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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平 著《義理·考據·辭章：中國傳統學術的綜合研究》出版暨自序

書名：《義理·考據·辭章：中國傳統學術的綜合研究》

作者：高華平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

【作者簡介】

作者高華平，1962年生，文學碩士，哲學博士，1990年到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所和文學院工作、并曾進修中國歷史文獻學博士課程，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2017年起調任暨南大學，現任暨南大學二級教授、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兼任暨南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共承擔國家和教育部重大、重點和一般項目共6項，曾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文獻》等刊物上發(fā)表學術論文140多篇，出版學術著作30部（其中《老子評傳簡明讀本》翻譯為英、日文在國內外出版發(fā)行，《先秦諸子與楚國諸子學》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并入選“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主持撰寫“全本全注全譯”本《韓非子》入選國家古籍整理研究委員會首批推薦的“中化文化經典整理及版本”），成果獲多項省部級獎勵，現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先秦諸子綜合研究”首席專家。

【《義理·考據·辭章：中國傳統學術的綜合研究》自序】

中國的傳統學術有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它并沒有現代學術中普遍存在的學科劃分。它既沒有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對的“人文學”概念，更沒有今天“人文學”下的哲學、歷史學和文學等學科的劃分。中國最早的學術分科，應該是為了教學而形成的“六藝”（“大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小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春秋戰(zhàn)國之際，孔門有“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論語·先進》）四科之分，墨家有“談辯者”“說書者”“從事者”之別（《墨子·耕柱》）。至漢代，學者因劉《略》班《志》的圖書“六略”之分而論學術；魏晉以往，則多主經、史、子、集“四部”。直到清代，以“四部”該中國傳統學術仍為通例。但就人文學科而言，則又或以義理、考據、文章三目概之。

近代以來，“中學”與“西學”、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既從此劃界；而在人文學科內部，則又有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倫理等更細的學科的劃分。這無疑給中國學術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延至今日，分工日細，中國的文、史、哲各科，皆既有依時段而劃分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朝之“學”，又依各學科關系而形成的各種原理之“學”，還有以專書專人而命名的各種專門之“學”，如“老學”“孔學”“莊學”“龍學”“紅學”等等。分而又分，細之又細，窮年累月，“巧歷不能止”。

近代以來中國人文學科的發(fā)展，應該說發(fā)生了歷史性的飛躍，現代中國“人文學”及其各分支學科的學科體系已經基本建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是不能否定的。但由于今天的中國和人類社會都正處于深刻的歷史變革之中，經濟的飛速發(fā)展、科技的日新月異及由此而帶來的人的社會關系和價值觀念的變化，還有人文學科自身的缺失，都給其發(fā)展帶來了嚴重的困境和挑戰(zhàn)。

經濟的飛速發(fā)展、科技的日新月異，給傳統的以文、史、哲為主要內容的“人文學”的發(fā)展帶來的挑戰(zhàn)，是顯而易見的。它既造成了傳統“人文學”的日益邊緣化，也帶來了對傳統“人文學”及其成果的有效性和社會價值的不斷質疑。

但更大的危機可能來自“人文學”本身。當前中國“人文學”自身的困境，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人文學科的的細分，在文、史、哲劃分之后，又有按時段、地域、流派等的劃分，以及由這些學科交叉而組成的新的學科領域，這樣雖然帶來了“人文學”研究的深入、深刻和專精；但這種分科過細的研究也給“人文學”中的文、史、哲各學科發(fā)展造成明顯的局限、甚至阻滯。

其表現之一，是這種研究使我們在某一領域的研究很容易達到某種極限或“瓶頸”。《莊子·天下篇》記當時“辯者”的辯題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所謂“萬世不竭”，雖然從理論上來說是可能的，但實際上由于受人的觀測手段和實驗工具的限制，這又是不可能的，必然會使我們在某一領域的研究很快會達到某種極限或遇到“瓶頸”。

