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永新】經學文獻與經學文獻學芻議
經學文獻與經學文獻學芻議
作者：顧永新（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0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初九日丙午
??????????耶穌2019年11月5日
摘要：經學文獻的主體是儒家經典的原典以及以之為核心的歷代章句、注釋、評論、考據、?？?、輯佚、編纂、刊布等研究、整理成果。我們把古代經學文獻從整體上劃分為三大系統(tǒng)——“正經注疏”“五經四書”兩大主干系統(tǒng)加上輔翼系統(tǒng)，同時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提出“樹狀年輪結構”的分析方法，以厘清經學文獻整體及其內部各系統(tǒng)的層級結構。以經學文獻為研究對象的經學文獻學，既是傳統(tǒng)文獻學的分支，也是傳統(tǒng)經學的分支，具備經學和文獻學的雙重屬性，旨在揭示經學文獻的內容屬性、形式特點、載體構造、范疇類別以及沿革傳承、庋藏刊布的一般規(guī)律，并為其整理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經學文獻學與經學、經學史三位一體，互為表里，相輔相成。
經學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核心和根基，構成了中國學術史的主線，并作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代表形式，對古代思想、政治、文化、學術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作為經學的知識載體和表現形式——經學文獻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1]。而以經學文獻為研究對象的經學文獻學，與經學研究同步，貫穿著經學史的始終，在中國古代學術體系中據其樞要，持久地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2013年，拙作《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為中心》[2]將近古時代經學文獻從整體上劃分為兩個系統(tǒng)——“正經注疏”和“五經四書”，并且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對各自系統(tǒng)內部的經學文獻再作劃分。在此基礎之上，筆者著手進行經學文獻整體及經學文獻學的研究，六年間約略有成，又不斷地進行修訂[3]。今不揣谫陋，試就經學文獻與經學文獻學的內涵和外延略作解說，無意于建構經學文獻學的學科體系和理論框架，旨在揭示以文獻學治經學的學術方法論，以示意向。[4]
一
經學文獻的主體是儒家經典的原典以及以之為核心的歷代章句、注釋、評論、考據、?？?、輯佚、編纂、[5]刊布[6]等研究、整理成果。此外，歷代史志目錄和公私目錄的經部類目、經學文獻?？颇夸?，類書中的相關部類，經學文獻叢書(含匯編叢書中的經類)，歷代學案、儒林碑傳，以及散見于史部、子部、集部的相關論著如單篇論文、序跋、題記等，也都是經學文獻。班固就劉歆《七略》刪取其要以為《漢書·藝文志》，首列“六藝略”，相當于后世的經部，共著錄103家，3123篇(卷)，占全部作者677家的15%，全部著作12951篇(卷)的24%。其后，無論是七分法還是四部分類法，經部(類)一直位列群書之首?！端膸烊珪饭彩战洸繒?93部，10050卷，占全部著作3431部的19.9%，全書總卷數79281卷的12.6%[7]。1949年，何多源先生據《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總目》(正、補編)統(tǒng)計，經部文獻合計5122種，[8]超出《四庫全書總目》二倍。近年編纂完成的《中國古籍總目》經部著錄75500余種，占收書總數187000種的40.4%[9]?？梢娊泴W文獻數量之大，權數之重，且源遠流長，傳承有緒。
《漢書·藝文志》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經學文獻既有時代性，又有地域性，還包含著學術思想、學術流派的問題。比如，儒家經典的原典大致在戰(zhàn)國最晚到漢代均已成立，相關的注釋之作從漢代開始也就相應地產生，并且不斷推陳出新，如漢魏晉古注，南北朝至隋義疏，唐宋疏義(《正義》)，宋元明清新注、纂疏等等。而不同時代的經學著作所體現出來的學術風格也是不同的，如注重名物典制、章句訓詁的漢學著作與注重義理、性理之學的宋學著作風格迥異。經今、古文學是經學流派當中最根本性的兩大陣壘，分歧的起點不過是經書書寫文字不同而造成的文本差異，但在后代卻演化為經學派別乃至政治派別的斗爭，而由此衍生的相關文獻無不打上今、古文經學的深刻烙印。此外，經學文獻還存在著地域性的問題，比如經書版本，五代、兩宋監(jiān)本群經以經注本最為通行，影響最大，地方上如蜀、浙、閩等都曾據以翻刻，而不同地方刊行的經書版本不免存在著文本差異，甚或改編、改造監(jiān)本，有些異文甚至直接影響到對原典的解讀。
