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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劍平：知行合一：王陽明兵學思想管窺

作者：黃樸民（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熊劍平，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9期

摘要：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不僅精研儒學，還對包括《孫子兵法》在內的古典兵學有過深入研究。他善于將用兵理論運用到戰(zhàn)爭實踐，在平叛戰(zhàn)爭中有很好的運用，成為“知行合一”的最好注腳。就戰(zhàn)爭觀而言，他主張“求善”與“去患”；就實力運用來說，他力倡“兵民合一”；就戰(zhàn)爭謀略的運用而言，他注重奇正結合。正因如此，兵儒合流的特征，在他身上有著集中的體現(xiàn)。

關鍵詞：王陽明；兵學思想；軍事史；兵儒合流；

王陽明曾自稱“不習軍旅”1和“將略平生非所長”1，但這顯然只是自謙之詞。事實情況是，他在兵學上的建樹，并不亞于儒學領域?！睹魇贰氛J為，“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2，這并非夸張之詞。作為領兵作戰(zhàn)的軍事家，王陽明在鎮(zhèn)壓江西一帶盜賊和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中，都率領明軍取得勝利。作為“揭知行合一之說”1的重要思想家，兵儒合流的特征在他身上有著集中體現(xiàn)?？疾爝@一“心學化的兵學”3，也可對陽明學的“行動哲學特征”有很好的認知。4

一、“求善”與“去患”：對傳統(tǒng)戰(zhàn)爭觀的繼承

從傳世史籍中可以不難看出，王陽明曾對古代兵學經典有過深入研究，對“求善”與“去患”等傳統(tǒng)戰(zhàn)爭觀，有較多繼承。

王陽明學習古代兵典的心得，集中體現(xiàn)于《武經七書評》。在這本書中，王守仁對《孫子》《吳子》等兵經作了要言不煩的評點，從中尤其可見他研習古典兵略的功力。例如，對《孫子》的《火攻篇》，王陽明點評到：“火攻亦兵法中之一端耳，用兵者不可不知，實不可輕發(fā)?！?這樣的點評，顯然與孫子“非危不戰(zhàn)”非常契合。相對于這種忠實的解讀，王陽明也有自己的發(fā)揮之處，比如對《軍爭篇》，王陽明點評到：“善戰(zhàn)不戰(zhàn)，故于軍爭之中，寓不爭之妙?！?這是巧妙運用了《老子》的“不爭之術”對《孫子》的“軍爭之法”進行解讀，更突出和強調了“不爭”的作用。

對于幾部著名的兵學經典，王陽明也注意進行比較分析。對于《孫子》《吳子》這兩部兵典，王陽明論述了其中區(qū)別：“《吳子》握機揣情，確有成畫，俱實實可見之行事，故始用于魯而破齊，縱入于魏而破秦，晚入于楚而楚伯。身試之，頗有成效。彼《孫子兵法》較《吳》豈不深遠，而實用則難言矣。想《孫子》特有意于著書成名，而《吳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在王陽明看來，《吳子》比《孫子》更趨于實用，是一部立足于實戰(zhàn)的兵法，而且在戰(zhàn)場上也有實際功效。至于《孫子》，雖立意更深，卻不如《吳子》實用，所以就實用性來說，《吳子》更勝一籌。這個認識顯然與很多人不同，體現(xiàn)出王陽明的獨到見解。至于《尉繚子》《唐太宗李衛(wèi)公問對》這些兵書，王陽明認為，它們的價值要比《孫子》《吳子》等而下之，所以在選擇品評之時，他只選擇那些在他看來有一定價值的篇章。就《唐太宗李衛(wèi)公問對》而言，王陽明認為它只能算是《孫子》《吳子》的注腳而已：“李靖一書，總之祖孫吳而未盡其妙，然以當孫、吳注腳亦可。”1從這些評語和態(tài)度可以看出，王陽明對古代兵學經典并不是一味的盲從，而是有著自己獨立的思考和獨到的見解。將《唐太宗李衛(wèi)公問對》等當作《孫子》的注解，稍晚時期的茅元儀也有這樣的認識，不知是不是從王陽明這里受到啟發(fā)。

