高度關注。作為一代儒宗錢穆先生的高足，余英時也一直為中國文化辯護。對余英時先生的思想立場，您如何定位？

陳明：首先，要表達對余英時先生逝世的哀悼之情。作為當代華人著名學者，他一直關注中國問題，用中文寫作，并且對一些來自西方的文化壓力做出回應，在整個漢語學界有巨大影響。

但是，按照近百年來思想學術劃分，余英時先生屬于五四或后五四學人，在這個群體內(nèi)，又屬于自由主義陣營。他雖然是錢穆先生弟子，但錢先生是儒家，對五四批判多多，臨終體會到中國文化精髓是天人合一并且十分認同，而余先生不是這樣的儒家。

當然，余英時先生對中國有某種牽掛，但樸素的情感被他所認同的學術范式和意識形態(tài)過濾處理了。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一種西方中心的現(xiàn)代性話語描述評價中國現(xiàn)代的發(fā)展變遷，而不能真正從中國古代近代的歷史脈絡，從十幾億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倫常日用出發(fā)來體會認知。即使持同樣的價值觀，徐復觀牟宗三他們都不是這樣。徐先生歸葬故土，希望學業(yè)有成的子女知道為誰辛苦為誰甜，牟宗三先生相信儒學的未來在大陸。即使許倬云先生，這兩年看到美國和中國的一些情況對比，也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反思心得。至于何炳棣就更不用說了。

余英時先生對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對儒教的誤解批評的回應，完全是在韋伯本人的學術范式內(nèi)展開，說明他接受了西方中心的歷史觀。這是從錢穆到陳寅恪都不認可的。他對儒學的肯定，也是以現(xiàn)代價值為視角和標準。這些不能說沒有積極意義，不能說沒有學術貢獻，但今天看來，已經(jīng)遠遠不夠了。他也推崇亨廷頓以來的文明論范式，但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一范式的前提就是劃分文明邊界，承認各文明體的內(nèi)在系統(tǒng)性，沒有意識到這正是與現(xiàn)代普遍主義話語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歷史哲學。

從這個角度講，余英時先生的逝世標志著五四一代與我們漸行漸遠。他們值得尊敬，值得緬懷，但時代將在一種與他們的期待不盡相同的方式發(fā)展前行。我認為，對儒家來說，當務之急就是建立一個不同于啟蒙話語和革命話語的敘事體系，把五四這個事件整合到五千年的文明發(fā)展之中。那才是中國思想成熟文化自立的標志，而余英時先生他們這輩人工作的意義和局限也就會看得更清楚了。

余先生的去世似乎成為了一個思想史事件，我這么說也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解。

附錄：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生于中國天津，2021年8月1日卒于美國，原籍安徽潛山，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

1950-1955年，就讀于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一代儒宗錢穆先生，為新亞書院文史系首屆畢業(yè)生。1956-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師從楊聯(lián)陞先生，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榮獲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首屆漢學獎。

代表著作有：《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方以智晚節(jié)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