經學文獻數量龐大且類型復雜，可以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做不同的區(qū)劃，如經部類目(《易》《書》等“十三經”及“四書”、群經總義等)、[10]從屬時代(上古、中古、近古或更為具體的斷代)、傳本類型(簡帛、石經、寫本、抄本[含稿本]、刻本、活字本等)、整理體式(注本、校本、句讀本、評點本等)、記錄形式(文字、表格、圖像、數字化等)等。為了研究便利，我們根據中國經學史演進和經學文獻遞嬗的規(guī)律性，把古代經學文獻從整體上劃分為三大系統(tǒng)[11]——“正經注疏”[12]“五經四書”兩大主干系統(tǒng)加上輔翼系統(tǒng)。為了厘清經學文獻整體及其內部各系統(tǒng)的層級結構，我們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同時參照顧頡剛先生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13]提出“樹狀年輪結構”的分析方法。經學文獻的整體結構是樹狀的，既有主干又有枝節(jié)，儒家經典的原典，無疑就是整個結構的根系，其他所有枝干都是由此生長出來的:先有主干“正經注疏”漢魏至唐宋漸次生成，近古時代又孳乳出“五經四書”系統(tǒng)，幾與所從出之“正經注疏”相埒，主干一分為二，而籠罩于其上的樹冠即輔翼系統(tǒng)。年輪結構具有普適性，不但適用于剖析主干系統(tǒng)本身，而且適用于各系統(tǒng)內部類目的剖析。每個系統(tǒng)(類目)內部的原典就是結構的核心，其他所有的同心輪紋無不是圍繞著這個核心的，歷代的相關注釋及整理、研究成果構成了這些同心輪紋，就像樹木年輪一樣，有時代先后、關系遠近、規(guī)制大小、成長遲速、質地松緊之別，共同構成了這個系統(tǒng)(類目)的年輪結構。兩大主干系統(tǒng)及其類目各自相對獨立的年輪結構，相互交融，錯綜為用，又共同構成了經學文獻的主體結構。我們認為，運用這種方法能夠兼顧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以期對整個經學文獻體系及其內部結構具有整體性、全方位而又歷史的、有層次的認識。也就是說，既要關注經過歷史選擇的靜態(tài)結果，更要考察其動態(tài)演變軌跡，亦即歷史選擇的過程本身。
“十三經注疏”的“經”(原典)在先秦、秦漢時期俱已成書[14]，“注”出現在漢魏以降，“疏”成于唐宋。這個系統(tǒng)就是“正經注疏”，它是整個經學文獻的核心，其他系統(tǒng)都是由此衍生、孳乳而來的。其年輪結構的內核是《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15]《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16]《春秋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十三經”的原典，我們稱作一次文獻。外分三層同心輪紋，依次是二、三、四次文獻。二次文獻是漢魏晉古注，間有隋唐舊注，是對原典的注釋。其中，所謂“正注”包括《周易》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尚書》偽漢孔安國傳、《毛詩》漢毛萇傳、鄭玄箋、《周禮》鄭玄注、《儀禮》鄭玄注、《禮記》鄭玄注、《春秋左傳》晉杜預集解、《春秋公羊傳》漢何休解詁、《春秋穀梁傳》晉范寧集解、《論語》魏何晏集解、《孝經》唐玄宗注、《爾雅》晉郭璞注、《孟子》漢趙岐章句等。漢魏至隋唐的其他注解，如《周易》鄭玄、虞翻等注；《尚書》馬融、鄭玄等注；今文三家《詩》傳(或分內、外)、說、故等；《左傳》賈逵、服虔等注；《論語》孔安國、鄭玄注；《孝經》所謂“孔傳”和“鄭注”等，亦為二次文獻，或以時代殊別，學有先后；或以師法、家法迥異，學占分野；或以著述體式不同，學出專門，皆未能成為正注，但依然也是二次文獻。經傳(如《易經》和《易傳》、《春秋經》和“三傳”)原本各自別行，古注更是獨立于經傳之外單行的。不過，六朝以降行世者，只有經注本而無單經本[17]。也就是說，六朝以后一次、二次文獻已合為一體，正經因正注而得以傳承有緒，正注因正經而獲得正統(tǒng)地位。三次文獻即所謂疏(《正義》)，是對原典及原典注釋的再注釋，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次:一是南北朝直至隋代的義疏之作，今多已亡佚；二是唐宋疏義(《正義》)，專釋前揭正經正注，包括唐孔穎達主持纂修的“五經正義”(《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和賈公彥《周禮疏》《儀禮疏》、徐彥《春秋公羊疏》、楊士勛《春秋穀梁疏》，以及宋邢昺等纂修的《論語》《孝經》《爾雅》三經新疏(唐人賈、徐、楊所撰四疏連同宋人新修三疏，北宋時由國子監(jiān)校定刊行，稱之為“七經疏義”)和舊題北宋孫奭《孟子疏》。疏義原本單行(單疏本)，直到南宋初才出現注疏合刻本，經、注、疏合刻，一、二、三次文獻合而為一，成為近古通行本的體式。四次文獻主要是宋代以降新出的正經注釋，往往不是單純地植根于原典的原始文本，多系參酌漢魏古注和唐宋疏義之作，如蘇軾《書傳》、歐陽修《詩本義》、王安石《周禮義》、衛(wèi)湜《禮記集說》、劉敞《春秋傳》等(宋元以降的經解之作須考察其淵源所自是正經注疏還是五經四書系統(tǒng))。
衛(wèi)湜《禮記集說》南宋嘉熙本
