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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拔本塞源論》看王陽明與陸象山的關(guān)系

作者：歐陽禎人

來源：《孔學(xué)堂》（中英雙語）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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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托于孟子的相關(guān)思想，以《拔本塞源論》為出發(fā)點，從文獻入手，對陸象山與王陽明進行了比較研究。筆者從良知之心隔于物欲之蔽與功利之毒淪浹心髓兩個方面討論了王陽明對陸象山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陸象山與王陽明都是孟子思想忠誠的繼承者?！栋伪救凑摗放c陸象山的《與邵叔誼》等文獻有著驚人的承繼關(guān)系。王陽明的《拔本塞源論》深受陸象山的啟迪，是陸象山的思想之觀點、角度、思路、構(gòu)架的擴充、重構(gòu)與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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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鍵詞：拔本塞源 陸象山 王陽明 良知 功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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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陽禎人，武漢大學(xué)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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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象山與王陽明的承繼關(guān)系問題，本來學(xué)術(shù)界早有定論。全祖望云：“予讀《信伯集》，頗啟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xué)，本無所承，東發(fā)以為遙出于上蔡，予以為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盵1]錢穆先生進而指出：“（王）蘋師事頤，于楊時為后進。時最許可之，謂師門后來成就者唯信伯。后明儒王守仁極稱之。”[2]黃宗羲在《明儒學(xué)案》中也說，王陽明的學(xué)問“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抵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3]。很顯然，從程門的謝上蔡、王信伯，至陸象山已成“象山之學(xué)”，而王陽明則是這個鏈條上最大的承繼者。龍場悟道之后，王陽明是陸而非朱，融匯儒釋道，抽精攝髓，蔚為大觀，其來有自。從黃宗羲、全祖望到錢穆把他們一以貫之的思想界定為“陸王之學(xué)”，已經(jīng)成為定論。但是，中國目前學(xué)術(shù)界為了抬高王陽明而貶低陸象山的各種論調(diào)時有所聞，有的人還聲稱王陽明與陸象山?jīng)]有什么關(guān)系。本文試圖立足于《拔本塞源論》，抽繹提煉，把王陽明與陸象山的思想進行比較梳理，抓住文本，打通血脈，考鏡源流，究其異同，探索從陸象山到王陽明的一以貫之之理，以就教于學(xué)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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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知淪喪于“有我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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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本塞源論》一文，是王陽明最重要的、深思熟慮的力作之一。雖然其文不是長篇大論，但卻寫得洋洋灑灑，酣暢淋漓，深沉厚重。筆者經(jīng)過仔細揣摩，則以為其文植根于孟子的性善論，穿越程朱理學(xué)的歷史煙云，隱然與陸象山相通。王陽明嘗曰：“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4]在《答徐成之》的兩封信中，王陽明對陸象山的思想給予了深刻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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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拔本塞源論》包含在《答顧東橋書》中，王陽明自己題為“拔本塞源之論”，筆者據(jù)此姑且題為《拔本塞源論》?！鞍伪救础保浔疽饩褪轻槍Α坝形抑健睂α贾牡恼诒螁栴}提出的解決方法。這個問題，佛教有論及，伊川亦有論及，然皆不及陽明既深且廣，酣暢淋漓，且陽明討論問題的角度亦有不同?！鞍伪救础币辉~出自《左傳·昭公九年》，[5]陳榮捷的注釋是：“拔去木之本，充塞水之源?！盵6]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人的心靈問題、良知的遮蔽問題、社會的物欲橫流問題。王陽明文章的原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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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圣人也，特其間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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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意思是，人“心”之初，本來是赤子之心，與圣人無異。但是由于“隔于物欲之蔽”，外界的引誘，私欲的膨脹，遮蔽了人的心靈之純良，在利欲熏心的道路上愈陷愈深之后，良知就逐步迷失了。于是“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們因此而變得“小”、變得“塞”了，也就是物欲橫流、唯利是圖的意思。人的心靈被七情六欲所左右，經(jīng)不起外界的誘惑，“魂不守舍”了。有的時候甚至“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由于物欲的驅(qū)使，連父子兄弟都變成了仇人。大逆不道，行為乖張，見利忘義，有違天常，人已經(jīng)不像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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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yīng)該注意到，王陽明的這種表述，用的全部都是孟子用過的語言?！按笳咭孕?，通者以塞”中的“小”與“塞”，出自《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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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保ā睹献印じ孀由稀罚?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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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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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孟子》的這兩段話一看，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王陽明的思想根基和話語前提都來自孟子。但是，在中國哲學(xué)史上大家有目共睹，真正對孟子全身心投入，自稱私淑孟子，并以之為標榜，對其絕對繼承、追隨、創(chuàng)發(fā)的人是陸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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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之學(xué)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蔽崧勚唬骸罢\然?！