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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名法”到“名教”

——論董仲舒對名法之學(xué)的批判與改造

作者：黃若舜

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20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十九日甲申

??????????耶穌2020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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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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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名法”之治存在著過分依賴法令制度的弊端，董仲舒通過批判、改造“名法”之治的哲學(xué)根基“黃老刑名”學(xué)說，探尋一種足以激發(fā)民眾道德自覺的軟性治理手段。借助《春秋》公羊?qū)W說，他以《春秋》“以義正名”的理論法則改造了“以形檢名”的“黃老刑名”學(xué)原理，以變革過度制度化的治理體系，其政治哲學(xué)有效地促成了漢代治理實踐從“名法”到“名教”轉(zhuǎn)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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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稽漢代政治思想演變，可把握到一條由“名法”之治轉(zhuǎn)進為“名教”之治的演化軌跡，這種轉(zhuǎn)變得益于董仲舒的政治哲學(xué)。[1]作為“名教”倫理的精神父執(zhí)，董仲舒奠基“名教”的過程中主要吸納了兩種政治哲學(xué)資源，即盛行于戰(zhàn)國秦漢的黃老刑名學(xué)說與《春秋》公羊?qū)W。他借助《春秋》學(xué)“以義正名”的哲理法則，提攝出一套“名順于天”的政治倫理學(xué)說，從而揚棄、改造了以“以形檢名”為基本原則的“名法”治理體系，由此開啟了漢代治道更張與禮法建設(shè)的新思路。本文即試圖梳理董仲舒對于名法之學(xué)的批判與改造，揭示大漢政治思想的重要轉(zhuǎn)折與時代創(chuàng)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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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誅名而不察實：董仲舒對秦政名法之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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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疏通由“名法”到“名教”的轉(zhuǎn)向，便先要理解漢代政治哲學(xué)的語境。“亡秦教訓(xùn)”是漢人反思政治的起點。在他們看來，三代長治久安一變而為暴秦二世而亡是極為震撼的歷史教訓(xùn)。生前幻想著“后敬奉法”便能“常治無極”[2]的秦始皇，絕想不到自己的帝國只維持到二世便滅亡了；而漢人“過秦”多將矛頭指向其法治路線，如陸賈、賈誼、司馬遷等“過秦”之論皆集矢于此，但他們的批判仍限于治理的實踐層面，唯有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批判觸動了秦政的哲學(xué)根基。他在第一策中詆秦政為“自恣茍簡之治”，認為秦承周衰文敝之后，不思補偏救敝、敦行教化，反而以亂濟亂，“欲盡滅先王之道”，敗壞民心以至“習(xí)俗薄惡”，且“遺毒余烈，至今未滅”。故其政治思想的根本指向，便是對于“遭秦之敝”的“更化”，意在扭轉(zhuǎn)周衰秦敝以來“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的情況。[3]所謂“自恣茍簡之治”直指秦帝國的統(tǒng)治哲學(xué)“黃老刑名”學(xué)，第二策中論述更為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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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聞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xí)之學(xué)，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yǎng)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xùn)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nèi)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故孔子曰“導(dǎo)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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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恣茍簡之治”與此處“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均指名法之治。仲舒認為秦政一斷于法，常造成“誅名而不察實”的苛政冤獄，類似于今人所謂只關(guān)注“程序正義”而不重“事實正義”。這種一刀切的做法苛求名實，又過分倚賴法令強制之力，嚴重敗壞了政教的自然正義與民眾的性情。緣此，秦漢名法治理體系便面臨著“法令極而民風(fēng)衰”的根本考驗：越是依賴法令，民風(fēng)反而越頹敗。這正應(yīng)了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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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最根本的問題意識，便是在“漢承秦制”的大背景下尋找較名法更為柔軟的手段以培養(yǎng)民眾的道德自覺，使人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從而降低治理成本，實現(xiàn)長治久安。值得注意的是，對“名”、“實”關(guān)系的掌控，即“循名責(zé)實”是黃老刑名學(xué)運用于政治治理過程的關(guān)鍵，而董仲舒所說的“誅名而不察實”正意在批判“刑名”學(xué)這一理論法則。是故，我們當沿此考察源出黃老道術(shù)的刑名之學(xué)，方能理解董仲舒稱其為“自恣茍簡之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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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刑名為政本：秦漢時期的刑名法術(shù)及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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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頌》有云：“秦居閏位，任刑名為政本；漢執(zhí)靈圖，雜霸道而為業(yè)?！盵6]整體看來，秦漢政教皆可說是以“名法”為制度之本。秦始皇死后，李斯曾上書胡亥敦勵其“修申、韓之明術(shù)，行督責(zé)之道”[7]，“督責(zé)之術(shù)”便是循名責(zé)實的刑名學(xué)，其作為一種高效集權(quán)的統(tǒng)治策略，早已滲透于秦帝國的治理細節(jié)之中。而“漢家制度”以“霸王道雜之”[8]，雜糅三代文教的“王道”與秦政名法的“霸道”，故刑名法術(shù)同樣是貫穿漢代治理實踐的中心詞。不難發(fā)現(xiàn)漢家統(tǒng)治者皆好黃老刑名?！妒酚?儒林列傳》云：“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shù)，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盵9]文景之治實際上是黃老刑名學(xué)大盛的時期，這點已為內(nèi)藤湖南所指出。[10]漢文帝令皇舅薄昭責(zé)淮南厲王劉長書便是運用刑名督責(zé)之術(shù)的典型案例。[11]馮唐曾因文帝持刑名繩下之術(shù)過深、賞罰嚴酷少恩，而為魏尚及其士卒抱不平[12]，刑名家張歐、晁錯等亦皆在文景時期得到重用。此一政治路線直到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xué)儒者數(shù)百人”[13]之后，方才真正轉(zhuǎn)向；但在具體的治理實踐中，后來者武帝、宣帝對于名法的倚賴，比之先祖有過之而無不及。武帝放任公孫弘、張湯以名法繩下，宣帝更好觀《申子?君臣》篇，徑以刑名為“漢家制度”的內(nèi)核。昭帝時期賢良文學(xué)曾批評時政“廢仁義之術(shù)，而任刑名之徒”[14]，足見刑名法術(shù)在漢帝國的政治運轉(zhuǎn)中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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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了秦漢帝國“任刑名為政本”的治理實情，便當進一步檢討名法之學(xué)的原理。“刑名”，又作“形名”，本是先秦時期主張審核名實的學(xué)說，這一概念或出于古代道家典籍?！