隨著漢唐章句注疏之學逐步趨向繁瑣化和自我封閉，唐大歷以后，不惑傳注、“自名其學”的經學家不斷涌現，至北宋漸成風氣，并在慶歷以后演變成疑古惑經的學術思潮。歐陽修、劉敞、蘇氏父子、王安石等往往摒棄章句注疏之學，以新意解經；又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等為心性之學，理學蔚然興起，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五經”又有了新注，成為程朱理學思想的載體:宋程頤《易傳》、胡安國《春秋傳》、朱熹《周易本義》《詩集傳》、蔡沈《書集傳》以及元陳澔《禮記集說》。此外，朱熹又在韓愈、李翱推崇《孟子》、重視《大學》《中庸》以及二程“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18]的基礎之上，于孝宗時撰成《四書章句集注》，將《論語》《孟子》與《大學》《中庸》配合起來，集中進行注釋和闡發(fā)，于是有“四書”之名。至此，獨立于正經注疏系統(tǒng)之外、秉承程朱理學思想的五經四書系統(tǒng)甫告成立。這個系統(tǒng)的年輪結構以五經四書本文為內核，作為一次文獻，外分三個同心輪紋，分別是二、三、四次文獻。其中，前揭程朱等新注是二次文獻。宋代理學的其他注釋，如程頤《春秋傳》、張載《橫渠易說》等，多為后學所取資；如輔廣《詩童子問》、真德秀《集編》等，宗主程朱，疏通證明；如張栻《南軒論語說》《孟子說》、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等，與朱子往還，切磋琢磨；如楊簡《慈湖易傳》《詩傳》等，學出象山，頗涉心性。由于學派、政治、地域等方面的原因，這些著作雖未能成為五經四書的主導性注釋，但也屬于二次文獻。三次文獻主要是宋元人為程朱等新注再做的注釋，出以纂疏、疏義、纂注等名目，猶如唐宋人為漢魏古注所作的疏義，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羽翼、發(fā)明或辯證、去取程朱等新注，如元陳師凱《書蔡傳旁通》、朱公遷《詩經疏義》、梁益《詩傳旁通》；一是纂集宋元及前代諸家經說，彼此互證，轉相發(fā)明，如宋趙順孫《四書纂疏》、元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元代朱學系統(tǒng)的其他注釋，以敷贊(間有指摘)程朱思想為中心旨趣者(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正經注疏系統(tǒng)的影響)，亦為三次文獻。明永樂中頒行的《四書五經大全》以宋元纂疏為藍本，可視為四次文獻的標志，至于明代以降朱學系統(tǒng)的其他注釋則從屬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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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明刻本
兩大主干系統(tǒng)的年輪結構本身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兼及著述體式和時間向度。正經注疏系統(tǒng)的二、三、四次文獻分別出現在漢魏晉(個別晚至唐)、南北朝直至唐宋和宋代以降；五經四書系統(tǒng)的二、三、四次文獻則分別成于宋(個別晚至元)、元(個別成于宋)和明清二代。而且，兩大系統(tǒng)內部不同級次文獻的劃分雖然主要是基于文本內容，但本身還包含著豐富的文本形態(tài)信息亦即文獻屬性，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載體、不同人抄寫或刊行更形成了不同版本，從而增加了其復雜性，削弱了其穩(wěn)定性。比如，兩大系統(tǒng)的內核雖然都是經書原典，但后者所據一次文獻文本較之前者或有變異。如《周易》經、傳原本各自別行，先后經費直、鄭玄、王弼改易，《彖傳》《象傳》《文言》分附相應的卦、爻辭之下(乾卦作為整體次于卦、爻辭之后)，形成經傳參合本，魏晉以降成為通行本。宋代疑古惑經思潮風行，對于變亂古制的經傳參合本提出質疑，試圖恢復《古易》之舊，如王洙、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等皆有“《古易》”考訂本。朱子《周易本義》采用的《古易》底本就是呂祖謙所編定的，卷次分別是卷一、二上、下經，卷三、四《彖》上、下，卷五、六《象》上、下，卷七、八《系辭》上、下，卷九《文言》，卷十《說卦》，卷十一《序卦》，卷十二《雜卦》，凡經、傳十二篇。
至于兩大主干系統(tǒng)之間的關系，并非絕對涇渭分明，而是既相對獨立，各自為用，自覺自足，又有交集，相互依存，相輔相成；而且，二者亦非平列的、同步的，而是有時間性和先后次序的。正經注疏系統(tǒng)草創(chuàng)于漢魏，定型于唐宋，貫穿著經學史的始終；五經四書系統(tǒng)肇端于宋代，源出正經注疏系統(tǒng)，近古時代一躍而成與之分庭抗禮的另一主干系統(tǒng)。換言之，經學文獻的主體結構是兩大主干系統(tǒng)，這是經過歷史選擇的靜態(tài)結果；而從歷史選擇的動態(tài)過程來看，正經注疏系統(tǒng)為五經四書系統(tǒng)所從出，后者是前者在宋明理學背景之下的時代化產物。正經注疏是五經四書的知識源頭和理論基礎，五經四書是正經注疏的濃縮精華和自然延展。雖各有側重，分別建構，但二者畢竟同出于經書原典這個根本，彼此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親緣關系。