王陽明一度將講學宗旨定位為“致良知”。在平定叛亂之后，更是將他的全部思想凝練為“致良知”三字。5這其實是基于“人性皆善”的認知。1他的“求善”“去患”的戰(zhàn)爭觀與此密切相關，而且也與傳統(tǒng)戰(zhàn)爭觀有著密切聯(lián)系，從中繼承較多，而且論述更加具體化。王陽明始終將戰(zhàn)爭視為“兇器”或“危物”，是對老子和墨子等先哲的繼承。他一直認為戰(zhàn)爭是迫不得已才能使用的手段。在《平茶寮碑》中，他指出：“兵惟兇器，不得已而后用。”1“不得已而后用”體現(xiàn)了他對戰(zhàn)爭的基本態(tài)度，王陽明此后還在一篇祭文中再次用到，說明他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是一貫的。在這篇祭文中，他出于感傷，再次強調了戰(zhàn)爭的殘酷性：“古者不得已而后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群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于溝壑？且兵之為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為荊棘；所住之處，遂成涂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剿之罪，于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于兵刃之下也......”1既然是迫不得已才發(fā)起戰(zhàn)爭，王陽明更希望通過政治手段來平息紛爭。比如就叛亂而言，他更主張安撫，而不是立即發(fā)起征討。在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的一份奏疏中，王陽明詳細論述了征討戰(zhàn)爭的“十患”與政治安撫的“十善”。很顯然，“十善”與“十患”形成了鮮明對比，可以立即看出他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那就是“求善”和“去患”。

什么叫“十患”呢？王陽明總結為這樣十條：“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為盜”；“益狂誕而無所忌”；“慘毒可憂，尤有甚于饑寒之民”；“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為邊夷拓土開疆”；“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1

既然發(fā)起征伐戰(zhàn)爭有此“十患”，所以在他看來，“今日之舉，莫善于罷兵而行撫”1，更何況安撫之舉存有“十善”。那么“十善”包括哪些內容呢，王陽明總結如下：

活數(shù)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jié)縮贏余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愿，而免于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于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奸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御，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xiāng)村免于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于倒懸，得以稍稍蘇復，起呻吟于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愿，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瑤、僮，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fā)之費，歲以數(shù)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能通行，農安其業(yè)，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1

王陽明在詳細論述發(fā)起征伐戰(zhàn)爭的“十患”之后，又總結出推行安撫政策、避免陷入戰(zhàn)爭的“十善”，這兩者形成了鮮明對比，究竟應該如何取舍，已經一目了然。

在對戰(zhàn)爭的危害性進行深入分析之后，王陽明擔心仍然無法說服皇帝，繼續(xù)基于利害關系對其進行深度剖析。他指出，之所以有人積極主張發(fā)起征討戰(zhàn)爭，是因為他們心存“二幸四毀”之念。所謂“二幸四毀”，王陽明總結為：“下之人幸有數(shù)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日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shù)萬之眾，而竟無一戰(zhàn)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跡嫌疑之毀；是謂四毀?！?在王陽明看來，由于存在“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毀惕于其外”，所以會造成很多人“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1這當然會造成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出現(xiàn)，理應努力避免。

王陽明之所以力排眾議，堅決反對無端發(fā)起戰(zhàn)爭，是因為他切身經歷了戰(zhàn)爭，親眼目睹了戰(zhàn)爭的危害。在他看來，戰(zhàn)爭是否發(fā)起，要進行得失衡量，要進行利害比較。如果可以通過招撫等手段實現(xiàn)“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那就一定努力去爭取，切不可將百姓推入戰(zhàn)爭的火海之中。6也就是說，戰(zhàn)爭一定是最后的手段，而不是最佳的手段，只有到了迫不得已之時才能使用。

二、“嚴守乘弊”的備邊思想

王陽明所處的時代，大明王朝已經在拖著日益沉重的步伐緩慢步入衰落期。此時的明政權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可謂內憂外困。作為憂國憂民的儒者，王陽明深入思考對策，認為第一要務是“備邊”，消除邊陲之患。所以他上書朝廷《陳言邊務疏》，積極為整飭邊務建言獻策。

至于“備邊”的主要措施，在他看來，關鍵是這樣八條：“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表面看是八條建議，實則是從四個方面出發(fā)，全面闡述了他的備邊主張，闡發(fā)了消除邊患的措施和策略。

王陽明首先強調的是人才隊伍建設，即“蓄材以備急”和“舍短以用長”。這就是說，不僅要重用人才，而且要做到用人之所長。所謂“蓄材以備急”，就是強調加強人才儲備。王陽明認為，“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也就是說，能不能得到足夠多的人才，能不能重用人才，是勝敗的關鍵。1他接著以南宋為例，說明人才的重要性。當時南宋偏安江南，既有宗澤、岳飛、韓世忠這些武將，也有李綱等人為相，尚且不能制止金人南下，大明王朝一統(tǒng)天下，疆域更加遼闊，如果不能做好人才儲備，萬一遇到虜寇長驅而入，則無以御之。那么，如何選拔人才，選拔什么樣的人才呢？王陽明也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當務之急是選拔“文武兼濟之才”，因為武舉僅可以得到“騎射搏擊之士”，得不到那些“韜略統(tǒng)馭之才”。那些公侯之家教讀出來的讀書人，也不過是虛應故事，無所裨益。所以，他建議改革選拔人才的制度，把那些“文武兼濟之才”選拔出來，既“習之以書史騎射”，也“授之以韜略謀猷”；至于兵部的官員，自尚書以下，包括侍郎在內，都要每年更迭，派出去巡邊，了解邊情：“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于平日”。1王陽明認為，只有在平時做好人才儲備，發(fā)生緊急情況時，才可以從容應對。有了人才，還要注意使用方法，尤其是要做到“舍短以用長”。王陽明認為，人非圣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他還以吳起、陳平等名人為例，說明了這個問題。所以，在使用人才時，一定要做到用人之長，這就是“使功不如使過”的道理。