肚f子?天道》云：“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背墒柙疲骸啊稌氛?，道家之書?！盵15]“形”指事物的形象、形態(tài)，“名”則指名稱。正如老子所說“大象無形，道隱無名”[16]，無形無名的“道”作為現(xiàn)實世界的母體本難以把握；不過人們卻可以從有形有名的萬物中去體會和運用大道?！独献印泛由瞎ⅰ笆贾朴忻北阍疲骸笆?，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于有名；無形，能制于有形也?！盵17]萬物得“道”而各具形質(zhì)，人們便為之命名，是為《管子?心術(shù)》所謂“物固有形，形固有名”[18]，形名相應(yīng)正是微妙玄通的“道”發(fā)用于現(xiàn)實世界的實際功效。在黃老道家和刑名家看來，只要牢牢掌握“形”與“名”之間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核查二者是否相“應(yīng)”、相“稱”，便掌握了“道”，即一種高效治理事物的帝王之術(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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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名責(zé)實之術(shù)大盛于稷下黃老。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展開了殘酷競爭，刑名學(xué)作為最簡潔高效的治理術(shù)正是這個務(wù)實功利的大爭之世所亟需的。戰(zhàn)國中后期，齊國稷下聚集了一批宗師黃老的學(xué)士，如宋人宋钘，齊人尹文，趙人慎到，齊人田駢、接子，楚人環(huán)淵等，其中多有主形名者。如尹文，劉向《別錄》稱“其書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為根，以法為柄”[19]；田駢，《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稱其“學(xué)本黃、老，大歸名法”[20]；而慎到，馮友蘭認為其正是稷下學(xué)者將道家精氣養(yǎng)生之法改造為“道法家”刑名治國理論的關(guān)鍵人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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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黃老學(xué)者認為“養(yǎng)生和治國，是一個道理的兩方面的應(yīng)用”[22]，君主治國若事無巨細地插手技術(shù)性事物，必勞而少功，陷國家于混亂；而好的統(tǒng)治者應(yīng)具備“道心”，以王者“心術(shù)”宰攝全局而非徒事俗務(wù)，《慎子?民雜》云“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巳，故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23]，正描述了帝王“勞天下而自逸”的治理效果。這種“心術(shù)”便是為人所熟知的“虛靜”。關(guān)于這點，馬王堆《黃帝書》，《管子》中的《白心》、《內(nèi)業(yè)》、《心術(shù)》上下、《水地》諸篇，以及《慎子》、《鄧析子》、《尹文子》等文獻作了大量闡發(fā)，概括而言便是認為君主應(yīng)始終保持心靈不受主觀偏見所干擾的“虛靜”狀態(tài)，只要靈臺澄澈，靜觀“形”、“名”是否相應(yīng)，便能得“道心”而順治萬端，《管子·心術(shù)》將這種心靈狀態(tài)描述為“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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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勉論名、法家之別曰：“察其名實是否相符，是為名家之學(xué)。持是術(shù)也，用諸政治，以綜核名實，則為法家之學(xué)?！盵25]可以說，循名責(zé)實之術(shù)正是在法家手上衍化為經(jīng)綸綱紀的利器。在他們看來，“‘形’是指臣下所擔(dān)任的職務(wù)，‘名’是指關(guān)于這些職務(wù)的規(guī)定和職權(quán)的范圍……有了名，他（統(tǒng)治者）就要求擔(dān)任這種職務(wù)的臣下的行動必需合乎這個名”[26]，故而，“名”可謂“天地之綱，圣人之符”，執(zhí)此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27]。如韓非便認為君主不必自己制訂與臣下職務(wù)相關(guān)的內(nèi)容，只需澄心靜觀，因之任之，臣下自會依規(guī)舉事，“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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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具有強制力量的賞罰律令相配才能發(fā)揮效力?！妒?發(fā)蒙》論“名”與“法”曰：“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盵30]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整合“循名而責(zé)實，操殺生之柄”的申子之術(shù)與“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的商鞅之法[31]，認為君王從循名責(zé)實到施以賞罰的過程中須保持公正、絕無偏私，如此便能達到“明君無為于上，群臣竦懼乎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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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過程中，名、法的結(jié)合還有一重要功用，即審定名分、區(qū)別等級。所謂“貴賤有恒位”[32]，稷下黃老學(xué)及其所發(fā)展而來的名法家都認為“等級是天經(jīng)地義的，名分是必須遵守的”[33]，故極重“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34]。劉向《別錄》云：“申子學(xué)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zé)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盵35]“尊君卑臣，崇上抑下”這八個字便道出“循名責(zé)實”的用意所在。如商鞅便認為嚴明法令、督責(zé)刑名皆服務(wù)于確立尊卑秩序，所謂“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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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括而言，名法之學(xué)源出稷下黃老，穎脫于爭奪奔競的戰(zhàn)國之世，其簡易高效的治理策略深得戰(zhàn)國秦漢統(tǒng)治者的青睞。秦漢帝王持此心術(shù)，虛靜應(yīng)物、控名責(zé)實，同時“嚴而少恩”地“正君臣上下之分”[37]，冷酷公正、臂指如意地治理著帝國。然而正如董仲舒所批判的，名法終究“非有文德以教訓(xùn)于天下”，易流為“誅名而不察實”的“自恣茍簡之治”，造成“法令極而民風(fēng)衰”的深重“文敝”。然既有見于此，他又如何對名法之治加以揚棄？這便先要將名法學(xué)中以“名——形”關(guān)系為核心的正名思想，與儒家尤其是《春秋》學(xué)所強調(diào)的“名——義”關(guān)系為核心的正名思想加以比對，深察其中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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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義正名”與“以形檢名”：《春秋》正名論與黃老刑名學(xué)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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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義?詩教》云：“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盵38]章學(xué)誠從諸子源出王官的學(xué)術(shù)源流出發(fā)，將申韓名法與《春秋》名教加以關(guān)聯(lián)；而筆者關(guān)注的則是董仲舒哲學(xué)中所展現(xiàn)的漢代政治思想轉(zhuǎn)向。在董仲舒將“名法”改造為“名教”的過程中，運用《春秋》正名思想是其中至為關(guān)鍵的環(huán)節(jié)，故而有必要就“名法”與“名教”背后的理論法則作一對比，以揭示二者最根本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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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諸子中名法家與儒家皆有強烈的“正名以正政”傾向，二家均痛感戰(zhàn)國政治秩序混亂所帶來的諸多惡果，無意于在言語邏輯方面多作糾纏，而是試圖借由正名重塑秩序。儒家一直視“正名”為撥亂反正、整飭綱紀的利器，孔子那段著名的“名正言順”之說，本就是針對衛(wèi)國內(nèi)亂、衛(wèi)出公據(jù)國拒父一事而發(fā)的。