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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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生于后世，學(xué)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xué)術(shù)殺天下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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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陸九淵集》中，類似的表達遍布于各個角落，俯拾即是。陸象山多次標榜自己與孟子的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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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嘗問：“先生之學(xué)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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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全祖望在《宋元學(xué)案》中說：“象山之學(xué)，‘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xué)?！盵10]根據(jù)陸象山對孟子的態(tài)度，以及《陸九淵集》的大量證據(jù)，再印照王陽明“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的相關(guān)表述，可以十分直截而確鑿地看到，陸象山與王陽明在其思想的深處，廝守著同樣的一個靈魂，那就是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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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長遠的學(xué)術(shù)脈絡(luò)上來講，沒有陸象山，就不可能有王陽明。王陽明的思想不是從天上一夜之間突然掉下來的，其中固然有北宋五子及朱熹等人的激發(fā)，但是，相對于陸象山與王陽明的關(guān)系而言，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等人，全部都是橋梁、途徑、手段，甚至是浮云。王陽明直追陸象山的思想，擴而充之，一以貫之，光大其學(xué)，有撥開烏云見青天的境界。我們討論任何問題，不能只看到某些表面的現(xiàn)象，而是應(yīng)該擒龍打虎，抓住問題實質(zhì)。經(jīng)過層層比較，探賾索隱，闡幽表微，深究問題的血脈，可發(fā)現(xiàn)支持上述觀點的文字，比比皆是。從孔子、孟子，經(jīng)過程朱理學(xué)的積淀，特別是程顥、謝上蔡、王信伯，到陸九淵，再到王陽明，這一系源遠流長的血脈關(guān)系是不能否定的。且看王陽明關(guān)于“有我之私”的表述，同樣可以發(fā)現(xiàn)，在陸象山的筆下表述得十分系統(tǒng)、徹底，也是簡易直截、直指人心。在《陸九淵集》開篇第一封信——《與邵叔誼》中，陸象山就有一段十分顯著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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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焙笫缾u一物之不知者，亦恥其非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圣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于八音，夔之不能詳于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圣，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nóng)，圃不如老圃，雖其老于論道，亦曰學(xué)而不厭，啟助之益，需于后學(xué)。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圣賢，更續(xù)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xué)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于亂原委之倫，顛萌蘗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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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平心靜氣把王陽明的《拔本塞源論》與陸象山的《與邵叔誼》仔仔細細反復(fù)審讀，認真比較，我們會發(fā)現(xiàn)，《拔本塞源論》的整體結(jié)構(gòu)、行文思路，甚至思想的根源都受到了陸象山的深刻啟發(fā)。陸象山的這段文字難道不是王陽明《拔本塞源論》一開篇就展示出來的觀點、角度、思路、構(gòu)架的擴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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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于天下，則天下之學(xué)圣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圣人之學(xué)；吾之說雖或暫明于一時，終將凍解于西而冰堅于東，霧釋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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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這段話討論的是關(guān)于什么是真正的“知”的問題，這也是筆者上引陸象山這段文字的核心。陸象山的意思是，人情物理之變及其相關(guān)知識，是無邊無際的，即使是古代圣賢也很難說什么都知道。陸象山說，關(guān)鍵是要追求知識的最高境界，有的人表面上“窮年卒歲，靡所底麗”，仿佛學(xué)問大得很，但是，離古代圣賢的思想?yún)s是越去越遠，原因是“自用其私”，把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大源都弄得顛倒錯亂了。陸象山的原話是“亂原委之倫，顛萌蘗之序”。這兩句話的根基當然是孟子“天爵”之尊（《孟子·告子上》）、“赤子之心”（《孟子·離婁下》）也是王陽明《拔本塞源論》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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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在《拔本塞源論》一開篇就指出，當今學(xué)子的學(xué)習(xí)本身“日繁日難，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圣人之學(xué)”，這本來是陸象山《與邵叔誼》一信中的重要觀點：“學(xué)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于亂原委之倫，顛萌蘗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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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象山的文字中“自用其私”的“私”，指的是“學(xué)未知至”的原因和結(jié)果，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小”與“塞”，是物欲遮蔽、利欲熏心的結(jié)果。王陽明說的是功名利祿腐蝕“淪浹”[13]的狀態(tài)。陸象山在《與邵叔誼》一信中，指的是學(xué)者沒有抵達“純一之地”的昏盲地帶。正是在這一點上，王陽明把陸象山的表述抽繹、精煉為“良知”的遮蔽。在《大學(xué)問》中，王陽明把“明明德”解釋為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根本原因就是在王陽明看來，天地萬物一體之仁，都是人“致良知”的結(jié)果。二者的關(guān)系是《禮記·大學(xué)》“明明德”與“在親民”的關(guān)系，體用一源，一以貫之。[14]王陽明之去陸象山，幾數(shù)百年，其間的思想領(lǐng)域，不僅有北宋五子和大思想家朱熹的深度沉淀，而且還有佛教、道教與儒家思想的重疊與交融，彼此滲透，王陽明可以借鑒的思想資源已經(jīng)非常豐富了。