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財大陽明學“心意知物”問題研究工作坊紀要
原標題：陽明學“心意知物”問題研究工作坊在上海財經(jīng)大學舉辦
撰文：由美子
來源：主辦方供稿
2021年1月22日下午，由上海財經(jīng)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和國際儒商高等研究院聯(lián)合主辦的陽明學“心意知物”問題研究工作坊召開了線上研討會。來自上海財經(jīng)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同濟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蘇州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杭州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機構的二十多位學者圍繞陽明學的“心意知物”問題展開精彩討論。
本次會議由上海財經(jīng)大學人文學院王格副教授主持，會議首先由國際儒商高等研究院張雄院長和人文學院哲學系劉靜芳教授致辭。張院長在致辭中指出，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如何立足于當代中國，在現(xiàn)代社會創(chuàng)造價值，非常值得深入探討。劉教授在致辭中指出，陽明學“心意知物”問題與禪學密切相關，和禪學相比，陽明對“意”有正面肯定，且不同于佛學將“意”與“行”（無明）關聯(lián)，陽明將“意”與良知（明）關聯(lián)。
開場致辭結束后，研討會進入論文報告與評議討論環(huán)節(jié)。本次會議研討分為五場，第一場的發(fā)言人為中山大學傅錫洪副教授，評議人為武漢大學廖璨璨和上海財經(jīng)大學劉旻嬌。傅錫洪作了《兩種“正心”，兩種“四句教”》的報告，他指出陽明思想中存在著兩種《大學》“正心”詮釋和兩種四句教，兩者在總體上具有嚴格對應關系：陽明平時所講的四句教是針對普通人而言的，其對應的是不可以實施正心工夫的《大學》詮釋；定本四句教承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夫進路，其中針對上根人的為學進路（即龍溪首次提出的“四無”）才是陽明所謂“天機”，其對應的是《大學》“體當自家心體”的正心。陽明在兩種對應解釋中自由轉換的關鍵是“即用是體”的思路。
隨后的評議與討論環(huán)節(jié)同樣精彩紛呈。廖璨璨的評議指出，該文強調(diào)陽明“即用是體”思路，這對四句教前兩句“心”“意”關系的理解非常重要。但若將“意”以體的發(fā)用來講，可能會對“意”之動與“意”本身的關系討論帶來新的困境。
劉旻嬌在評議中指出，該文以定本四句教是從“用”的層面上進行探討的觀點，很好地提煉出陽明提出四句教的目的。但若僅僅采取“即用是體”的討論思路，如何在工夫思辨上解決全善的體與具體的善之間的鴻溝，是一個難題。
蘇州大學朱光磊認為，以“即體即用”揭示心之本體，可能會與王龍溪以“無善無惡”解釋心之體引發(fā)同樣的問題，即難以區(qū)分陽明學與佛老之間的界限。因此，或許可通過“有善有惡”來調(diào)和這兩種解釋，即以“有善”涵攝先天本有、自然而然的工夫。
第二場研討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張錦枝副研究員擔任發(fā)言人，清華大學屠凱和上海財經(jīng)大學王格擔任評議人。張錦枝在題為《陽明良知教確立后意論的變與不變》的報告中認為，陽明良知教確立前后的兩三年時間里，隨著對良知體認的純熟，其意論也發(fā)生微妙的變化：從《大學》心意知物的次第到最終確立良知教后，改為心知意物的論述序列，知由意顯變?yōu)橐庥尚亩?。但是，良知學的發(fā)展和意論的滯后產(chǎn)生了一系列問題：知之已發(fā)說導致了知行不一，知的本體地位提升導致意在心意知物序列中的凹陷，四句教中心與意在有無善惡問題上產(chǎn)生分裂。張錦枝認為，意的涵義必須析出作為第二層涵義的無意之意，才能使這一系列問題得到解決。