在這點上名法家看似也并無不同，所謂“其名正，則天下治……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圣人貴名之正也”[39]可見，強烈的正名傾向、對名分的極端重視是儒、法兩家的共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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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者“正名”的理論法則卻有著根本不同。簡而言之，名法家的正名論以“名——形”關(guān)系為核心，儒家尤其是《春秋》正名思想則以“名——義”關(guān)系為核心，其間微妙之別不可不察。名法家的刑名論描述的是一種權(quán)責(zé)關(guān)系，“形”指的是“名”所規(guī)定的職責(zé)范圍，形名相應(yīng)則賞，不應(yīng)則罰，統(tǒng)治者在循名責(zé)實的過程中必須極為公正、精確，不能容許絲毫的越權(quán)行事，亦即在名法家看來“制度”高于“正義”。試以《韓非子?二柄》所舉一例略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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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于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本蚣孀锏湟屡c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于寒。[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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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昭侯處罰典衣因其失職，處罰典冠則因其越職，根據(jù)刑名學(xué)原理，不論是典衣還是典冠都沒能做到以“形”應(yīng)“名”，因此“失職”與“越職”本質(zhì)上并無不同，后者甚而更有“侵官之害”。從此例即可見出名法家對于“形名相應(yīng)”之精確性的重視，其威德賞罰一斷于法，乃嚴酷公正之“政治理性”。董仲舒所謂“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正是檢討刑名學(xué)冷酷無情、苛察名法而不問是非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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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而言，儒家尤其是《春秋》學(xué)的正名思想雖也常為后世所詬病，認為其中暗含儒法相漸、以理殺人的因素；但循其本然，其中可謂別有仁心。原因就在于有別於名法家的正名論，儒家正名思想并非冰冷的權(quán)責(zé)論，而是試圖從倫常大義出發(fā)來落實名分，其理論法則的真正歸宿在于“正義”本身。用《左傳?桓公二年》師服所言來概括儒家正名思想，那便是“名以制義”[41]。馮友蘭論孔子“正名主義”時說道：“蓋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此定義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如‘君’之名之定義之所指，即君之所以為君者……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義，皆盡其道，則‘天下有道’矣?！盵42]溫公頤也有類似的見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都各自有它的道德范疇，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朋友有信之類?？鬃蛹从镁几缸拥鹊赖路懂牭谋举|(zhì)……糾正實際上的君臣父子之實，使實符合于名?！盵43]馮友蘭“此物之要素”與溫公頤“道德范疇的本質(zhì)”其實便是古人所說的“義”，不“仁”之君不可當“君”名，不“忠”之臣不可當“臣”名，依此類推?？梢娙寮宜^“正名”乃是“以義正名”，這與名法家之“以形檢名”判然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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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盵44]與名法家類似，《春秋》學(xué)的法理指向同樣在于正定名分，確立等級秩序，如歐陽修所云：“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zé)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盵45]但若深入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春秋》學(xué)、尤其是公羊?qū)W的理論法則，恰可視為儒家對秦政苛法的某種回應(yīng)；董仲舒標舉公羊?qū)W，其意也正在于以《春秋》之法取替秦政名法，其實質(zhì)便是用“以義正名”的儒家正名思想改造“以形檢名”的黃老刑名學(x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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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發(fā)現(xiàn)，《春秋》作為一部“名教之書”[46]，其正名的原則全然決于“義法”。《史記?孔子世家》便描述了《春秋》以義正名的特征：“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盵47]而只要存心忠厚，《春秋》又允許有所“權(quán)變”。細讀《春秋》經(jīng)文和《公羊傳》，各種必為刑名家痛加誅戮的越權(quán)行事之舉層出不窮；但僅因越權(quán)者心存正義而又合乎時宜，盡管在名分有所僭越，《春秋》經(jīng)文往往表面上故作深責(zé)，以示義法威權(quán)中，實則私赦這種行為。從這種名實參錯的精微書法中，便可窺見《春秋》之“以義正名”與名法之“以形檢名”異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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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羊》學(xué)中著名的“實與而文不與”為例略作說明。宣公十一年經(jīng)文載“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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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nèi)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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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董仲舒討論過的經(jīng)典案例。以“文”而論，楚莊王僭越天子“專討”之權(quán)，有損名教，《春秋》必須貶稱“楚人”，以免后來者僭越名分、獨斷專行；但以“實”而論，莊王賢君而徵舒有弒殺陳靈公之重罪，在“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時代“以賢君討重罪”又情有可原。這便是所謂“實與而文不與”。由此可見，《春秋》立法的精神乃基于一種世道人心的終極正義，其格局更高于名法家所苛求的等級制度之絕對威嚴，而這種理論法則本身已隱然有種將“政教本然”從嚴苛制度中解放出來的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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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比較黃老刑名學(xué)與儒家《春秋》學(xué)的“正名”思想，不難歸納二者的異同。自“同”而論，二者均視“正名以正政”為導(dǎo)亂致治的根本策略。自“異”而論，則名法“以形檢名”，苛求制度公正；《春秋》“以義正名”，追尋事實正義，兩者理論法則的指向上有著微妙的分歧?？梢哉f，董仲舒正是在融攝公羊?qū)W正名原則的基礎(chǔ)上，揚棄名法之弊，并深化為帶有宗教色彩的名教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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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順于天：董仲舒“名教”思想對黃老刑名學(xué)的揚棄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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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注意到，董仲舒的思想既“斥韓非之說”，又“頗參韓非之旨”[49]，唯因改造名法正是其學(xué)說的重大立意。[50]故而黃老刑名學(xué)與《春秋》公羊?qū)W共同構(gòu)成了名教倫理的思想基石。董生有取于名法者，在其簡潔高效、“自然致力”，司馬遷謂之“議卑而易行”[51]。與之相較，儒家確實“勞而少功”。但儒家政治思想的格局并不僅限于政治秩序，還意在世道人心，這便是《春秋》學(xué)于立意上高過刑名學(xué)之處?？梢哉f董仲舒“名教”思想正是從《春秋》“以義正名”法則發(fā)展而出?！洞呵锓甭丁ど畈烀枴吩疲?