第二是軍備物資的儲備和保障，即“簡師以省費”和“屯田以給食”。所謂“簡師以省費”，就是實行精兵政策，減少軍費開支。孫子指出：“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用兵作戰(zhàn)，耗費巨大，如果在北部邊境與敵軍作戰(zhàn)，則消耗更大。所以，王陽明認為只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1，這正是“兵貴精不貴多”的道理。在王陽明看來，按照當時的規(guī)模計算，一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即可，只此便可省減無窮之費。除了精簡部隊之外，王陽明積極主張“屯田以給食”。他借“兵以食為主”1的道理指出，邊境戍邊需要“邊關轉輸，水陸千里”1，這正是孫子所說的“國之貧于師者遠輸”6的道理。要想減少軍費開支，更好地解決邊境官兵的吃飯問題，就要讓那些沒有戍邊任務的非戰(zhàn)斗部隊積極參加屯田，令他們“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在王陽明看來，這雖然未必能徹底解決邊境部隊的補給問題，但也至少可以降低軍費開支，是萬全之長策。

第三是加強軍隊的管理，也即“行法以振威”和“敷恩以激怒”。在王陽明看來，當時的明軍在部隊管理問題方面出現(xiàn)了問題，以至于“朝喪師于東陲，暮調守于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王陽明列舉李光弼、狄青等名將治軍的例證，說明從嚴治軍的重要性。所以，他建議皇帝，必須要對那些坐失戰(zhàn)機的人從嚴治罪，以嚴格的軍法服眾，如此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王陽明主張，在加大懲處力度的同時，也要提高對士卒的獎賞，多關心邊關將士的疾苦，此即“敷恩以激怒”。他從引用《孫子兵法》“殺敵者，怒也”一句入手，認為明軍前方失利、士氣消沮之際，尤其要注意激發(fā)軍隊的士氣。6至于如何激發(fā)部隊的士氣，需要真正關心士卒的疾苦，包括其父母子弟的疾苦，對于死難將士，也要加強撫恤，這樣便既可以讓“死者皆無怨尤”，也可以讓“生者自宜感動”。在此基礎上，再挑選強壯之士，“宣以國恩，喻以虜仇，明以天倫，激以大義”，進一步做好賞罰，就可以讓士卒牢記父兄之仇，以報朝廷之德。

第四是戰(zhàn)略戰(zhàn)術，即“捐小以全大”和“嚴守以乘弊”。

什么叫“捐小以全大”呢，王陽明引用《老子》的名言“將欲取之，必固與之”7和《孫子兵法》的名言“佯北勿從，餌兵勿食”6，說明“捐小全大”的道理。王陽明指出，當今敵寇勢力強大，所以一定要探清虛實，不要輕易盲動，如果對方挑逗或誘惑時，不要輕易應對。對方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這都是誘我以利。如果每次都慌張應對，那就會造成部隊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讓對方的陰謀得逞。所以，戰(zhàn)與不戰(zhàn)，都應該以我為主，牢牢把握主動權，一旦出現(xiàn)戰(zhàn)機，那就要乘勢發(fā)起致命一擊。

至于“嚴守以乘弊”，說的還是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王陽明借用《孫子兵法》“善戰(zhàn)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一句，說明加強戰(zhàn)備、增加防守實力的重要性。6王陽明分析認為，“中國工于自守，而胡虜長于野戰(zhàn)”。為了揚長避短，那就要加強防守，一面做好敵情偵察工作———“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一面加強部隊的訓練工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與此同時加強獎賞力度，提振士氣———“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yǎng)銳”。只有多管齊下，才可以使得己方立于不敗之地，再抓住戰(zhàn)機，“一戰(zhàn)而破強胡”。王陽明希望達成的效果是：“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guī)熂纫?，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如此則是“周悉萬全”，真正的所謂“不可勝者”。而且這會帶來此長彼消的效益：“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边@樣一來，就不必擔心敵寇不除，可以達成“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的效果。1