其表現之二，是它使我們傳統“人文學”中的文、史、哲各學科研究越來越越像機械和技術的工作，失去了傳統學術所孕含的人文價值。例如，在當今的古漢語、古文字學研究，如果研究“漢字文化學”會成為另類，它只要“認字”，最好是通過計算機進行“圖像識別”，傳統的“由字通其詞，由詞通其道”學術道路基本被棄置不顧。又如文獻學，現在似已變成了追求電子文獻檢索的工具，與章學誠所提倡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距離越來越遠。

同時，對中國傳統“人文學”的這種精細化的分科，還極大地破壞了傳統“人文學”具有的學科標準、學術規(guī)范與學術生態(tài)。中國傳統學術由“小學”通“經學”，再由“經學”通“史學”的治學路徑，幾乎再也無人提及，各學科的規(guī)范和準則蕩然無存，故出現了數百、乃至數千人云集的所謂學術大會，各種文、史、哲經典被隨意解讀，“宏論”駭人聽聞。

在當前中國的學術語境下，該如何進行傳統“人文學”中的文、史、哲研究呢？我認為，學習和借鑒西方在內的各種學術經驗固然是必要的；但由于中國“人文學”中的大部分內容多屬于中國傳統學術的范圍，所以學習、借鑒和回歸中國傳統的學術方法，就顯得特別需要。

對中國傳統學術方法的回歸，大致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認識學術與文化的界限。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傳統學術是明確區(qū)別于一般的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的，它的目標是要完成傳之久遠的“名山事業(yè)”，屬于所謂“大傳統”或“精英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所從事的“人文學”是“學”或“學術”，而不是一般的人文活動或一般的文化（普及）工作，更不是所謂的文化傳播?！皩W術”可以是廣義的“文化”的一部分，但卻是其中的特殊部分，它是專門的學問。因此，我們所說的文學、歷史和哲學，它與一般的所謂文學創(chuàng)作、史書編撰或哲學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它真正科學的名稱應該是“文學學”、“歷史學”、“哲學學”等等，它們是研究文學、歷史和哲學的專門學問。這種劃分，一是可以明確“人文學”自身的科學性，增強其人文實證主義的成份；二是可增強人文學學習和研究方法的科學性，真正做到循序漸進，有章可循。中國傳統學術其實是不缺少科學的傳統的，先秦名家或“名辯家”的“白馬非馬”、“堅白石”之論，既是純粹的邏輯概念辨析，梁啟超等又曾以乾嘉考據學的“無征不信”和嚴密的邏輯之歸納與推演為真正的科學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講，回歸這種傳統既可以建立起中國的形而上學和人文實證主義；同時，各種“非學術”的無意義的爭論也將會在“學術”領域內極大地減少、甚至消歇。

二是明確中國“人文學”的基本特點和方法。

中國現在的“人文學”雖然已被劃分為文學、史學和哲學等不同學科，但在古代卻是沒有這種界限的。中國古代的一個學者，可能既是文學學者、歷史學者，又是哲學學者，在面對一本經典(如“六經”之一)展開研究之時，他不會說我只是要研究中間的文學價值、歷史真實或哲學思想的某一方面，而必是一種雖有側重的綜合研究。這樣，可使我們的人文學研究成果，既有文學的情懷和價值理想，又不失歷史實證的嚴謹——可使我們的人文學不至于因現代學科的精細劃分而日益“碎片化”；同時，因古人的人文學研習存在由“小學”入“經學”和“史學”的循序漸進的研習程序，這樣就可以有章可循，可以真正做到由“?！倍巴ā薄?o:p>