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王陽明把陸象山的基本觀點發(fā)揮得淋漓盡致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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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開篇所論的“暫明于一時，終將凍結(jié)于西而冰堅于東”等以及“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nèi)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yǎng)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15]其實也是化解了陸象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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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xué)者大病，在于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圣人之言畢聞于耳，畢熟于口，畢記于心，只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古之所謂曲學(xué)诐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圣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xiāng)原之類是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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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之所以說“天下之學(xué)圣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圣人之學(xué)；吾之說雖或暫明于一時，終將凍解于西而冰堅于東，霧釋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17]主要是這些所謂學(xué)習(xí)圣人的學(xué)者私心太重，淪于禽獸而不自知，不能定性。雖然暫明于一時，但是最終不是西邊出問題，就是東邊出問題。用陸象山的話來講，就是私心太重，不一定是“淫邪放僻，顯顯狼狽”，而是“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這種人即便是歷代圣賢的教誨“畢聞于耳，畢熟于口，畢記于心”，但是“只益其私、增其病耳”，而且“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他們就像楊墨一樣的“鄉(xiāng)愿”，花言巧語，八面玲瓏，游而無根，唯利是圖，沒有主心骨，根本不可能達到古代圣賢的“天下之同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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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思路與陸象山是完全一致的。在《大學(xué)問》中，王陽明用“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來詮釋“明明德”，就是基于內(nèi)心的“明明德”，體用一源，體用不二，擴而充之，在“親民”的道路上，不斷錘煉，推己及人，合外內(nèi)之道，形成“天下之同心”。王陽明寫道：“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nèi)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yǎng)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碧岢隽恕疤斓厝f物為一體”的重要觀點，提出了“堯、舜、禹之相授受”、唐、虞、三代“人無異見，家無異習(xí)”，皋、夔、稷、契“心學(xué)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的社會理想。[19]審讀上面引用的王陽明的文字，可以發(fā)現(xiàn)，其遣詞造句、整體思路，都深受陸象山的影響。例如王陽明“心學(xué)純明”一詞，顯然來自陸象山《與邵叔誼》中的“日躋于純一之地”[20]；所謂“純一之地”，其實就是王陽明的心體之所同然的良知之心。王陽明所列出的上古圣賢的名字，也是受到了上面引文中陸象山的表述的啟發(fā)。陸象山以點帶面，以伏羲、唐虞、成周、孔子為榜樣，映帶出“伏羲之時”“唐虞之時”“成周之禮樂”“古之圣賢，更續(xù)緝熙之際”的上古美好景象。我們看到在《拔本塞源論》中，王陽明抽精吸髓、分門別類、有條不紊的詳盡表述，也是主張用上古的理想社會形態(tài)來矯正明代中葉的時代之偏，都是直接受到了陸象山的啟迪。王陽明與陸象山之間只有表述方式的不同、語句表述的程度不同以及時代氛圍的問題指向重點不同，而沒有絲毫的學(xué)術(shù)路徑、社會政治理想以及哲學(xué)思想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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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利之毒淪浹心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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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認為，三代之衰以來，深入社會骨髓的功利之心愈演愈烈，而“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21]，假之于外，而內(nèi)濟其私導(dǎo)致年長日久的影響十分深遠，即便是極為優(yōu)秀的人，都不能幸免。于是“圣學(xué)之門墻遂不復(fù)可睹”。在王陽明看來，到了明代中葉，真正的圣賢之學(xué)，已經(jīng)成為“煨燼之余”，成了一片灰燼。即使有一些有識之士“掇拾修補”，也無濟于事。[22]對此，王陽明在文章中寫得很沉痛，情緒很低沉。仔細閱讀《拔本塞源論》，可以強烈地感受到，王陽明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很是失望，對自己的學(xué)問曾經(jīng)所預(yù)期產(chǎn)生的效果也抱有十分懷疑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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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在《拔本塞源論》中羅列了各種功利主義的表現(xiàn)，這些生動形象的畫面后面，在筆者看來，依然是“尊德性”與“道問學(xué)”的思想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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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有訓(xùn)詁之學(xué)，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xué)，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xué)，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xué)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斗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后盼，應(yīng)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yè)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于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yè)而止。圣人之學(xué)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xí)愈趣愈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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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朝以來，朱子之學(xué)都是國家的主體思想。所以，毫無疑問，王陽明所說的“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于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應(yīng)該是針對朱子之學(xué)的，當然，他批判的鋒芒已經(jīng)直指君主。他說這種學(xué)問，不僅使人“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而且還脫離了基本的人生修養(yǎng)、視聽言動的教養(yǎng)，整天為了名利而研究訓(xùn)詁之學(xué)、記誦之學(xué)、詞章之學(xué)等等，就像進入了百戲之場的小丑，“歡謔跳踉，騁奇斗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后盼，應(yīng)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yè)之所歸”。整個社會上上下下“圣人之學(xué)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xí)愈趣愈下”，最終都是為了名利而趨之若鶩的功利之徒，蠅營狗茍，歡謔跳踉，騁奇斗巧，獻笑爭妍，丟人現(xiàn)眼，斯文掃地，令人十分失望。