兩大主干系統(tǒng)之外，其他經學文獻則可劃歸輔翼系統(tǒng)，主要包括群經總義(大體相當于四部分類經部的群(五)經總義(或稱經解、諸經)類(如漢許慎《五經異義》、鄭玄《駁五經異義》)，以及《禮》類三禮總義(如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通禮(如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雜禮書(如宋陳祥道《禮書》)之屬，《春秋》類《春秋》總義(如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之屬等。其中尤以小學、文獻學治經之作最為重要，或注音(如宋孫奕《九經直音》、賈昌朝《群經音辨》)，或正字(如唐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清錢大昕《經典文字辨正》、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錢坫《十經文字通正書》)，或訓詁(如清阮元等《經籍籑詁》、王引之《經傳釋詞》)，或?？碑愇?如宋毛居正《六經正誤》、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庇洝?，或通徹目錄(如明朱睦《授經圖》、清朱彝尊《經義考》)。這些著作在古典目錄中或隸于群經總義類，或入小學類，其研究對象即為經書，內容更是緊扣經書文本，故可劃歸輔翼系統(tǒng)。需要說明的是，與經書并行的群經音義，如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唐五代以降最為通行的傳本形式是各經單行本(宋代官刻經注本群經盡皆附刻《釋文》。宋孫奭等《孟子音義》略同此例，附麗經注本《孟子》趙注以行)，乃至附入經書文本之中(經注附《釋文》本、附《釋文》注疏合刻本)，所以盡管《釋文》作為整體屬于輔翼系統(tǒng)，但各經單行本當依附相應經、注文歸入正經注疏系統(tǒng)。又如元明時期通行的元許謙《詩集傳》音釋、元鄒季友《書集傳》音釋等雖然兼釋經文音義，但主要還是注釋程朱等新注的音義，附麗各經以行，所以當歸入五經四書系統(tǒng)。輔翼系統(tǒng)之得名，一在于其功用，即為兩大主干系統(tǒng)之輔翼，考辨文本，通明音訓，疏證經義。輔翼系統(tǒng)在整個經學文獻樹狀結構中處于樹冠的位置，只有枝繁葉茂才能永葆主干無虞，所以其作用亦不可小覷。
試舉《周易》類文獻為例，加以說明經學文獻“二加一”系統(tǒng)之剖判及其歸屬。漢魏以降通行的經傳參合文本系統(tǒng)可以追溯至西漢費直的古文文本，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和唐孔穎達等《正義》，構成了正經注疏系統(tǒng)《周易》類目年輪結構的主體。此外，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玄、虞翻、王肅等諸家傳注均在王弼之先，較之正注更接近于一次文獻(原典)；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輯錄漢至唐《易》解三十馀家，后世研究漢《易》，多賴此書之存；舊題唐郭京《周易舉正》自稱以王弼、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校傳世本，相當于正經正注通行本之外的另一種文本形態(tài)。這些也都是二次文獻。宋代《易》學象數派陳摶、劉牧、李之才直至周敦頤、邵雍的數學和圖書之學是對王、韓注和孔疏的反動，而《易》學義理派自然是受到王弼《易》學的影響，但排斥以玄學解《易》，如程頤《易傳》；或重視象數之學，如朱熹《本義》(朱子另有《易學啟蒙》，力倡圖書之學)，二者共同成為五經四書系統(tǒng)《周易》的標準注釋，是為二次文獻；宋元人疏解程、朱注釋之作，如宋董楷《周易傳義附錄》、元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董真卿《周易會通》等，則為三次文獻。因為南宋以降兩大系統(tǒng)并行，故宋《易》著作各有分屬，如蘇軾《東坡易傳》多切人事，深得曲譬之旨；朱震《漢上易傳》以象數為宗，上采漢魏以及于唐；李光《讀易詳說》以史解經，示人事之所從，皆出于朱子之先，為正經注疏系統(tǒng)的四次文獻。至于魏了翁《周易要義》摭取經傳、注、疏之文(間附《釋文》)，據事別類，貫通正經注疏系統(tǒng)的一次、二次、三次文獻；王應麟纂輯《周易》鄭玄注，為輯佚漢《易》之始，則屬于正經注疏系統(tǒng)的二次文獻。隸屬于五經四書系統(tǒng)者，如楊萬里《誠齋易傳》以史解經，但以程子為宗；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專闡數學，發(fā)明朱子《啟蒙》之旨，皆為二次文獻。在《易》學史上，元、明兩代一般也劃入宋《易》，多以輔翼程朱《傳》《義》為主，如元梁寅《周易參義》、明蔡清《易經蒙引》，分屬五經四書系統(tǒng)的三次、四次文獻；間有并不專主程朱，義理與象數并重者如元吳澄《易纂言》、明來知德《周易集注》等，則為正經注疏系統(tǒng)的四次文獻。清代前期是宋《易》和漢《易》的轉捩點，康熙御纂《周易折中》，集宋《易》之大成，是五經四書系統(tǒng)的三次文獻，其他宋《易》之作如錢澄之《田間易學》、李光地《周易通論》、朱軾《周易傳義合訂》等亦皆如是；乾隆御纂《周易述義》，開漢《易》之端緒，是正經注疏系統(tǒng)的四次文獻，其他漢《易》之作如惠棟《周易述》《易漢學》《九經古義·周易》、張惠言《周易虞氏義》《周易荀氏九家義》《周易鄭氏義》《易義別錄》等亦同。