王陽明在《陳言邊務疏》中所總結的八條，我們按照今天的標準可以歸納為四點，其主旨則集中為“戍邊”，這其中自然更強調“嚴守”，主要是為了應對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其中所談用兵之理，雖然如他自謙的那樣，是“兵家之常談”和“為將者之所共見”，但大都直陳時弊，道出了明軍癥結所在，所以具有極強的現(xiàn)實意義，同時也反映出他對古典兵略的熟悉程度。

三、兵民結合的平叛方略

明朝發(fā)展至中期以后，已經身處內憂外患的激蕩旋渦之中。所以，王陽明雖然極力反對戰(zhàn)爭，但他本人卻多次被動地卷入戰(zhàn)爭之中，被迫多次在戰(zhàn)爭舞臺之上展示自己的軍事才華，儼然成為一名“救火隊員”。當時，因為南方各地相繼爆發(fā)叛亂，王陽明的很多精力都花在了平叛戰(zhàn)爭上，他的后半生幾乎都是馬背上度過，在南方各地指揮接踵而至的平叛戰(zhàn)爭，并就此形成豐富的政略和戰(zhàn)術思想?？偨Y其方略，其中最為主要的有這幾條。

第一，兵民結合，重用民兵。

王陽明針對明朝官兵戰(zhàn)斗力低下的弊端，主張大膽地選用民兵，甚至是實現(xiàn)“家家皆兵”和“人人皆兵”，以此推進兵制的改革。1如果無法做到這些，也要盡量在民眾之中選拔士兵，以此加強軍隊的戰(zhàn)斗力。在征召到彪悍的民眾之后，就需要立即教會他們掌握戰(zhàn)斗技能，再推到戰(zhàn)爭前線。嘉靖期間的抗倭斗爭，已經轉移大量招募民兵，其實也與王陽明的創(chuàng)始之功有關。就實際效果而言，大量吸納民兵進入軍隊，無疑為當時戰(zhàn)斗力已經羸弱不堪的明軍補充了新鮮血液，是一項非常具有針對性同時也是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舉措。

王陽明對明軍的戰(zhàn)斗力一度深感失望。他十分清楚，明朝官府之兵已經積重難返，無法滿足平叛戰(zhàn)爭的需要。他對明軍的評語是四個字：“有名無實?！?每當遇到火災或盜竊等案件發(fā)生，急需這些人執(zhí)行任務的時候，他們都是坐視觀望的態(tài)度，并不能按照約定時間和地點予以策應。不僅如此，他們中間還有一些人不守法律，私自接受賄賂，對百姓威逼利誘，套取利益。有時候捕獲一兩盜賊，也是巧行詐騙之事，乘機勒索財物。有的則是定期進行敲詐，稍有不從，則百般羅織罪名，甚至是對賊徒采取縱容和隱瞞的態(tài)度，私下分贓。這些官兵，腐敗而且狡猾，想去捉拿追責，卻苦于找不到實際罪證。

在王陽明看來，那些衛(wèi)所的軍丁，因為故籍分散各處，對當?shù)氐那闆r了解不多，并且無法做到戮力同心。領導他們的府縣機構等，也缺少御寇之方，就此造成指揮領導的乏術。使用這些人作戰(zhàn)，這其實就是“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群癢而攻猛虎”1，必然缺少勝算。何況在遇到盜賊猖獗之時，請示調撥軍隊破費時日，軍隊在往返的路途也會耽擱很多時間，甚至經年不見救兵，這樣自然會喪失征討的最佳時機。何況在這征調軍隊的過程中，所耗費的軍費過于龐大，動輒逾萬。姑且不論這些遠道趕來的軍隊戰(zhàn)斗力不濟，難以達成平叛效果，即便是盜賊聽說官兵殺到，也會早已遁跡山林，無從尋覓?？墒?，一旦等到這些軍隊撤走，那些叛賊又故態(tài)復萌，甚至比之前更加猖獗。這樣做的結果便是：“群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1

對于巡捕軍職官員的腐敗，對于衛(wèi)所官兵的無能，王陽明都洞如觀火，所以指揮平叛戰(zhàn)爭，并不完全指望這些人。他除了積極主張對這些腐敗分子充斥軍隊采取“就便裁革”的措施之外，還建議大膽選用民兵，作為軍力的補充。1也就是說，在當?shù)匕傩罩羞x拔一些勇武之士，對他們組織必要的軍事訓練，令其掌握必備的作戰(zhàn)技能，再逐步充實到平叛隊伍之中。在沒有戰(zhàn)事的和平時期，可以利用這些人做好防衛(wèi)工作，一旦遇到戰(zhàn)亂，就可以及時對其進行征調，投入戰(zhàn)斗之中。這樣就可以實現(xiàn)王陽明所追求的效果：“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1

