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穎】高昌墓志與《詩經(jīng)》
高昌墓志與《詩經(jīng)》
作者：李穎（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初十日丙午
耶穌2020年1月4日
高昌為吐魯番地區(qū)的古稱，是歷史上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國、唐西州的所在地。作為一種重要的出土文獻，高昌墓志中存留著豐富的與《詩經(jīng)》有關(guān)的材料。這為研究《詩經(jīng)》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提供了重要契機。
高昌墓志因多刻寫于墓磚上，又稱“高昌磚志”或“吐魯番磚志”。侯燦、吳美琳著《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收錄磚志328方，其中30余方含有《詩經(jīng)》的材料。其年代，最早的是高昌永平元年（549）的《田元初墓表》，最晚為唐建中三年（782）的《高耀墓志銘》，前后跨度233年，顯示出《詩經(jīng)》在古高昌地區(qū)的傳播有不間斷性的特點。
高昌墓志所涉《詩經(jīng)》篇章，涵蓋面廣，包括《風》《雅》《頌》各個部分。唐永昌元年（689）《張雄夫人麴氏墓志銘》，涉及《詩經(jīng)》七篇。其中有云：“惟彼伐柯，求此灼實。于歸百兩，好合琴瑟。”“伐柯”一語出自《豳風·伐柯》。“灼實”一語取自《周南·桃夭》?！坝跉w百兩，好合琴瑟”源于《召南·鵲巢》等篇。墓志汲取這些《詩經(jīng)》用語，對志主麴氏的品行、修養(yǎng)加以褒揚。一方墓志中，即關(guān)涉多篇《詩經(jīng)》，反映了當時吐魯番地區(qū)《詩經(jīng)》傳播之盛。
高昌墓志中的《詩經(jīng)》材料，內(nèi)容相對集中。贊頌志主品行與傷悼逝者的用語多次出現(xiàn)?！熬靶小笔褂妙l次最高，它出自《小雅·車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句。司馬遷《孔子世家·贊語》里曾對其加以引述，用以表達對孔子的仰慕之情。由是遂成典故，意義也漸改變，由原詩中的“大路”義，變?yōu)榱钊搜瞿降拇~。曹丕《與鐘大理書》中的“高山景行，私所慕仰”即為此用。蔡邕《郭有道碑文》將“景行”一詞引入碑文中，“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句，開啟“景行”在碑銘中的表達，使之成為慣例。高昌墓志遵循這一慣例，顯示了與中原文明的承繼關(guān)系。
“旻天不吊”是高昌墓志中另一高頻次使用的詞語，它是《詩經(jīng)》用語的變體?！蹲髠鳌ぐЧ辍罚骸翱浊鹱?。公誄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上引哀公誄文中，“不慭遺一老”出自《小雅·十月之交》。高昌墓志多截用為“慭遺”一語，以表示哀悼之情。這既是遵循《左傳》中哀公誄孔子的范式，也說明作者對《詩經(jīng)》相當熟悉。
高昌墓志中，《詩經(jīng)》內(nèi)容的呈現(xiàn)方式靈活多樣。有對詩句的直接引用，有巧妙的化用，有的僅引篇名。《張懷寂墓志銘》“思《蓼莪》而號誦，相《陟岵》以崩心”句中的《蓼莪》《陟岵》，皆為《詩經(jīng)》篇名。前者是《小雅》詩篇，后者為《魏風》詩篇。其內(nèi)容都與思念父母相關(guān)，墓志借以表達思親之情。
高昌原為車師故地。自張騫“鑿空”西域以來，中原王朝不斷經(jīng)營高昌。爾后北方政權(quán)更替頻仍，戰(zhàn)亂不斷，民眾多避難西遷?！段簳じ卟齻鳌份d：高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盡管“地隔關(guān)山，境接荒漠”，但高昌地區(qū)民眾普遍具有的文化認同心理，卻使高昌與中原的文化聯(lián)系一直綿延不斷。在唐代，這種文化上的聯(lián)系進一步得到加強?！对娊?jīng)》等儒學經(jīng)典在高昌地區(qū)的傳承，正是基于這樣的傳播基礎(chǔ)與接受土壤。
關(guān)于《詩經(jīng)》在高昌的流傳，傳世文獻多有記載。《梁書·高昌傳》：“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jīng)、歷代史、諸子集。”《魏書·高昌傳》記載的高昌王麴嘉向北魏求借五經(jīng)事件，透露了《詩經(jīng)》與其他經(jīng)史典籍進入高昌的路徑：“（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jīng)、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變以為博士，肅宗許之?！薄吨軙ぎ愑騻飨隆份d有高昌流行《毛詩》《論語》《孝經(jīng)》及學官教授經(jīng)典的情況：“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jīng)》，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唐代及其以前，多民族語言并行的社會環(huán)境下的漢文化經(jīng)典傳播，是饒有興味的話題。
在已發(fā)現(xiàn)的吐魯番文書中，《詩經(jīng)》殘卷有20余種，皆為《毛詩》。與《周書》記載相合。1975年出土于吐魯番哈拉和卓的一件西涼《秀才對策文》，有關(guān)于《關(guān)雎》為何居于《風》之首的策問內(nèi)容。兩位秀才的策對中以《詩》證《詩》，旁征博引，對《詩經(jīng)》的運用相當嫻熟。這樣的對策文流行于高昌，足見《毛詩》在高昌主流文化中的地位。
高昌墓志可與上述文獻記載相互印證，相互補充。其中有關(guān)《詩經(jīng)》的內(nèi)容，傳遞出《詩經(jīng)》在高昌地區(qū)傳播的諸多細節(jié)。一些志文記載了《詩經(jīng)》遠播西陲的原因、路徑，顯示了高昌《詩經(jīng)》傳播與河西經(jīng)學相承的關(guān)系。
關(guān)于河西經(jīng)學，陳寅恪曾有如下闡述：“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shù)，經(jīng)歷東漢末、西晉之大亂及北朝擾攘之長期，能不失墜，卒得輾轉(zhuǎn)灌輸。加入隋唐統(tǒng)一混合之文化，蔚然為獨立之一源，繼前啟后，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yè)。”他認為，河隴一隅能保存漢代中原學術(shù)，家世與地域因素至為重要：“當中原擾亂京洛丘墟之時，茍邊隅之地尚能維持和平秩序，則家族之學術(shù)亦得藉以遺傳不墜。劉石紛亂之時，中原之地悉為戰(zhàn)區(qū)，獨河西一隅之地自前涼張氏以后尚稱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學術(shù)既可以保存，外來避亂之儒英亦得就之傳授，歷時既久，其文化學術(shù)遂漸具地域性質(zhì)?！?o:p>
李學勤先生曾指出，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儒學是主流，而經(jīng)學又是儒學的核心。《詩經(jīng)》為“五經(jīng)”之一，《詩》《書》并稱，歷來為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詩經(jīng)》對于高昌人來說，為生時研讀、“潤身”的范本，死后則用于為他們“樹碑表墓，昭銘景行”。這顯示了高昌地區(qū)的《詩經(jīng)》接受，呈現(xiàn)出不斷內(nèi)化式吸收的進程。
墓志中的《詩經(jīng)》材料，與發(fā)現(xiàn)于敦煌、吐魯番地區(qū)的《詩經(jīng)》寫卷互為表里，共同反映了唐代及其以前《詩經(jīng)》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面貌。墓志從傳播主體、客體、載體等方面，傳達出《詩經(jīng)》遠播邊域的諸多信息，對我們?nèi)媪私狻对娊?jīng)》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進而探索中華文化經(jīng)典在絲路上的傳播規(guī)律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史意義。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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