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爽 趙連穩(wěn)】問津書院因時而新
問津書院因時而新
作者：李爽 趙連穩(wěn)
來源：《學習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三十日乙丑
??????????耶穌2020年5月22日
在清代的天津書院中，問津書院是創(chuàng)辦最早、辦學時間最長、建筑規(guī)模最大的書院，以名師薈萃、開風氣之先而聞名，人們將其和杭州的詁經精舍、廣州的學海堂與廣雅書院、保定的蓮池書院等著名書院相提并論，奠定了其在清代特別是晚清教育界的重要地位，是天津教育史上頗具特色的書院。
問津書院位于天津城內鼓樓南，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由時任長蘆鹽運使的盧見曾創(chuàng)辦，是天津城歷史最悠久的一所書院。盧見曾到天津上任后，便萌生興建書院的想法。這時，長蘆鹽商查為義對盧見曾說，他家有一處廢宅，位于長蘆鹽運使司衙門的西南角，愿意捐獻出來用于建造書院。于是，盧見曾在報請直隸總督方觀承批準后、召集眾商出資捐建，建成后的書院有講堂3間，直隸學政錢陳群為其題名為“學?！?，前為大門，后為山長的書房，周圍被學舍所環(huán)繞，共計房屋60多間，其規(guī)模在天津書院中屈指可數(shù)。書院建成后，盧見曾將其命名為“問津”，取“汛海問津”之意，鼓勵生徒們在知識的海洋里，揚帆起航，探求知識。
講授經世之學
問津書院自創(chuàng)建之日起，就講授經世致用之學，并在光緒年間專門設立了學海堂，較早開設了經古課。清末，天津成為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和洋務運動的重鎮(zhèn)，書院講學又增加了時務和西學內容。
問津書院講授經世致用之學，這和該院山長（書院院長）的思想密切相關。問津書院第二任山長姚范，長于考據(jù)，但又重視傳統(tǒng)理學。他認為漢學、宋學兩者都有可取之處，亦均有偏頗，應取其所長，因此問津書院講學內容以經古課程為主，又兼有傳統(tǒng)理學。
問津書院經古課程的內容主要為經義和史論，前者是對儒家經典的釋義，后者是評述史事和人物，另外還有詩古文詞。蓮池書院山長黃彭年的兒子黃國瑾擔任問津書院山長時，借鑒蓮池書院的做法，仿照廣州學海堂的章程，制定規(guī)條，完善問津書院經古課。在他前后的山長如張佩綸、李慈銘，均倡導“以經義、史論及詩古文詞課士”。
有個故事頗能說明問津書院的講學內容。清制，翰林院庶吉士學習期滿后，經考試優(yōu)等者，授以翰林院正式職官，名為留館。光緒十年（1884），被后人譽為“南開之父”的嚴修，為了留館考試，向張佩綸請教如何備考。張佩綸告訴他，考據(jù)之學雖通經，但不足以致用，經學因以小學入手，故小學不可不講。讀史則以“前四史”為要，若能讀過《資治通鑒》、四史、《明史》，則為“斐然博雅之人”。這則故事反映了張佩綸的教育思想，實際上也是問津書院的講學內容。
匯聚名儒講學
清代眾多著名學者如吳聯(lián)珠、姚范、金文淳、廉兆綸、李嘉端、張佩綸、黃國瑾、李慈銘、汪寶樹、葉昌熾等文化名家，均曾主講于問津書院，他們的為人為學薪火相傳，留下了很多佳話。
李嘉端，號鐵梅，道光九年（1829）二甲第三名，學問大、人品好，人呼“鐵大人”。自同治九年（1870）被學生李鴻章聘請為山長后，至光緒六年（1880）去世，主持問津書院十年。他講課極為認真，有人勸他不必太過用心，他說，“講席之位，風氣所關，若草草了事，必致貽誤眾生”，臨終前夕，“猶對客談文，客去后書日記數(shù)行，遂無疾而逝”。
張佩綸，字幼樵，同治十年（1871）進士，清正廉明，為人正直。光緒七年（1881），擔任問津書院山長，嚴修成為他的門生，在問津書院課業(yè)，翌年，嚴修中舉，第三年成進士。嚴修后來對人說，我能有今天的長進，沒有老師的“督責之力不及此”。光緒八年（1882）冬，張佩綸給李鴻章寫信，推薦自己的密友、翰林院編修黃國瑾接任山長一職。自光緒九年（1883）開始，張佩綸便不再就任了，但他在寓居天津的多年間，仍然和問津書院生徒常有來往。
李慈銘，字愛伯，光緒六年（1880）進士，學識淵博，為帝師翁同龢器重，是和王闿運、俞樾等碩儒齊名的書院山長。他兢兢業(yè)業(yè)，對學生的課業(yè)盡職盡責，在他撰寫的《越縵堂日記》有這樣的記載，“閱經古卷閉……為卷卷細評，稍可取者改潤之，余亦多加勾乙”，“竟日評改問津諸生課卷，近年心力疲于此矣”。李慈銘批改生徒課卷十分用心，因此贏得了眾多生徒的愛戴。
轉變士人風氣
天津的近代化進程中，離不開世風的進化，世風的進化離不開士人風氣的轉變，而書院教育就對士人風氣的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載：“光緒以來，文風日盛，得書院觀摩之力居多?！痹趩柦驎洪_設經古課之前，天津書院“晨夕講求者，功令文字而已”，經古課設立后，一些書院也隨后跟進，如稽古書院，其課程仿問津，專課經古。而李鴻章為客籍子弟而設的集賢書院，也講授經古課程，使天津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八股文，倡導經世之風。從一定意義上說，在晚清天津成長為北方近代化程度較高城市的過程中，包括問津書院在內的書院確實功不可沒。
到了清末，問津書院又吸收西學知識、將西學納入考課內容，于是培養(yǎng)出許多“淵懿博雅之材”，如嚴修、陳驤、陶喆甡、楊鳳藻、林墨青、王春瀛、高凌雯、陳寶泉等眾多教育人才，正如天津知府馬繩武所說，天津“數(shù)十年來，科第之勝，甲于他邦，大抵得力于書院居多”。問津書院培養(yǎng)的很多人才成為了清末民初時期天津學界的重要人物，對新學在天津地區(qū)的傳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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