王陽明積極主張選用民兵，除了看到官兵的腐敗和無能之外，也是看到了民兵在實際平叛戰(zhàn)爭中的各種利好。他指出，平叛戰(zhàn)爭所面對的作戰(zhàn)環(huán)境非常復雜，往往是山谷險隘，林木茂深，而且這些險隘之地，多被盜賊占據(jù)。他們占據(jù)有利地形，往往乘間劫掠，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如果選用民兵，將平叛戰(zhàn)爭與當?shù)匕傩盏闹苯永鎾煦^，能夠激發(fā)他們的戰(zhàn)斗力。而且，作為當?shù)匕傩?，一定更加熟悉當?shù)氐牡匦螚l件，可以充當向導，協(xié)助剿匪行動的展開。何況選調本地民兵，還可以極大地節(jié)約軍費開支，從根本上解決“財用耗竭，兵力脆寡”等問題。1

至于選調民兵的具體實施辦法，王陽明也進行了深入探討：

首先是保證足夠數(shù)量的人員，尤其注意在民間選拔那些勇猛健壯之人，充實到軍隊中來。王陽明指出，首先是精心挑選：“為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于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眾之士，每縣多或十余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杰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yōu)其廩餼，署為將領?！?不僅如此，還要注意合理編排：“為此仰鈔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shù)，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1除此之外，還要找到合適的統(tǒng)領人員：“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扎，別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tǒng)押?！?

其次是做好日常的訓練和管理，使得士卒掌握必備的作戰(zhàn)技能，聽從指揮，服從調遣。對此，王陽明強調：“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征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jié)。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fā)，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不僅要抓好訓練，還要加強管理：“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余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于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興父兄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通觀王陽明重視民兵的做法，可以在先秦時期找到久遠的源頭，非常接近于管仲“寓兵于農”之術，也與法家“耕戰(zhàn)”思想大抵相仿。這不僅是針對當時的現(xiàn)狀所采取的權宜之計，也能夠長期推行戍邊之策?？少F的是，王陽明不僅是如此主張，同時也將這些理論積極付諸實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攻治結合，攻心為上。

長期熟讀兵書戰(zhàn)策的王陽明，對于指揮作戰(zhàn)很有一番心得。但他深知，用兵作戰(zhàn)絕非易事，所謂“兵難遙度，不可預料”1，尤其是在平叛戰(zhàn)爭中，遇到的對手更加狡猾兇狠，難以捉摸，所以更要講究策略。他分析敵情指出，賊寇聯(lián)絡多省，橫跨千里，勢力已經非常強大。他們一面“占據(jù)居民田土數(shù)千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shù)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奸污妻女；其為荼毒，有不忍言”，一面據(jù)守“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1，確實很難對付，尤其難以根治。行蹤不定的賊寇，經常讓明軍束手無策。對此，王陽明主張采取“攻治結合”的方法，在加大軍隊討伐力度的同時，更講究“攻心戰(zhàn)”，尤其主張以“攻心為上”。這些設想和方略，他寫進了《攻治盜賊二策疏》《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等奏疏之中。

面對叛賊生亂，一般人都會首先想到“攻”，立即發(fā)兵攻打。但是這樣做，畢竟付出代價太大，戰(zhàn)爭成本太高，并非上策。在《攻治盜賊二策疏》中，王陽明首先也提及這個“攻”。他認為，由于明軍兵少，而且供給不足，要想通過進攻戰(zhàn)來對賊寇形成威懾，必須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行。所以王陽明希望皇帝給予他執(zhí)行賞罰之重權，使得他有“便宜行事”的機會，而且不以時日為限，給他足夠的訓練兵眾的時間，給他“伸縮自由，相機而動”的空間，“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積小勝為大勝，便可以在“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的情況下，最終實現(xiàn)“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的戰(zhàn)略目標。

王陽明既希望皇帝征調確具戰(zhàn)斗力的軍隊與叛賊決戰(zhàn)，同時希望做好后勤物資的補給，給予充足的保障?；诔Ｒ?guī)的戰(zhàn)爭邏輯，如果將賊兵預計為兩萬，則明軍需要出兵十萬，只有“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并進，一鼓成擒”1，這才可以達成“庶幾數(shù)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怨可雪”的目標。本著除賊務求徹底的原則，征調大軍攻打是首選良方。但是，依照當時的條件，姑且不說無法迅速征調，即便是征調到足夠數(shù)量的軍隊，如何保障糧草也是一個難題。戰(zhàn)爭畢竟“日費千金”，“積粟料財，數(shù)月而事始集”，而且“轉輸之苦，重困于民”。1四境之民，已經非常疲困，如果再加以大兵，民眾將何以堪命？所以，在他看來，四處征調大軍，“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1。因此，征調大軍圍剿賊寇，“勞師遠征”，并非上佳選擇?！按蟊罄^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更非“御盜安民之長策”。1

