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宇】朱熹“讀書法”中的闡釋學意蘊
【康宇】朱熹“讀書法”中的闡釋學意蘊
作者：康宇（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廿五日庚申
耶穌2020年3月18日
朱熹“讀書法”是中國古代最具影響力的讀書方法論，由南宋大儒朱熹的弟子收集老師關于讀書時種種“應注意事項”匯集而成，涵蓋讀書規(guī)律、方法、態(tài)度、意志等內容。作為經典文獻，“讀書法”共兩卷文字，收錄于《朱子語類》之中。千百年來，“讀書法”被后世儒生視作最為系統(tǒng)、完善，集古代讀書方法之大成的治學指導典籍。其中，朱熹所言“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的訓誡，以及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讀書六條”，已然成為儒家具有“范式”意義的讀書綱領和方法原則。
眾所周知，“讀書”與“闡釋”是一對彼此獨立而又存在密切聯(lián)系的范疇?！白x書”的行為主體是讀者，他可以止于“讀”而不必將讀書所得訴之于文字；而“闡釋”的行為主體闡釋者在讀的同時還需把理解的文本之意義通過有形的方式表述出來。從學理上講，閱讀現(xiàn)象學與文本闡釋學的確各自擁有不同的涉足視域與關注焦點。然而，立足于實踐，若將“讀書”與“闡釋”活動截然分隔明顯行不通：任何闡釋的基點必須依賴于閱讀；任何閱讀如果沒有闡釋性的“先見”引導或“意旨”指向探尋，也是無法進行的。換言之，“讀書”與“闡釋”有著內在的“一致性”。若以西方現(xiàn)代闡釋學視角審視朱熹“讀書法”，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包含了大量關于“讀書”與“闡釋”二者辯證關聯(lián)的邏輯推導哲思。而弄清朱熹“讀書法”中的闡釋學意蘊，亦可對理解當下學界熱烈討論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闡釋學思想之內涵與外延有所裨益。
“讀書法”乃為朱熹日常訓導弟子語錄的集成，其形式“瑣碎”，但就內容上講卻具有“統(tǒng)一性”特征。此“統(tǒng)一性”與西方現(xiàn)代闡釋學所主張的文本之“整體與部分關系”的“協(xié)調”與“平衡”的“循環(huán)”在實質上是“同一”的。它體現(xiàn)在“讀書法”在整體內容上對于“作者意志”的貫徹，即“書”是“圣書”，經典的特質在于載道，讀者讀書要由圣人之言，通圣人之心，達圣人之意（理）；讀書是為己之學，切己工夫須以身心作根底，讀書的目的在于求道。朱熹在“讀書法”中教育弟子，為學、窮理、讀書三者有其先后本末，讀書是格物的重要項目，是窮理的前提。而為學的重點乃是窮理，故讀書自然是重要的手段。進一步說，讀書在這里已兼具閱讀與理解的雙重屬性，已是通向儒家存心修養(yǎng)的首要途徑。讀書已被預設了闡釋的倫理目的，而倫理的要求則需要通過具體的經典闡釋與理解得以實現(xiàn)。
“讀書法”上說，主體讀書要持有正確的態(tài)度。他首先應是一個虔誠的讀者，對經典有著順服與尊重的態(tài)度。正式閱讀時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這顯然不是一種簡單的閱讀，而是一種讀者與圣人的心理溝通。閱讀期間要“專心”“靜心”，“一心在書上”；要“虛心”，不可“用己意遷就圣賢之言”，克服“先入之見”；要學會“以物觀物”，由文本出發(fā)，把其視為對象，讓理解者身處于對象之外，強調闡釋的“客觀化”過程和“主客分立”的立場；要學會讀書的過程是“由無疑到有疑，再由有疑回到無疑”，前面的“無疑”來自粗淺無知，中間的“有疑”乃是逐漸了解關鍵的所在，最后的“無疑”則是煥然無疑；要學會“退一步”，從私己之見中退出，從急迫的心態(tài)中退出，“以意逆志”是“耐心等待”圣賢的最好方法；要善用“切己”，讀書的宗旨是識理明道，其重要環(huán)節(jié)在于了解自己，“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等。實際上，“讀書法”中所言講的這些態(tài)度包含著豐富的闡釋學特質：圣人著出的經典具有整體意義的“貫通性”，而具體的文字詞句在局部中亦具有意義自主性和內容的獨立性；閱讀者在讀書時要努力讓文本自身說話，并讓理解出的內容證諸吾心，聯(lián)結主體自身修養(yǎng)進行反省，進而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與應用。
“讀書法”上還規(guī)定了讀書的方法：熟讀與循環(huán)閱讀。熟讀講究反復閱讀，甚至是誦記。在朱熹看來，熟讀常會產生閱讀前后不同的感受，因為主體對于“文義”的把握存有由表層至深層的階段性差異。同時，熟讀又不是“死讀”，其中應加入“玩味”——證之于心，借由反省體驗感知文本中內在的滋味。循環(huán)閱讀講究將文本視為整體，通過對其血脈與次第的“一一推窮，逐章反覆”，最終明確經典的意義主旨。從形式上看，它是一種語言層面的循環(huán)；從實質上講，它強調關注“個別文本”和“整體文本”之間的理解循環(huán)關系，近似于所謂的“闡釋學循環(huán)”。需要說明的是，“讀書法”對于讀書“次第”也有著詳細的解析。朱熹說，為學須立“大本”，讀書應先《論語》，再《孟子》，后《大學》，終《中庸》。具體到同一本書，要由字到句再到段地逐級遞進閱讀；要遵守由易及難、由近及遠的順序；要本著由外及里的層次關系等。之所以有如此的次第，其與經典文本的結構及義理系統(tǒng)的邏輯排列有著直接關系，即它是經文本身的客觀要求，也是閱讀者本身之主觀參與過程的合理需要。
細讀朱熹“讀書法”，它所講的方法不僅是讀經、解經的一般方法，而且也包含著閱讀者如何通過讀書而完成體察自我、規(guī)范自我的工夫論知識。換言之，它要告訴讀者，讀書活動不只是純粹的理解活動，同時也涉及了實踐的“存養(yǎng)之功”，“理解的方法”與“修養(yǎng)的技術”在讀書中是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讀書法”兼有方法論與倫理學的雙重多元向度。這也從一個側面表達出“讀書法”中所說的“讀者”并不是普通的文字閱讀者，而是忠誠的求道者，該主體自身應具有某些信仰者的特征。其中的“讀書”也超越了現(xiàn)代意義中的單純“閱讀”，而是涵蓋之前的心態(tài)調整，之中的理解體悟，之后的體證力行等多個環(huán)節(jié)。明了這些，對于“讀書法”中闡釋學因子的彰顯，至關重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西闡釋學史比較研究”（17BZX072）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