王陽明用語之犀利辛辣、批判之深入骨髓，可以說是“火力全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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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在《拔本塞源論》中描述的形象十分具體：“有記誦之學(xué)，而言之以為博”，指的就是博取功名的科舉考試。王陽明在其各種文字中有多處類似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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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三代之學(xué)，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xué)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xué)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yè)盛，士皆馳鶩于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于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xué)者，遂不復(fù)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fù)之，則亦未知所措其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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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于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yīng)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幸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fēng)薄。上之人不能無疑于其下，而防范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于其上，而鄙詐日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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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把“士皆馳鶩于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于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xué)者，遂不復(fù)知有明倫之意矣”都歸罪于科舉考試，與上文提到的陸象山的批判矛頭指向是一樣的。與明代世風(fēng)日下的現(xiàn)實相一致的是，王陽明的語言用得也十分尖銳：“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fēng)薄。上之人不能無疑于其下，而防范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于其上，而鄙詐日生”，一切政治權(quán)力斗爭的彼此傾軋、猜疑，一切社會的騁奇斗巧、世風(fēng)日下，無不是科舉制導(dǎo)致的結(jié)果。王陽明對科舉制度所帶來的士人寡廉鮮恥之風(fēng)深惡痛絕。而且，問題的關(guān)鍵是，廣大士子世世代代趨之若鶩的科舉考試，顛來倒去，皓首窮經(jīng)，讀的就是朱熹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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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哲學(xué)思想中有三大辨：善惡之辨、王霸之辨和義利之辨。這在中國哲學(xué)史乃至世界哲學(xué)史上，都是響徹云霄的話題。然而，結(jié)合王陽明整體的思想，再把上面的行文一看，可知王陽明《拔本塞源論》始終都圍繞著孟子的三大辨在奮力地前行。是孟子的思想光輝照耀著王陽明的遣詞造句、布局謀篇。然而，從陸王心學(xué)的發(fā)展脈絡(luò)上來講，我們應(yīng)該知道的是，是陸象山首先穿云破霧，穿越了周、張、二程、謝上蔡、王信伯、朱熹的山重水復(fù)，堅定地樹立起了“心即理”的大旗，消釋了程朱理學(xué)中“性即理”的迷惘，徹底打造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26]的宇宙論、本體論以及“事外無道，道外無事”[27]、體用一源的工夫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暖風(fēng)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時期朝野上下偏安一隅的狀態(tài)，陸象山特別關(guān)注孟子的“義利之辯”。應(yīng)朱熹之邀，陸象山在白鹿洞書院講的就是《論語》中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由于切中肯綮，效果非常好，以至于有的聽眾感動得痛哭流涕，連朱熹都為之感嘆欽佩不已。[28]該講義一開篇就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科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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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圣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圣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xí)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xí)，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xué)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于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xué)、胸中之藴，而不詭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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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王陽明在《拔本塞源論》中的描述，陸象山的學(xué)問做得非常樸實，一板一眼，讜言正論。錢穆先生專門就此在《宋明理學(xué)概述》中提及此事：“九淵的學(xué)問思想真可謂樸實之至，惟其樸實，所以易簡?！盵30]將前文王陽明的相關(guān)論述與陸象山的文字一比較，就看得非常清楚了，王陽明的文采飛揚、曲盡其妙，形象生動，實在不是象山能夠企及，但是，就思想的實質(zhì)來說，陸象山所展現(xiàn)的問題不僅一點都不比王陽明的差，而且境界更高。因為陸象山始終抓住孟子“義利之辯”的話題，結(jié)合社會、國家的管理，由儒家的仁學(xué)理論推衍開去，博學(xué)、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一直上升到天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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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想批判的鋒芒來說，王陽明與陸九淵的觀點如出一轍。本來，在程顥、程頤那里，他們對尋章摘句、死記硬背的學(xué)習(xí)方法早有貶斥，對于離開了修身養(yǎng)性而僅僅只是從事知識學(xué)習(xí)的行徑，是極其不齒的。程顥甚至對謝上蔡摘抄五經(jīng)的文字都斥之為“玩物喪志”。[31]但是，程顥的打擊面過寬，不像陸象山和王陽明那么準確、深沉，具有特殊的社會問題意識。當然，二程的批判也遠遠沒有陸象山和王陽明那么猛烈，尤其是陸象山，直搗虎穴，鋒芒所向，就是科舉考試給人們帶來的巨大好處所導(dǎo)致的嚴重弊端。