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澤應】船山學的學術基質
【王澤應】船山學的學術基質
作者：王澤應（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三月初八日癸酉
??????????耶穌2020年3月31日
王夫之《楷書雙鶴瑞舞賦》（局部）。資料圖片
王夫之像。資料圖片
【依托學科推動“兩創(chuàng)”國學學科化建設】
船山學是中華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船山學是指由船山本人所闡釋和建構起來的學術思想體系及其后人對船山思想和精神研究成果的總和。在船山學的思想研修和體系建構中，船山本人闡釋和建構的學術思想體系是原初的理論基點和學人們不斷聚焦、不斷接近和不斷深入研究的原點，后人對船山學的理論致思、學術品評以及體系建構則是從船山思想體系出發(fā)的再研究與再建構，二者組合成船山學的義理建構和體系建構。
就船山本人對其學術致思和建構的成果而言，可以用船山的三句名言來概括，此即“坐集千古之智”“希張橫渠之正學”“六經責我開生面”。
“坐集千古之智”，是說船山治學是建立在對前人學問全面系統(tǒng)總結基礎之上的，有一種對中華學術予以全面清理、深刻反思和系統(tǒng)總結的學術自覺和學術追求。它不僅揭橥了船山學得以挺立的思想來源和學理基礎，也昭示出船山學集中華學術之大成的建構意義和精神氣象。在中華學術史上，孔子是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他對中華學術作出了第一次全面系統(tǒng)的總結?！睹献印とf章下》有言：“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薄敖鹇曈裾瘛笔敲献佑脕肀扔骺鬃訉χ腥A學術全面系統(tǒng)的整理總結及其所作出的貢獻的詞語。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對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以及“以《詩》、《書》、禮、樂教”的學術文化總結的貢獻也作出了高度肯定。除孔子外，荀子、董仲舒、朱熹、王船山等人也對中華學術文化作出了全面系統(tǒng)的總結。從某種程度上說，船山的總結似乎有超越荀子、董子、朱子而遙契孔子的意義。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認為，“王夫之的歷史任務是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特別是哲學中的各種問題作總結。這個任務他出色地完成了”；“王夫之的學問廣博，對于儒家的重要經典都作了注解。對于以前的哲學思想都有所討論和批判”（《中國哲學史新編（下）》，第328頁、第331頁）。船山生當明清鼎革之際，試圖對引起當時社會變故、民族危機的內在因由予以學術文化史的全面考察和系統(tǒng)總結，以其為鍛鑄未來尋找新希望的種子。他以清醒的文化自覺和“學成于聚，新故相資而新其故”的精神，從經史子集諸領域總其成，不僅全面揚棄程、朱、陸、王，批判地總結了宋明道學，而且精研易理，熔鑄老莊，旁及佛道二教，對中華學術文化作出了堪比孔子的全面系統(tǒng)的清理、總結和反思，由此使其學術呈現出“分言之則辨其異，合體之則會其通”的特點，這是船山學博大精深、含弘微妙的根本所在。
“希張橫渠之正學”，是說在對宋明道學比較品評的過程中，船山學有一種希冀闡發(fā)張載關學的精深義理、弘揚張載關學真精神的學術致思路徑和學術價值追求，明確了船山學在對中華學術文化特別是宋學義理探求和價值建構上的自我定位，也道明了船山學希冀弘揚中華正學的理論品味和學術指向。船山學在對中華學術各家各派的學術研修和比較品評中，從對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維系與發(fā)展的角度，且從思想本身的正當性探求以及合乎中華正道的高度，認為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在宋代的承繼者為張載，此即是中華正學的集中表現。而商韓法家、佛道二教所宣揚的人生哲學、道德哲學多有偏離中華正學的乖謬之處，則是他所要去批駁和匡正的，此即是船山所言的“辟佛老而正人心”。船山認為，在宋儒各派中，二程之學和朱子之學雖都是正統(tǒng)儒學，但皆有矯枉過正之偏，所以在戰(zhàn)勝異端方面缺乏應有的力量，只有關學的代表人物張載的學說才是“引萬派而歸墟”的正學。張子之正學其實就是立天、立地、立人之中華易學的傳承與發(fā)展，有一種“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的價值特質和學術品性灌注其中，彰顯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意識和價值擔當。張子之正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其理論的力量如同天上的皎日可以照徹地上的幽處，使人頓生一種思想的光明。但由于張載是無官職的平民百姓，“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jié)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如果張子學說能夠得到有效傳揚，并用張子之學“正童蒙之志于始”，那么，佛教宣說的那些非生非死之狂惑就將“不折而自摧”，陸王心學那些過度主觀化的觀點亦會得到有效的抵制。對張子之正學和對中華正學的傾慕及其所作出的肯定性接續(xù)與弘揚，無疑是船山學之學術氣質、學術追求的集中呈現，也彰顯出船山學走向主流和引領潮流的學術特質和價值稟賦。