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元刻本
二
對于經學而言，除揭示和闡發(fā)經義這一當行本色之外，如果納入今天的學術體系進行考究，既可以做學術史的研究，所謂經學史；也可以做文獻學的研究，亦即經學文獻學。我們知道，每一門學科都是人類某一門類知識的科學概括和理論總結，必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經學文獻學是以經學文獻為研究對象，旨在揭示其內容屬性、形式特點、載體構造、范疇類別以及沿革傳承、庋藏刊布的一般規(guī)律，并為經學文獻的整理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以推進其有序利用和科學發(fā)展的一門專科文獻學。經學文獻學既是傳統(tǒng)文獻學的分支，也是傳統(tǒng)經學的分支，具備經學和文獻學的雙重屬性，二者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為用，交叉而成為經學文獻學，具有綜合性、邊緣性和實踐性的特點。它的研究對象就是經學文獻本身，相對于一般古文獻而言，經學文獻自有其特殊性:首先，經學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核心，經學文獻也是古文獻的核心，切中扼要，綱舉目張，作用不同于史、子、集部文獻。其次，經學文獻有經傳之別，經注之別，注疏之別，漢魏以降，隨著經傳逐漸混同，群經的古注也漸次出現，而后有南北朝至隋的群經義疏和唐宋的疏義，這樣就形成了“層累地造成”的經傳注疏年輪結構，較之其他部類文獻多有不同；再次，經學文獻作為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獨尊的意識形態(tài)的代表形式，與政治、倫理、思想、文化交織、雜糅在一起，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濃重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最后，經學文獻本身與經學產生、演進的歷史同步，而經學所包含的豐富的學術屬性，如今、古文經學，如漢學、宋學，也直接影響甚至左右著經學文獻的內容和形式。經學文獻的特殊性決定了經學文獻學的特殊性。
與經學文獻的特點相適應，經學文獻學的主要任務就是運用其理論和方法對經學文獻整體及個案進行研究，進而揭示經學文獻形成、發(fā)展和傳承、利用的規(guī)律，并提升到理論層面，反過來具體指導經學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經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決定了它的研究內容和范疇，大體上包含宏觀的理論和微觀的應用兩個層面:宏觀的理論層面重在研究經學文獻的內容、形式、結構、類型等屬性，及其形成、發(fā)展和演進、嬗遞的過程，以及保存、利用、整理、研究等狀況。具體說來，約有以下數端:其一，倡立并建構經學文獻學，自當加強其理論體系建設，主要包括經學文獻學的定義、范疇、屬性、特點，及其與傳統(tǒng)經學、文獻學等相關學科的關系等。經學文獻學與傳統(tǒng)經學、文獻學既有聯系，又有區(qū)別。它從屬于傳統(tǒng)文獻學，文獻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它同樣適用，但它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又有所區(qū)別，經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只是經學文獻，而傳統(tǒng)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是包含經學文獻在內的一般古文獻，研究對象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差異性。其二，研究經學文獻演進的歷史，以推求經學文獻與歷代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諸多領域的相互關系，從而在歷時性和共時性兩個層面上科學地認知經學文獻。其三，研究經學文獻的構成要件、方式及其份額、性質，從總體上把握經學文獻的樹狀年輪結構，厘清各系統(tǒng)及其內部層級、類目，進而具體深入地探究它們之間對立統(tǒng)一的關系。作為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tǒng)，處在特定的學術、思想、政治生態(tài)之中，經學文獻內部各個相對獨立的知識單元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可以按照經部類目、著述體式、載體形態(tài)、文本屬性等不同的分類方法進行網格化區(qū)分，并展開個性化的整理研究。其四，摸清經學文獻的存藏狀況，為整理研究和解讀體認經學文獻指引門徑，提供依據。不同于宏觀的理論層面，微觀的應用層面就是經學文獻的個案研究，包括關于其書、其人、其學、時世、地域等諸多方面的研究，應用傳統(tǒng)文獻學、小學的理論和方法，如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版本學、?？睂W、輯佚學、辨?zhèn)螌W等；以文本研究為中心，兼通文本內容和文本形態(tài)，包括章句、標點、注釋、翻譯、分類、編纂、索引、數字化等方面。這是經學文獻學的首要任務和根本目標，也是經學文獻學賴以成立的基礎和前提。