在《陸九淵集》中，陸象山對科舉考試的批判不遺余力，一有機會就批，與王陽明一樣，也是“火力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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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于學(xué)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為學(xué)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向?qū)W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xí)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xué)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xí)，如棄穢惡，如避寇仇，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xí)，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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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盡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卻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卻自出精神與他披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卻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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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象山認為，整天利欲熏心、官迷心竅的人，浸潤于“場屋之文以取科第”，會導(dǎo)致兩個結(jié)果：第一是沒有真正的人生大志。本來閱讀圣賢書是志在圣賢的事情，但是，在科舉考試的籠罩下，人們?nèi)慷际峭稒C鉆營的“私心”，“安能有大志”？第二是不可能在德性修養(yǎng)上得到“專純”，因而也就不可能達到純一之地。由此一來，整個社會都墮入了自私自利的泥潭之中，于是“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xí)，如棄穢惡，如避寇仇”的優(yōu)秀人物就越來越少了。所以，大凡要干一番大的事業(yè)，就必須“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形成自己獨立的思想與胸襟，志在高遠，“研核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先立乎其大”。其實，陸象山的“先立乎其大”，就是“心即理”通俗性的直白說法。就是整全性地把孔子、孟子等圣王先賢的思想滲透到自己血液靈魂之中，“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然后上對國家大事、蒼生黎民，下對五倫的忠孝節(jié)義，就形成了自己的胸襟。社會問題的方方面面，各種形勢千變?nèi)f化，如果都能夠以不變應(yīng)萬變而“自出精神”，就無往而不勝了。著名日本學(xué)者島田虔次在比較朱熹與陸象山的時候說過：“朱子學(xué)的特征，例如若對照陸象山的學(xué)問來說，則顯著地帶有主知主義的傾向，這是不能否定的。普通看法，相對于作為陸象山之學(xué)特征的德性主義，把朱子的學(xué)問視為知識主義，的確恰當?！盵34]陸象山批評的雖然只是“舉世所溺”的場屋之累、富貴之念，但是無形之中，卻是劍指朱熹的“主知主義”了。朱陸之爭不可避免，這也與王陽明后來的批評鋒芒不謀而合。但是，應(yīng)該注意的是，陸象山在前，王陽明在后，是陸象山影響、啟迪了王陽明，而不是王陽明影響、啟迪了陸象山，而且他們之間相差的時間是3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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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在《拔本塞源論》中透徹地描述了明代中葉功利主義已經(jīng)深深滲入了各個階層尤其是廣大官僚集團成員的心中。其嚴重的危害已經(jīng)搖動了整個國家政權(quán)的根本，官僚們貪婪齷齪的嘴臉，不堪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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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于人之心髓而習(xí)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谷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于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zhí)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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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陽明的文字中，可以強烈地感受到王陽明痛心疾首的心情。這段話可以切割為三個層次：其一，一千多年來，這種功利之毒已經(jīng)淪浹于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中，“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已經(jīng)習(xí)以成性。人們彼此之間一點厚道誠實、禮讓謙恭都沒有了。其二，只要一擔任國家官員，就得隴望蜀，貪婪成性，永不滿足，“理錢谷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于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zhí)之要”，上下其手，爭權(quán)奪利。其三，全社會的士人讀書都是為了功利的目的，沒有學(xué)到圣賢的任何壯志與胸襟，而且更有甚者，“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將學(xué)到的所有知識，作為炫耀的資本、作惡的工具、強詞奪理的智慧、虛偽狡詐的掩飾。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毀滅，更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沉淪的體現(xiàn)。從明代的官僚們來講，他們都是從小頭懸梁、錐刺股，拼命攻讀朱熹的著作，參加了科舉考試的人。所以，陳來先生指出：“不管陽明在《朱子晚年定論》和《答羅欽順書》中怎么表白他之反對朱子并非出于本心，但仔細讀陽明著述，他對朱子哲學(xué)的知識取向表示的強烈甚至過度的反感處處可見，他對訓(xùn)詁、物上求理的攻擊之刻薄也常使人莫名其妙?！盵36]筆者認為，面對朱熹的著作，陸象山、王陽明也許還是可以理性對待的，但是，一面對社會現(xiàn)實（陸象山面對的是醉生夢死、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王陽明面對的是“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的明代中葉）就“火力全開”。所以，就王陽明來說，他的鋒芒所向，也許更多的是針對明代中葉利欲熏心的污濁官場和社會現(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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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guān)的討論，在陸象山的筆下，同樣犀利深刻。象山曰：“此學(xué)之不明，千有五百余年矣。異端充塞，圣經(jīng)榛蕪，質(zhì)美志篤者，尤為可惜！”[37]“異端充塞，圣經(jīng)榛蕪”的結(jié)果是壞人子弟。尤其是那些社會的精英，本“質(zhì)美志篤”，卻被各種異端邪說所誘惑，最后陷入了放辟邪侈的陷阱而不能自拔。陸象山置身于喪權(quán)辱國、偏安一隅的南宋時期，作為一個主戰(zhàn)派的他，對他所處的時代的評價當然也是很差的：“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xí)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xué)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xí)，如棄穢惡，如避寇仇，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xí)，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38]他的時代，在陸象山自己看來，是“舉世所溺”，完全不可救藥了。讀書人所學(xué)的知識，也都只是“一出一入之學(xué)”也。極其沉痛！走筆至此，我們只能驚嘆于王陽明化解陸象山的文句之暗度陳倉的本領(lǐng)實在是太絕了，若還要否定王陽明與陸象山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沒有可能了。但是，陸象山的話卻比王陽明說得更加干脆，更加充滿自信：“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xí)，如棄穢惡，如避寇仇，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痹谝粋€從皇帝到官僚階層都茍且偷安的時代，陸象山所面臨的困境比王陽明面臨的更加讓人不堪。