那么，什么才是最佳方案呢？王陽明認為，所謂“攻治結合”，才是最佳方案。這種“攻治結合”，以“攻”為本，但更求“攻心”，尤以“攻心為上”。這一層意思，他在《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中有著較為系統(tǒng)的闡述。

當時，岑猛父子為禍西南，王陽明雖然重病纏身，但還是被朝廷委以平叛的重任。王陽明認為，“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shù)人而已，其下萬余之眾，固皆無罪之人”，如果因為這數(shù)人，而付出沉重代價，“不顧萬余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就顯得得不償失。所以他主張釋放那些“無罪之民”，即被脅迫的眾多無辜百姓，以此收買人心。不僅如此，他還積極建議就此釋放岑猛父子，不再繼續(xù)追責，放棄大兵追剿：“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努力通過攻心戰(zhàn)來使得“蠻夷悅服”。1在王陽明看來，這是收買人心之舉，可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和瓦解叛軍。在經過一番安撫政策之后，如果遇到少數(shù)叛賊繼續(xù)“頑梗自如”，則再發(fā)重兵予以討伐，有針對性地重點打擊那些頑固分子。

王陽明之所以立足于“攻心”，是因為他對當時前線的戰(zhàn)局非常了解，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當時，平叛大軍將叛賊四面圍困，卻無法占據(jù)優(yōu)勢，就此陷入困境。面對如此局面，王陽明憂心忡忡。他分析指出，因為叛軍“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guī)煛保詫е隆拔冶噪m眾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的局面，1官兵已經成為強弩之末，其勢不能穿魯縞。即便繼續(xù)堅持下去，也會造成重大傷亡。既然是因為無法攻克叛賊而忽然宣布釋放他們，是否會就此造成紀綱不振，王陽明認為完全不必有此顧慮。因為古代的圣人，都曾用這種方法贏得民心，而使得“萬世稱圣”。何況這種“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的行為，也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所以不能因為殺戮二酋的激憤之情，而忘記或犧牲兩省之民的利益。如果太過于急功近利，陷百姓于水火，那就一定不是“國家之福，生民之庇”1。

第三，設官定編，分而治之。

在完成田州一帶的平叛任務之后，如何防止賊寇卷土重來，也是一件棘手之事。王陽明認為，必須在設官和用人上花點心思。他力主攻心為上，也就是這個原因。除了在戰(zhàn)爭中做好攻心戰(zhàn)之外，更要注意在平時做好安撫工作，從而力爭從根本上解決人心向背的問題。這其中的關鍵，就是用人，選對干部，并且放在合適的崗位之上。所以他接連陳書朝廷，先后寫出《地方緊急用人疏》《地方急缺官員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等奏疏，建議立即加大地方官員的選拔使用力度。選用什么樣的人才能擔負起這一重任呢，王陽明根據(jù)自己長期在一線指揮平叛的經驗，建立了他的選人標準。這個標準如果簡單概括，就是十六個字：“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謀勇才能，足當一面?！?從中可見，王陽明格外強調官員們對于“夷情土俗”的掌握程度。在他看來，只有尊重地方民俗，尊重少數(shù)民族的風俗習慣，才能做到“于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1，保證民眾各安其所，并力爭實現(xiàn)“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后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1的目標。

對此，王陽明撰寫《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提出了多條富有針對性的建議。首先是“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他認為，如果保留土官，也許只能保持數(shù)年太平，并不是長久之策。十余年后，“其眾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所以必須要設流官知府對其加以節(jié)制。其次是“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即便是在匪首岑猛被殺之后，王陽明仍然建議保留設立土官。之所以如此設官，主要是看到“岑氏世有田州，其系戀之私恩久結于人心”，所以要順應各夷之情，而且希望取得連鎖效應，令別處土官保持安定：“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痹俅?，是“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在一定的時間段保留土官，只是權宜之計，要想求得徹底根治，必須要抓住時機對各大小頭目進行分化和瓦解，分解他們的權力。至于分解的辦法，就是在“州”之外設“甲”，每三甲或二甲設立一個巡檢司，歸屬流官知府。同時也可以分立若干土巡檢司，聽任其土俗自治，但這些土巡檢司同樣歸屬流官知府。王陽明認為，只有這樣分而治之，才能根治匪患，并且“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

在長期的平叛戰(zhàn)爭中，王陽明不僅對戰(zhàn)爭問題有了深入思考，也對如何御民進行研究。他深知，社會動蕩、人心思變的根本原因，是出自社會治理，為此他積極倡導并大力推行“十家牌法”，試圖借此來加強社會管制，進而從源頭上減少盜賊和叛亂的出現(xiàn)。