三是實現實現義理、考據、文章的結合，達到事、情、理的統一。

中國傳統的“人文學”因為不強行做現代文、史、哲等學科的劃分，故既不會使義理、考據和文章殊途，也不會造成事、情、理的分離與緊張。古人研究歷史和哲學時，從來不缺少詩的情懷，故有大量詩（文）、史、哲研究相結合的“詠史詩”、“哲理詩”傳世。歷史學和哲學的研究亦然。韓愈、歐陽修、朱熹、王夫之等人可謂登峰造極。近代陳寅恪亦有“解釋一個字，可作一部文化史”之說?；貧w中國傳統學術的方法以治現代中國的文、史、哲等“人文學”，既可以實現義理、考據、文章在現時代語境下新的融合，也可以在保持事、情、理之間必要張力的同時，實現三者新的和諧與統一。

回顧我本人的學習和學術研究的經歷，所謂“向中國傳統的學術方法回歸”，走文、史、哲等“人文學”綜合的治學之路，可以說經歷了一個由自發(fā)到自覺的過程。我的研究生以前的學歷，雖然是以學習中國語言文學為主，但實際上似乎更像是有點不知道方向的“亂讀書”。在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習階段，始聞程千帆先生開辟的“文學批評與考據學相結合”的詩學；得周勛初先生等誨以王國維、陳寅恪等前輩大師“通人之學”的治學方法，然后略知中國傳統學術本無所謂文、史、哲之畛域，義理、考據、文章相結合實為治中國文史學術之通途。碩士畢業(yè)后至武漢工作，先在華中師范大學著名歷史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麾下研習中國歷史文獻之學，后又至武漢大學詩人哲學史家蕭萐父先生門下研習中國古典哲學，益知所謂“由小學入經學而后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而后史學可信”和所謂“文、史、哲不分家”之義。由于受此種學術環(huán)境的熏染，本人亦日漸對中國傳統學術之特點和方法萌生出些許的自覺，遂有向中國傳統學術固有方法回歸、以治中國學術之意。

以中國傳統的方法研究中國傳統的學術，我的具體方法，就是走以文獻學為基礎的文、史、哲綜合研究之路。在從事任何一項研究的時候，我一般都不會局限于從文、史、哲的某一個領域展開研究，而是會先考慮這項研究中包含了哪些文學、史學或哲學的問題；前人主要是從文、史、哲中的一個學科來研究這一問題的。如果前人已主要從某一學科來研究這一問題，那么我除了進一步思考從該學科繼續(xù)研究這一問題的可能性之外，會更多地嘗試從其它相鄰學科或多學科綜合的途徑展開探索，力求借助中國傳統學術文、史、哲綜合的特點，從學科的交叉和邊緣處尋找突破點。從中國傳統的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和目錄、版本、?？钡任墨I學的知識，到中國傳統的“經學”和“史學”等科目，只要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能帶來實質性的幫助，都是我所必須借鑒和采用的方法。例如，中國古代《詩經》四言詩體的研究，我既不會囿于傳統的“經學”，也不會局限于現代文體學的觀點去進行探討，而是考慮因中國早期詩歌具體“合樂”的特點而從音樂的角度進行考察；因中國古文字（先秦“古文”）具有很強的表意功能、而從出土文獻中“詩”“歌”等文字的形義來印證當時詩體的特點；到魏晉隋唐之際，我則會結合當時主要的哲學社會思潮（玄學、佛學等）進行更廣泛的考察。又如，對先秦“小說”和“小說家”的研究，我并不沿襲目前學術界或以“小說”和“小說家”為文學問題的老路來進行研究，而是將其放在中國早期經典形成過程中的“經”“傳”（“說”）關系的角度，對先秦的“小說”和“小說家”進行文、史、哲的綜合研究（包括借助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方法對“傳”“說”“知”概念或字詞的解析）等。對于先秦“道”“仁”“義”“賢”“美”哲學概念的辨析，我不會局限于現代哲學對概念的邏輯分析，而是會繼承中國傳統學術“由字通其詞，由詞通其道”的思路，力求從古文字（包括出土的文字材料）的演變中，對中國早期哲學觀念進行實證性的研究，以期為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找到新的突破；而如果這個哲學問題涉及文藝審美或歷史事實的辨析，我會毫不猶豫地采用文學和歷史的方法展開研究的，例如在對魏晉山水美意識的演變與當時哲學思想關系的討論時就是如此。