經學文獻學的建構，使傳統(tǒng)文獻學的外延進一步拓展，內涵也更加豐富。同樣地，對于經學和經學史而言，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也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深化和延展。狹義的經學就是解讀經書文本之學，換言之，就是講求經義的，當然對于經義的理解不僅因人、因時而異，還受到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而經學自身演進的歷史就是經學史；有關經學和經學史的文獻載體的研究就是經學文獻學。經學、經學史和經學文獻學三位一體，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經學是經學史和經學文獻學的前提和靈魂，沒有經學就無所謂經學史和經學文獻學；經學史是經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高度濃縮和科學總結，脫離經學史的觀照，經學則豆剖瓜分，雜亂無章；經學文獻學本身就是經學和經學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其產生、成立的基礎和出發(fā)點，也是其發(fā)展、演進的實際需要和必然要求。經學文獻學從廣泛、深入的經學和經學史研究之中汲取營養(yǎng)，借鑒并利用傳統(tǒng)文獻學的積極成果，不僅對經學、經學史的研究有積極的推動作用，還可彌補傳統(tǒng)文獻學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對其他文史研究領域也有參考和借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與經學研究相表里的經學文獻學實際上一直貫穿著中國經學史的始終，并且永續(xù)成為其中重要的一環(huán)。從漢唐章句注疏之學，到宋明理學，再到清代考據學，無不是以經學文獻為依托，結合經學文獻的整理研究而展開的。與傳統(tǒng)文獻學在清代的發(fā)展達到鼎盛同步，清人有關經學文獻目錄、版本、?？?、考據、輯佚、辨?zhèn)蔚确矫娴难芯渴O一時。近現代以來，由于受到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加之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介入，傳統(tǒng)的經學和經學史研究呈現出新的特點，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也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起步，成就斐然。不過，總體而言，相對于經學和經學史研究，這一百多年來經學文獻學的發(fā)展相對滯后，比照乾嘉學術更是遜色不少。當然，其中也不乏亮點，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大量出土的經學文獻為經學文獻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契機，形成新的生長。新材料的廣泛運用，使得經學文獻學向深度、廣度拓展，并對經學和經學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千百年來有關經書的傳統(tǒng)認識。同時，也伴隨著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有些學者片面強調新材料的作用，沒有立足于原始的傳世文獻；或者缺乏對于文獻資料的正確解讀和科學認知，導致其研究充斥主觀性和隨意性；或者盲目地套用西方理論，未能領會經學文獻學的內在特質和規(guī)律性。
在中外學術交流史上，經學領域歷來都是重鎮(zhèn)，尤其是在東亞文化圈內，這與儒家文化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直接相關。中國經學文獻和經學思想的外傳，外國佚存經學文獻及其整理研究成果的回傳，這種雙向交流和良性互動往往會對本土經學產生一定的影響。其中，主流當然是中國輸出，但外國存藏的經學文獻的回傳也由來已久。晚清、近現代以來，楊守敬、董康、羅振玉、傅增湘、張元濟等對日本收藏的經學文獻做了大量調查研究或回購、復制(覆刻、影印)的工作。近二三十年來，伴隨著海內外學術交流的日益開拓和深入發(fā)展，對于海外佚存的經學文獻的復制、影印和整理、研究工作更得以全面展開。