但是，陸象山的決心更大，態(tài)度更加堅定，要與“世俗”戰(zhàn)斗到底，深思痛省，大疑大懼，“如棄穢惡，如避寇仇”，這不僅僅是一種理論的勇氣，更是光芒四射的人性在一個黑暗的天際上劃過了一道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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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兩相比較，陸象山與王陽明雖然處于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但是，他們英雄所見略同。他們追求的目標，思考問題的路徑與解決問題的方法都是完全一樣的。陸象山比王陽明更有戰(zhàn)斗的氣概，但是王陽明在譽滿天下又謗滿天下，經(jīng)歷了百死千難之后，其思想顯得更加深沉厚重?？傊?，他們二人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如果有人想否定他們之間理論思想的聯(lián)系與牽連，顯然是不顧及事實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陸象山的學(xué)問雖然非常樸實，但是他私淑孟子，涵化周敦頤、張載、程顥、謝上蔡、王信伯，從批判朱元晦的“支離”中成長起來，而壁立千仞，其篳路藍縷之功彪炳千秋；王陽明的學(xué)問雖然文采飛揚，氣象萬千，同時也尊奉孟子為圭臬，他從百死千難之中立功、立德、立言，成為一座哲學(xué)史上的豐碑，但是，他的學(xué)問繼承與發(fā)展了陸象山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陸象山與王陽明都是“根正苗紅”的儒學(xué)正脈，對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否定，都是對對方的傷害。這是我們應(yīng)該特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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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貴州省2019年度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國學(xué)單列重大課題“陽明心學(xué)對先秦儒家思想的傳承與發(fā)展”（項目批準號：19GZGX02）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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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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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祖望：《宋元學(xué)案》卷二十九，《四庫備要》（第6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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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錢穆：《宋明理學(xué)概述》，《錢賓四先生全集》（第9冊），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8年，第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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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宗羲：《明儒學(xué)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7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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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守仁：《答徐成之》，《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一，吳光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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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傳·昭公九年》載：“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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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陳榮捷：《王陽明傳習(xí)錄詳注集評》，重慶：重慶出版社，2017年，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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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守仁：《拔本塞源論》，《傳習(xí)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吳光等編校，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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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陸九淵：《語錄上》，《陸九淵集》卷三十四，鐘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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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陸九淵：《與曾宅之》，《陸九淵集》卷一，鐘哲點校，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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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祖望：《宋元學(xué)案》卷五十八，《四庫備要》（第61冊），第6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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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陸九淵：《與邵叔誼》，《陸九淵集》卷一，鐘哲點校，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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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守仁：《拔本塞源論》，《傳習(xí)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吳光等編校，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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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守仁：《拔本塞源論》，《傳習(xí)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吳光等編校，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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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守仁：《大學(xué)問》，《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吳光等編校，第798—7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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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守仁：《拔本塞源論》，《傳習(xí)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吳光等編校，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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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陸九淵：《與張輔之》，《陸九淵集》卷三，鐘哲點校，第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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