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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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施命謂之名。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而效也。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fā)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圣人所發(fā)天意，不可不深觀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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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察名號》篇的許多論述看似近於刑名家言，然細察之下，董生察名卻全然服膺于《春秋》正名法則。篇中多以“聲訓(xùn)”、“形訓(xùn)”之法察名知“義”[53]，如以“士”為“事”，以“民”為“瞑”等。如此則義理規(guī)正名號，“君”有“元”義，則須明“正本”之理；有“群”義，就要團結(jié)民眾，大義由此而有“名教”之功。梁啟超解說儒家正名論時指出，“名教”意在使人“顧名思義”[54]，所言甚是。董仲舒所謂的深察名號，察知的便是名號背后的義理，這與《春秋》正名法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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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的“深察名號”說不但涉及“以義正名”的問題，更進而關(guān)聯(lián)圣人所布達的“天命”?！渡畈烀枴吩啤笆赂黜樣诿?，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55]，這一“名順于天”的體系才是其名教思想的根基。在他看來，要透達是非正義，必須理解名號的“逆順”，如天子、諸侯、大夫、士、民各得其命而各具其義，受命秩序象征著一種源于自然的倫常大義和等級秩序，決不可逆改。《順命》篇云：“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但凡對這種秩序稍有違佞者，《春秋》都會以經(jīng)文誅貶之，如“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等等，此類正名誅貶正是為了向世人昭示“不奉順于天者，其罪如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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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子慶父之例覘見名教威嚴?！洞呵铩烽h公元年經(jīng)文曰：“冬，齊仲孫來?！薄豆騻鳌吩疲?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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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系之齊也。曷為系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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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父本魯人，此處卻獨書以“齊仲孫”，仲舒釋曰“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系于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58]。不難見出，仲舒將“名教”理解為一種基于天命、自然正當?shù)摹疤靷悺保壌?，君臣父子“名順于天”，便真正具備了自然本源之義。而名教倫理之所以能在西漢中后期這一政教轉(zhuǎn)型時代得以確立，既得益于董仲舒對黃老刑名學(xué)理的洞察、吸納與改造，更源于他對《春秋》微言大義的深厚浸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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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ji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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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疏通、還原董仲舒基于《春秋》學(xué)理論法則、以儒家“名教”思想改造黃老學(xué)“名法”原理的整個思辨路徑。就漢代的政治現(xiàn)實而言，儒者思欲“通經(jīng)致用”，勢必要對簡潔高效的名法之治及其統(tǒng)治哲學(xué)黃老刑名有所借鑒。而仲舒則洞悉名法茍簡之治“誅名而不察實”的災(zāi)難性后果，并痛感于“法令極而民風(fēng)衰”的帝國政教文敝，著力尋求一種基于教化、足以啟導(dǎo)民眾道德自覺的治理手段。借助《春秋》學(xué)理論法則，他力圖以“以義正名”替換“以形檢名”，并以“名教”關(guān)聯(lián)天命，以此為當時過度制度化的治理體系“松綁”，其用心深邃而仁厚。董仲舒艱辛的政治哲學(xué)思考在后世日益顯現(xiàn)出價值，并深刻影響了大漢政治文化的構(gòu)建。明末顧亭林敏銳地觀察到，自周末風(fēng)俗浸壞，“至東京，而其風(fēng)俗稍復(fù)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他進而將這種“變齊至魯之功”歸因于“名教”。[59]而在筆者看來，名教倫理或許正是董學(xué)最大的思想遺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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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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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蘇鎮(zhèn)《東漢義學(xué)與名教》一文考察了董仲舒公羊?qū)W思想影響下東漢名教倫理，這對本文的寫作有直接啟發(fā)。見《兩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第317-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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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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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漢書》卷56《董仲舒?zhèn)鳌罚?5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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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漢書》卷56《董仲舒?zhèn)鳌?，?5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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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樹德：《論語集釋》卷3，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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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隋書》卷57《薛道衡傳》，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4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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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史記》卷87《李斯列傳》，第25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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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漢書》卷9《元帝紀》，第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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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史記》卷121《儒林列傳》，第3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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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內(nèi)藤湖南認為：“文景是黃老之學(xué)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則非常喜好儒學(xué)?！