總之，經學文獻學應立足于微觀的應用研究，兼及宏觀的理論建構，運用傳統(tǒng)文獻學、小學的理論和方法對經學文獻進行科學地整理和研究。具體說來，大致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一)對于經學文獻和經學文獻學的理論探討。加強經學文獻學的理論體系建設，包括經學文獻和經學文獻學的界定及其研究對象、范疇、宗旨、方法等。具體說來，科學分析經學文獻的類別和層級，綜括源流系統(tǒng)，摸清庋藏、存佚等基本狀況，并根據歷代史志目錄和公私目錄的相關著錄進行目錄學的研究。(二)經書版刻源流。儒家經典的刊行始于五代，盛于兩宋，標志著經書由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相關研究的重點應放在“十三經注疏”的匯刻及其版本系統(tǒng)，按照各種版本類型出現的先后次序，分為經注本、單疏本、越刊八行本、宋元十行本和明清“十三經注疏”匯刻本等，辨析源流，構擬系統(tǒng)。(三)經書文本校理。經學文獻學的終極關懷無疑就是經書文本，尤其是文本內容的存真復原和文本形態(tài)的鉤沉索隱，無論是小學還是文獻學的研究，最終目的都是獲得相對接近于經書原始面貌的、可靠的文本。而?？本褪菍崿F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和基本參照，在這方面清人和日本學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世所重。所以，當今重校經書不僅要廣校眾本，還應盡可能全面地搜羅古今中外的?？背晒遄萌ト?，審核按斷，擇善而從。(四)其他載體經學文獻研究?，F存經學文獻絕大多數都是印本(刻本和活字本)，除此之外，簡帛、石經和寫本、抄本等也是經學文獻的重要載體，它們對于經學文獻學的推動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為新的學術生長點。這些材料的特點是比較零碎，所以應先做全面摸底和系統(tǒng)清理的工作，然后才能進行具體深入的研究。(五)東瀛取經。中日兩國古代經學文獻的雙向交流源遠流長，以往關注的多是儒家經典如何東傳日本，而對于日本佚存經書的回傳少有論及，所以研究經書回傳路徑及其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由此才能進入文本研究。
《春秋穀梁注疏》明監(jiān)本
至于從事經學文獻學研究應當注意的問題，約略有四:(一)既不抱殘守缺，也不標新立異，立足于傳世文獻，也不排斥出土文獻。在充分理解和正確釋讀原典的前提下，恰當地、有效地利用新材料，彼此發(fā)明，相得益彰，這是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結合。(二)古代的經學研究，雖不免迂腐陳舊之弊，但去古未遠，學術背景和思想方法接近，知識結構和認識水平相當，其價值和作用不容忽視，不應當也不可能完全拋開前人成果，另起爐灶，要充分地、客觀地加以利用，這是重視個人研究和吸納前人成果的結合。(三)經學、經學文獻學的研究應當與經學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學側重于文本解讀和知識傳承，史側重于歷史演進和規(guī)律總結，學是史的基礎和前提，史是學的完成和升華，學史相長，同步推展，相輔相成，這是經學、經學文獻學和經學史的結合。(四)經學文獻學是中國的本土學術，但又不能局限于中國，東亞文化圈乃至世界范圍內都有其深遠影響，所以經學文獻學應在立足于本土學術的前提之下，放眼東亞乃至世界儒家文化傳承和研究的大環(huán)境、大背景，內外兼收，高屋建瓴，使得相關研究更具開放性和前瞻性，這是本土學術與中外學術交流的結合?？傊泴W文獻學的研究既要秉持傳統(tǒng)經學、文獻學的合理內核和根本原則，又要結合新材料、新理論、新實踐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既要守常，做道地的當行研究，又要創(chuàng)新，做與時俱進、符合學術發(fā)展規(guī)律的新學問。
注釋：
1、朱彝尊《經義考》所收，上起先秦，下迄清初，單列條目達8200余條。參見張宗友《〈經義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二章“論《經義考》之條目體系”之二“《經義考》條目統(tǒng)計與分析”，第66頁。
2、原發(fā)表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三期，后收入同名專著《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3、2017年上半年，筆者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研究生課程“經學文獻學”，首次完整提出這一理論框架，并在教學中不斷修正，選課同學如章莎菲、馬琳等也參與了個別意見。以后兩年間斟酌損益，續(xù)有訂補。
4、需要說明的是，完成此文之后，筆者偶然發(fā)現，早在2007年鄧聲國先生已撰有大作《傳統(tǒng)經學研究與古典文獻學學科理論建設的思考》一文，明確提出“關于‘經學文獻學’的學科理論體系的建構”的設想，并明確提出“根據現代文獻計量學原理，可以將目前所見的傳世文獻按研究對象的類別，區(qū)分為一次文獻、二次文獻、三次文獻等”(《文獻學與小學論考》，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版，第27—35頁)。筆者孤陋寡聞，一直未能獲見鄧先生大作，無由獲知鄧先生高論。雖然筆者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使用“經學文獻學”這一概念并非著眼于學科構建，劃分級次文獻的對象、視角和具體內容也與鄧先生說容有不同，但畢竟是鄧先生率先提出，篳路藍縷，厥功甚偉。