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守仁：《拔本塞源論》，《傳習(xí)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吳光等編校，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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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陸九淵：《與唐司法》，《陸九淵集》卷十五，鐘哲點校，第1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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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守仁：《拔本塞源論》，《傳習(xí)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吳光等編校，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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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陸九淵：《與邵叔誼》，《陸九淵集》卷一，鐘哲點校，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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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守仁：《拔本塞源論》，《傳習(xí)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吳光等編校，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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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王守仁：《拔本塞源論》，《傳習(xí)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吳光等編校，第48、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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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守仁：《拔本塞源論》，《傳習(xí)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吳光等編校，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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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王守仁：《萬松書院記》，《王陽明全集》卷七，吳光等編校，第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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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守仁：《重修浙江貢院記》，《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三，吳光等編校，第7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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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陸九淵：《雜說》，《陸九淵集》卷二十二，鐘哲點校，第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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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陸九淵：《語錄下》，《陸九淵集》卷三十五，鐘哲點校，第4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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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陸九淵：《白鹿洞書院〈論語〉講義》，《陸九淵集》卷二十三，鐘哲點校，第2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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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陸九淵：《白鹿洞書院〈論語〉講義》，《陸九淵集》卷二十三，鐘哲點校，第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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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錢穆：《宋明理學(xué)概述》，《錢賓四先生全集》（第9冊），第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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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錢穆：《宋明理學(xué)概述》，《錢賓四先生全集》（第9冊），第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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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陸九淵：《與傅克明》，《陸九淵集》卷十五，鐘哲點校，第1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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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陸九淵：《與吳仲時》，《陸九淵集》卷六，鐘哲點校，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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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島田虔次：《朱子學(xué)與陽明學(xué)》，蔣國保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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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王守仁：《拔本塞源論》，《傳習(xí)錄中》，《王陽明全集》卷二，吳光等編校，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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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xué)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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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陸九淵：《與李省幹》，《陸九淵集》卷一，鐘哲點校，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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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陸九淵：《與傅克明》，《陸九淵集》卷十五，鐘哲點校，第1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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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近復(f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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