币妰?nèi)藤湖南：《中國史通論》，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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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漢書》卷44《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2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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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漢書》卷50《張馮汲鄭傳》，第2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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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史記》卷121《儒林列傳》，第3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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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卷10《刑德》，中華書局1992年，第5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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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5，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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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jīng)河上公章句》卷3《同異》，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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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老子道德經(jīng)河上公章句》卷2《圣德》，第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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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黎翔鳳：《管子校注》卷13，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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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文心雕龍?諸子》黃叔琳注引，見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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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王先謙：《荀子集解》卷3，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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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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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新編》，第5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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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許富宏：《慎子集校集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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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黎鳳翔：《管子校注》卷13，第770-7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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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呂思勉：《先秦學(xué)術(shù)概論》，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8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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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新編》，第5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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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4《全上古三代文》，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7a頁（總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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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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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呂思勉：《先秦學(xué)術(shù)概論》，第8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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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汪繼培：《尸子》卷上《發(fā)蒙》，見《續(xù)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1121冊影印清嘉慶十七年 [1812] 刻《尸子》、《尹文子》合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b-14a頁（總第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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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17《定法》，第9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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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陳鼓應(yīng)：《黃帝四經(jīng)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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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白奚：《稷下學(xué)研究》，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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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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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漢書》卷9《元帝紀》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第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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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5《定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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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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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校注》卷1《詩教上》，中華書局1985年，第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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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4《全上古三代文》引《申子?