何為“十家牌法”，王陽明有非常詳細的總結：“仍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奸偽無所潛形。為此，仰鈔案回道，即行各屬府縣，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于著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由此可見，“十家牌法”的根本目的，是希望能夠對百姓實行定位化管理，再通過連坐之法加以嚴格約束，有點類于管仲等人推行的“什伍之法”。一旦出現(xiàn)住來歷不明之人，或者妄行狡偽欺竊之事，乃至私通賊寇、傳遞情報、窩藏奸宄等，都可以及時被發(fā)覺，也更容易為官府所查考和追責。

與“十家牌法”相配套的還有保長制。他要求“于各鄉(xiāng)村推選才行為眾信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一防御盜賊”1。為了促使保長在防御盜賊方面發(fā)揮積極作用，王陽明加大了對保長的問責，具體策略則是：“但遇盜警，即仰保長統(tǒng)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xiāng)村，各于要地置鼓一面，若鄉(xiāng)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zhí)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后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xiāng)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為快便。此則各隨財力為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即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王陽明對自己設計的這一“息盜安民”之策頗為自信，認為可以實現(xiàn)“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的目標，1于是不遺余力地在各州各縣大力推行，先后頒發(fā)《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行廉州府情查十家牌法》《申諭十家牌法》《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等，將其作為一項新政極力在各地推行。很顯然，這“十家牌法”，已被他視為“剪除盜賊，安養(yǎng)小民”的一味良方。

第四，賞罰有據(jù)，從嚴治軍。

王陽明深知，要想贏得平叛戰(zhàn)爭的勝利，除了約束百姓、加大獎懲力度之外，更要對軍隊從嚴治理。在平叛前線，他尤其注意通過加大賞罰力度來提振士氣，提高部隊的戰(zhàn)斗力。根據(jù)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等人的奏呈，又“尋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積極尋找平叛良策。他認為，治理失當和約束不嚴，是導致匪患日益嚴重的根本原因。在《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中，王陽明指出：“盜賊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賞罰之不行。”1所以，在他看來，江西一帶之所以叛亂連連，并且難以根除，根子正是出在管理上。不僅是百姓的治理出現(xiàn)問題，就連官府的征剿大軍也紀律松散，所以導致匪寇越剿越多。因此，王陽明多次強調應該加大獎懲力度、從嚴治軍。

當時，負責平叛的明軍普遍存在驕惰之氣。王陽明在經過實際調查之后指出：“南、贛之兵素不練養(yǎng)，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fā)，追呼拒攝，旬日而始集；約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兗載歸巢矣?；颡q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這種現(xiàn)狀，令王陽明痛心不已。使用這樣的軍隊來抵御賊寇，正如“驅群羊而攻猛虎”，根本不可能取得平叛戰(zhàn)爭的勝利，也一定無法達成招撫的目標。本著寧缺毋濫的原則，王陽明一面反對“招撫之太濫”，一邊著手整飭隊伍，加大對明軍的管理力度，更加大獎懲的力度。他指出：“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zhàn)，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shù)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zhàn)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于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衲?、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賞罰之不行’者，此也?！?在王陽明看來，明廷包括《大明律》在內的各種法典已經足夠詳細，但并沒有得到貫徹和執(zhí)行：“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本酮剳椭贫榷裕绕渲v究“賞不逾時，罰不后事”，必須做到秋毫無犯，否則就無法達到“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的作用。當時，正是由于制度落實不嚴，尤其是獎懲的執(zhí)行不力，導致局面異常被動。那些已經被招撫的盜賊，因為沒有得到預期的獎賞，所以并不甘心接受招安。就在叛亂得到短暫平息之后，等到官府大軍班師沒幾日之后，他們就會卷土重來，于是山林之間就會重新出現(xiàn)賊寇呼嘯成群的局面。至于那些參與平叛的部隊，也早已習慣于這種局面，往往瞞報軍情，邀功求賞，導致局面無法收拾。所以，必須要加大對這種行為的懲處力度。如果膽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fā)落”1，總之，只有對那些瀆職官員從重處罰，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各種亂象的發(fā)生。

王陽明一貫主張從嚴治軍，始終強調“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1，并非只在戰(zhàn)時才重視。例如，在《萬松書院記》中，王陽明說：“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余，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今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后士氣可得而振也?！?再如《預整操練》中，他主張：“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總之，在主張從嚴治軍、嚴格執(zhí)行各種獎懲紀律方面，王陽明與眾多軍事家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睹魇贰吩u論王陽明“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2，他之所以能以弱卒戰(zhàn)勝強敵，除了富有戰(zhàn)爭謀略之外，鐵腕治軍也是一件重要法寶。