屠凱評議指出，該文認為陽明將“心意知物”統(tǒng)一，可能會引發(fā)正心、致知、誠意、格物同一的問題，繼而產(chǎn)生陽明是否放棄了訓“格”為“正”的疑問。并就“未發(fā)”和“主宰”之間的緊張以及“主宰”是什么、“誠意”的意涵等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見解。
王格在評議中指出，該文將“心意知物”到“心知意物”次第順序的變化理解為“意”的兩層含義，分辨非常清晰。但從陽明到劉宗周之間對“心意知物”的討論大致有著由強調(diào)“心”到強調(diào)“意”的轉換，這意味著陽明“心意知物”次第變換中或許有其講學重點不同的考量：即陽明晚年標榜致良知，必然會導致將“知”放到“意”前。
同濟大學陳暢在討論環(huán)節(jié)指出，該文探索陽明龍場悟道之后的思想發(fā)展線索，對陽明從“意之明覺處”到“明覺之感應”思想改變之討論尤其精彩。同時，他分享了《傳習錄·答顧東橋書》中可能是引自陽明《古本<大學>旁釋》中的一條文獻：“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并指出若此推測成立，則意味著陽明把“知”提到“意”前，早在致良知教確立以前。
第三場研討的發(fā)言人為同濟大學陳暢副教授，評議人為蘇州大學朱光磊和上海財經(jīng)大學吳曉番。陳暢作了《陽明學派“物”的哲學建構——以四句教倫理困境為中心的考察》的報告。陳暢認為，陽明四句教指示出獨特的“心意知物”結構關系，其目的是令良知作為推動社會倫理與政治革新的積極力量。良知發(fā)用流行的秩序就是物的秩序，亦即社會倫理與政治世界的秩序。這一特質(zhì)導致了四句教的倫理困境，其流弊是良知以“情識”“玄虛”的形式出現(xiàn)，對“物”所代表的社會倫理與政治秩序造成嚴重破壞。晚明劉宗周、黃宗羲師徒對“物”哲學結構的新思考，代表著陽明學派對于四句教倫理困境的獨到解決：一方面提出心學的氣學進路，將物從良知的附屬地位（知之所照）中解放出來，確立事物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在“物猶事也”基礎上提出“事”的哲學，在“事”的場域中實現(xiàn)個體性與公共性的平衡，通過事的客觀性對治良知學的虛無放肆流弊。
朱光磊在評議中指出，蕺山學不論是偏于主體的性體，還是偏于萬事萬物的理則都由“意”開啟，若念念昏沉，將無法獲取“事”或“物”的客觀性。因此，蕺山氣學是否能徹底地建立“事”或“物”的獨立性，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吳曉番的評議指出，如果該文判教成立，劉宗周和黃宗羲的“物”的哲學建構可能會從陽明學本身“心意知物”對“物”的討論脈絡，走向整個中國哲學大脈絡中道家對“物”的討論領域。若從四無教的角度來看，該文提出的四句教倫理困境可能未必存在，因此需加強“四有”“四無”對良知心體先天維度的討論。
在討論環(huán)節(jié)，上海財經(jīng)大學郭美華教授首先對陽明學“在心上做工夫”的含義發(fā)出疑問，認為這不僅是陽明學內(nèi)部的問題，還關乎傳統(tǒng)思想在現(xiàn)代社會的意義。傅錫洪對此作出回應：“在心上做工夫”指的是在本體（心或者是性）上做工夫是否可能的問題，而本體所要解決的是當下行動的標準是什么和動力是什么的問題。朱子認為性在時空之外，因此無法在性上做工夫。陽明以心為本體，具有著直接性和沖突性特征：一方面是良知當下呈現(xiàn)在人的意識中，給我們提供方向的指引；另一方面是非同時也是好惡，給我們提供了行動的動力，使之可以完成。
第四場研討的發(fā)言人為杭州師范大學張?zhí)旖芙淌?，華南師范大學陳椰和上海財經(jīng)大學朱璐擔任評議人。張?zhí)旖茏髁恕锻砻髑宄跣囊庵娴亩嘣归_》的報告。張?zhí)旖軐﹃戨]其《四書講義困勉錄》和《續(xù)困勉錄》收錄晚明清初諸儒之說所涉及的“心”“意”以及“誠意”章主旨等問題進行了細致探析。他指出陸隴其等尊朱子學者在辨析心意問題時，常以王陽明“四句教”為參照，對陽明學既有批評，也有認同。因此不論朱子、陽明，也不論是講義還是《四書》類時文評，只要是觀點有一定新意，陸氏就盡量收入《四書講義困勉錄》中，并依照《四書章句集注》次序編排?！端臅v義困勉錄》就《四書》研究之文獻以及文獻之辨析而言，極有價值，特別就保存大量散見或失傳的《四書》類著作或《四書》類時文評等來說則更為難得，值得《四書》研究加以重視。