大體》，第7a頁（總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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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2，第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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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鄭玄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5《桓公二年》，見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7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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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馮友蘭：《中國哲學(xué)史》，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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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溫公頤：《先秦邏輯史》，第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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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郭慶藩：《莊子集釋》卷10，第10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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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歐陽修：《春秋論中》，見《歐陽修全集》卷18，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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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范仲淹：《近名論》，見《范文正公文集》卷5，《四部叢刊初編》第135冊，上海書店1989年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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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19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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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16，見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第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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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6蘇輿論《保位權(quán)》篇語，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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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據(jù)日本學(xué)者關(guān)村博道介紹，中江丑吉《公羊傳及ひ公羊?qū)Wに就いて》一書中根據(jù)蘇輿的看法認為《春秋繁露》涉及名法之學(xué)的四篇為偽作，重澤俊郎《周漢思想研究》一書則反對這一看法，筆者認為前一種看法尚無堅實的文獻依據(jù)。見關(guān)村博道《日本學(xué)者關(guān)于〈春秋繁露〉的論爭評析》，《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第238-2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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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史記》卷15《六國年表》，第6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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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0，第284-2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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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參見貢華南：《從形名、聲名到味名：中國古典思想“名”之演變脈絡(luò)》，《哲學(xué)研究》2019年第4期，第5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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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中華書局、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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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0《深察名號》，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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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15《順命》，第410-4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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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9，第192-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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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按：據(jù)《左傳?閔公元年》“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明以齊仲孫湫與公子慶父為二人?！豆颉?、《谷梁》二傳以齊仲孫為慶父說從史實上不那么可信，但卻有其義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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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13“周末風(fēng)俗”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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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zé)任編輯：近復(f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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