第五，巧用謀略，詭道勝敵。

王陽明不僅對包括《孫子兵法》在內的古典兵學理論有過深入研究，而且善于將用兵理論運用到戰(zhàn)爭實踐，并在平叛戰(zhàn)爭中立下赫赫戰(zhàn)功。由此也傳遞給后人傳統(tǒng)以儒者文武兼?zhèn)?、足智多謀的新形象。輫0)

公元1517年前后，面對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一帶盜賊蜂起的局面，因為兵部尚書王瓊的器重，王陽明臨危受命，被提拔其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面對“盜賊蜂起”的局面，輫1)王陽明大膽地改革部隊的編制，輫2)前線帶兵將領都改為臨時委派，而不再由朝廷直接任命，并強調了逐級追罪，加強了對副將以下將士的管理。與此同時，他從清除內奸著手，仔細排查奸細，為進剿行動打下了基礎。此后，王陽明命令部隊佯退，再出其不意發(fā)動攻擊，一舉攻破山賊。雖說盜賊勢力強大，王陽明率領不多的文職官吏和偏裨軍校迅速平叛，“自是境內大定”輫3)。

當寧王朱宸濠起兵謀反之后，王陽明再次成為救火隊員。他一面緊急征調兵馬糧草，一面火速傳檄各處，通知守軍勤王。他又以朝廷的名義向各府縣傳遞聲討朱宸濠的檄文，實則是為了巧妙隱藏己方的行動計劃。檄文中謊稱“直搗南昌”實則是為了敲山震虎，使得朱宸濠不敢輕舉妄動。輫4)等到朱宸濠率軍襲擊南京時，王陽明召集各路兵馬攻打南昌。此后，王陽明派兵沿途設伏，靜等朱宸濠回兵。叛軍由此而大敗，朱宸濠逃跑過程中被活捉。這次叛亂僅持續(xù)三十五天就被平定。當初，京城內外都得知叛亂的消息，朝臣大多都感到震驚和恐懼，只王瓊胸有成竹地說道，“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賊”，沒過多久果然收到勝利的消息。輫5)

從平叛戰(zhàn)爭的順利獲勝不難看出王陽明的用兵智慧以及過人的文韜武略。雖說熟讀儒家經典，王陽明并沒有受到儒家仁義道德的束縛?？吹角閯菥o急，王陽明不拘一格地大膽運用偽造檄文的辦法來威懾對手，體現(xiàn)出他出眾的膽識，也反映出他靈活務實的一面。精研《孫子兵法》的王陽明，用兵多用詭詐之術。得知敵我雙方兵力上存在差距，他便巧妙地通過“形人”之術，即使用欺騙手法來穩(wěn)住對手。輫6)在得知叛軍圍攻安慶之后，王陽明指揮軍隊攻打南昌，則是巧妙運用了孫子“以迂為直”的策略，輫7)也與孫臏“圍魏救趙”之策相仿佛。對于情報的重視，巧妙使用間諜等，也與孫子的用兵方略頗有相似之處。由此可見，王陽明身上體現(xiàn)了明顯的兵儒合流的特征。更為可貴的是，王陽明不僅下大力氣精研古代兵典，同時也善于在戰(zhàn)場上靈活地加以運用。確如一貫主張的“知行合一”那樣，王陽明將兵家的用兵謀略與儒家的治國安邦之策很好地結合起來，并通過用兵理論與戰(zhàn)爭實踐的結合，推動了兵學與儒學的融通。輫8)

注釋：
 
(1)(2)(4)(7)(8)(9)(10)(12)(13)(14)(15)(16)(17)(18)(19)(21)(22)(23)(25)(26)(27)(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744、262、1187、1186、1188、1189、6、947、964、467、467、467、467、467、285、285、285、285、285、285、285、635、1091、526、526、1091、526、526、526、542、526、526、542、170、311、311、311、318、462、462、462、462、476、479、476、531、531、610、610、307、307、307、307、298、252、542頁。
 
(3)(69)(71)(73)(74)(75)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337、1337、1335、1335、1336、1336頁。
 
(5)錢明：《王陽明的兵學術與武備策》，《浙江學刊》2019年第1期。
 
(6)岡田武彥：《王陽明大傳》，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第4頁。
 
(11)張學智：《中國儒學史·明代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頁。
 
(20)(24)(28)(29)(31)(32)(76)(77)楊丙安：《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57、37、42、46、193、87、146、169頁。
 
(30)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93頁。
 
(70)錢明：《王陽明兵學著作考述》，《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72)具體措施在《明史》中有記錄：“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隊為哨，哨有長，協(xié)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于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睆埻⒂竦龋骸睹魇贰罚腥A書局1997年版，第1335頁。輫8)丁濤、鐘少異：《試論王陽明軍事思想的學術價值與影響》，《貴州文史叢刊》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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