陳椰評議指出，該文引用的諸多時文評注材料帶來了很大啟發(fā)，時文選評類著作對《四書》詮釋研究值得學界進一步關注。陸隴其精心收選了許多前人對修身有現(xiàn)實指導意義的條文，可見除了知識意義上的綜合和鑒別以外，也可從道德實踐的角度來評價他。由此，研究清代儒者或許可從修身之篤實與對科舉應試的影響兩方面，評價其在儒學史上的貢獻。
朱璐在評議中指出，陸隴其的后陽明時代研究中的“后”，或許不僅是時空上的“后”，還是有著西方哲學反思意味的“后”。朱璐還就地域思想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提出了未來合作的可能與設想。
第五場研討的發(fā)表人是上海財經(jīng)大學郭美華教授和上海師范大學高瑞杰博士，中山大學陳喬見和上海財經(jīng)大學劉靜芳擔任評議人。郭美華和高瑞杰在題為《道德生存與天命的分離與融合》的報告中，以朱子和陽明對《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章的不同詮釋為切入點，討論了天命與道德生存的關系。兩位學者認為，孔孟在道德生存與天命之間的復雜與緊張，其分離與劃界的維度，在后世的展開中，走向了將道德生存融入天命的“天人合一”式理解；而以這種預設的某種道德本質(zhì)或者道德原則來探討儒學，實則消解了人自身的鮮活生存。因此，如何走出朱熹和王陽明以及牟宗三等為典型的“天人合一”或“心、性、天一理”的進路，重新掘發(fā)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中的道德生存論意蘊，釋放出活生生的人自身，依然有待于探討。
陳喬見在評議中指出，孔子對人生的理解不只局限于道德，而孟子則將天命歸為“求之外者”排除在了人的道德之外，因此談論孟子的性善論應當回歸孟子本身來講，而非從宇宙論上的“天”來討論。該文的道德生存和道德主體性兩者的表述應當存在區(qū)分，而且若僅從“盡心知性知天”來討論，無法證明孟子的道德生存論中“天”仍是根基。
劉靜芳評議指出，該文探討了孟子本身、朱子以及陽明對《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章的詮釋，但缺了《中庸》、思孟學派的一環(huán)，很難厘清道德生存與天命之間的關系。在“性”的問題上，《孟子》與《中庸》、思孟學派極為不同：孟子從心講性，性是共同原則的主體意識；但《中庸》之性是共生之生，朱子以理解性，與《中庸》保持一致性，只有在此意義上，才能討論此前我們所提及的道問學和尊德性，大德和小德，公共性和個體性之間的關系。
在討論環(huán)節(jié)，劉旻嬌特別指出，儒家的“知”既不等于西方認識論的“知”，也很難等于道德認知的“知”；儒家以天來講普遍道德視域，但“天理”的概念本來就是活潑的，包含了差異性，并不等同于西方形上學的本質(zhì)、實體的思想。因此該文所強調(diào)的存在先于本質(zhì)、個體判斷先于普遍本質(zhì)的態(tài)度，或許還需商榷。另外，將孟子“天人相分”是否能夠真正解決普遍性對個體的僭越，也是一個問題。
最后，王格以《“天泉證道”的時空展開：地域、歷史與思想》為題作小結發(fā)言。他認為，陽明學中“心意知物”的問題來源于對《大學》的經(jīng)典詮釋，而最終集中表現(xiàn)于“天泉證道”中。這一問題早已經(jīng)跨出了原本的地域性討論（姚江——紹興——浙江——江南），正如在今天這個“天涯若比鄰”的網(wǎng)絡時代，身在各地的學者一起討論這一議題?！靶囊庵铩眴栴}不僅是哲學史的問題，其中的概念辨析也是哲學本身的問題，而這在當代具有獨特意義。最后，研討會在王格分享的陽明后學周汝登《中秋大會天泉橋》一詩朗誦中落下帷幕。本次陽明學“心意知物”問題研究工作坊圓滿結束！
《中秋大會天泉橋》（1601年）
明·周汝登
天泉橋上集群英，風拂羅衣鼓瑟聲。
證道百年人未散，賡歌千古月常明。
同逢令節(jié)應非偶，一掃浮云若有情。
不到此中諳此興，男兒幾已負平生。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