“六經責我開生面”，是說船山學既以六經為根源，守護中華文化之根脈，又對六經作出創(chuàng)造性詮釋，賦予六經新的時代內涵，開拓出中華文化新局面和新氣象的學術品質和創(chuàng)新個性。船山學在“學”與“思”諸環(huán)節(jié)上都堅持并弘揚“必在我而審其從違”的學術獨立性和學術主體性，始終洋溢著一種革故鼎新和文化自強的精神，且在“道莫盛于趨時”“德莫貴于日新”道德信念的支撐下，將眼光投向于未來民魂、國魂的鍛鑄以及中華民族的“衰而復興”“闕而復振”這一宏大志業(yè)上，以此來建構面向未來的中華學術新體系。船山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精神獻身學術，“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原人境之美，窮性命之原，明興亡因革之理，在哲學思想、史學思想、道德倫理思想、政治經濟思想、文藝美學思想、宗教思想諸方面都作出了‘推故而別致其新’的新突破和新貢獻”（參閱蕭萐父、許蘇民《王夫之評傳》第608頁），為中華民族留下了一份精深厚重、歷久彌新的精神文化財富。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通過將船山與明清之際的諸思想大家以及與宋明諸儒加以比較得出結論，認為船山之學，繼承了橫渠長于精思、顯真明體的傳統(tǒng)，同時又能“旁治老莊佛理”，并能于“心理入微處推見癥結”，“切中流俗病痛”，進而生發(fā)出“豁蒙辟昧之力”，從而遠遠超越了橫渠之學，具有“掩諸家而上之”的特點。在錢穆看來，“明末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學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為大家。然梨洲貢獻在學案，而自所創(chuàng)獲者并不大。船山則理趣甚深，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括，幽微精警，蓋無多讓”。這里錢穆將船山視為明末三百年來所未有的思想大家，不獨如此，他認為，即便將船山置于宋明諸儒的行列予以比較，船山之學的“博大閎括，幽深精警”也是其他諸儒所不及的。侯外廬在《船山學案》中指出：“夫之先生的學術，比清初的諸大儒都要豐富多面……夫之先生的學術是清以前中國思想的重溫與發(fā)展，他不但把六經別開生面地重新解說，而且從孟子以后的中國哲人多在他的理性主義批判之下翻案估定，所以他的思想涵蓋了中國學術史的全部傳統(tǒng)……他在猺洞里著作有那樣大的成就，我們不能不欽服他可以和西歐哲學家費爾巴哈并輝千秋，他使用頗豐富的形式語言成立他的學術體系，我們又不能不說他可以和德國近世的理性派東西比美。”應該說，侯外廬的評價是契合船山“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學術品質及其創(chuàng)造性建構的實際的。船山學“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學術品質及其學術建構是船山學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國界之永恒魅力的源泉和集中表現。
從船山學“坐集千古之智”“希張橫渠之正學”和“六經責我開生面”這三大學術基質而言，我們可以說，船山學是中華國學中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典范，表現出我們如何對待國學、如何研究國學以及如何賦予國學新的時代內涵應有的態(tài)度和精神，對于我們既禮敬中華國學又促使其實現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具有極其重要的精神啟迪和價值砥礪意義。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新形勢下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16JZD007］和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委托項目“船山學與湖湘文化的傳承發(fā)展研究”［17WTA10］成果）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