對于歷史的研究，我甚至執(zhí)拗地認為，中國傳統的被人譏諷為“豆釘瑣屑”的考據之學，那應該才是我國史學的正途。在具體的歷史研究中，應該是不分哪些是專門的文學史、哲學史或政治史、經濟史研究的。因為說到底，任何歷史研究都是對歷史存在著的人的研究；而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從來都只有具體的人，沒有抽象的或純粹的“文學人”、“哲學人”或政治學、經濟學的人。所以你的歷史研究，也應該是以問題為中心的對具體歷史人物的研究，而且這種研究還必須是以對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考證為基礎和前提的。因此，我在從事文、史、哲的任何研究時，都是從以文獻學為基礎的歷史考據為出發(fā)點的，然后才是對其進行文學的、哲學的、政治思想等領域的邏輯分析和理論探討。只不過由于我平時的興趣于文學、哲學思想為多，故我為數不多的考據文章中，對與文學和哲學相關的人物和事件的考據為多，例如我對墨子生卒年的重新考證，對吳起、環(huán)淵、詹何、段業(yè)其人其事的考辨，對何晏、謝靈運著作的考辨。

到底應該以哪種方法研究以文、史、哲為主要內容的中國“人文學”，這恐怕并沒有一個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我不過以自己的體會，嘗試“向中國傳統的學術方法回歸”。我堅信中國傳統的學術方法應該是最契合中國“人文學”研究對象的方法；并且我也堅信，自己以這種方法研究，的確解決了屬于中國“人文學”的文、史、哲各學科領域某些長期懸而不決的疑案，推進了相關研究的發(fā)展（我之所言是否屬實，原文俱在，有疑者可以覆核）。

這本論文集共收論文21篇，其中文學、歷史和哲學的論文各7篇。論文收入時于文末注明了該文最初發(fā)表的刊物和時間，并對個別改動做了說明，但對于論文轉載和收錄（包括收入論文集）的情況則一律未加說明。

學術慧命，薪火相傳。為了我們民族的傳統學術和文化的發(fā)展繁榮、發(fā)揚光大，不論我們能力的大小，每個人都應當盡自己應盡的使命和義務。

二0一九年十一月

于暨南大學

【目錄】

一、 文學之思

（一）古樂的沉浮與詩體的變遷——四言詩的音樂文學屬性及興衰探源

（二）先秦詩歌的基本特點及演進歷程——結合楚簡文字的探討

（三）玄學清談與魏晉四言詩的復興

（四）先秦的“小說家”與楚國的小說

（五）佛理嬗變與文風趨新

（六）“四聲之目”的發(fā)明時間及創(chuàng)始人再議

（七）贊體的演變及其所受佛教影響探討

二、歷史考據

（一）墨子生卒年新考

（二）吳起守西河事跡考

（三）《環(huán)淵新考——兼論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及該墓墓主的身份》

（四）先秦名家及名辯思潮考

（五）何晏著述考

 （六）謝靈運的佛教著述考

 （七）北涼王段業(yè)事跡考述

三、哲學智慧

（一）論中西教育哲學思想及其現代轉換

（二）“心無義”與“以玄對山水”——論“心無義”的形成及其與魏晉山水美意識的關系

（三）郭店楚簡的“道”與“”

（四）性、情論——由新出楚簡中“性”“情”二字形義引發(fā)的思考

（五）美與丑的辯證法——兼論出土文獻中“美”、“好”二字的幾個特殊形體

（六) 試析莊子對先秦諸子的學術批評

（七）陰陽“八卦”的演變及陰陽家與《周易》的關系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