5、王國維:《五代兩宋監(jiān)本考》卷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影印本2003年版，第三冊，第525頁。
6、《宋史》，卷四二七《道學傳序》，第三十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710頁。
7、以上有關兩大主干系統(tǒng)的論述，詳參拙作《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三期，第113—118頁；同名專著《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緒論》，第2—30頁)。
8、所謂“編纂”，包括經書匯編、類編、改編、選本、節(jié)本等，尤以整合不同注釋體式和注釋內容的注疏合刻本最具代表性。
9、所謂“刊布”，包括經書的不同載體如簡帛、石經、寫本、抄本(含稿本)、刻本、活字本等，尤以不同版本類型的刻本最為重要。10、具體數字參照屈守元先生《經學常談·引言》，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4頁?！傲嚶浴逼?卷)數誤作2123，但下文所述比例不誤，知係作者筆誤或排印錯誤。本文據《漢志》改。又據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二《四庫全書總目》解題統(tǒng)計，《總目》著錄的經部書1756種，18021卷(中華書局影印民國間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1993年版，第149頁)。這個統(tǒng)計數字是包括存目在內的。
11、何多源:《國學書目舉要》，《廣大學報》1949年第1期。數字系據《正編》卷八第35頁和《補編》卷一第42頁統(tǒng)計。因為國學圖書館藏書多得自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和武昌范氏木犀香館，后又征調官書，數量大，質量高，一時為江南藏書之冠，故其統(tǒng)計數字具有代表性。
12、據是書經部總類、《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爾雅》、群經總義等類目所收書統(tǒng)計，不含小學類15000馀種。當然，《中國古籍總目》所收叢書和合刻之書除整體著錄外，各子目又據其內容分別著錄，歸入相應類目。所以，這部分條目是重復計數的(還有一小部分同書異名的情況也應考慮在內)。
13、根據古典目錄學的分類體系，最晩從漢代開始，小學類文獻一直劃歸經部(類)，未嘗更易。但從今天的學科體系來權衡、剖判，單純的小學著作如文字、音韻、訓詁類書當可獨立于經部之外，至少不能為經部所完全涵蓋，故本文所謂經學文獻并不包含小學著作(專以經書為研究對象者除外?！稜栄拧穫鹘y(tǒng)上劃入經部，本文沿其舊制。這是因為，盡管其書性質屬于小學，但漢代以降，對其屬性和作用的認定實與經解(群經總義)類書相當)。
14、至于近、現代以降有關經學、經學史和經學文獻的整理研究成果，主要是相關論著(研究專著、論文、古籍整理著作、數據庫等)，卷帙浩繁，門類眾多，體式各異，更主要的是對于經學的認知以及學術理念、學術規(guī)范已不同于古人，故可剝離于原始經學文獻之外，作為衍生文獻來看待，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
15、“正經正注”語出清張之洞《書目答問》，為經部類目之名稱，兼指通行本“十三經注疏”和朱熹等宋元人新注“五經四書”，二者都曾為元、明、清科舉程式所指定。本文所使用的“正經注疏”范疇只是借用張之洞原概念外延的一部分，專指傳統(tǒng)的“十三經注疏”經、注、疏，宋元以降“五經四書”及其相關著作并不從屬在內。詳參拙作《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三期，第112頁。后收入同名專著《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第1頁)。
16、顧頡剛先生正式提出這一觀點，是在1923年5月發(fā)表的《與錢玄同論古史書》(《讀書雜志》第9期)一文中。
17、對于儒家經典而言，經傳之別原本是十分明確的，故西漢有傳記博士和五經博士之分立。漢代以降，經書分化，傳記如《禮記》《春秋三傳》《孝經》《論語》《爾雅》逐漸獲得與五經對等的地位，由傳升經(《孟子》進入經書序列最晚，已到宋代)，以次形成了七經、九經(十二種)直至十三經。另外，今、古文也是有關原典的核心問題，今傳本或為古文(如今本《詩經》是古文《毛詩》，而漢代長期立于學官的是今文魯、齊、韓三家《詩》)，或為今文(如今本《論語》是《張侯論》，其文本基礎是今文，漢代通行的則有今文《魯論》《齊論》和古文《古論》)，或為偽古文(如東晉以降通行的《尚書》文本實為偽古文，但其中主體部分又是真今文)，或參酌今、古文(如今傳鄭玄注《儀禮》底本是今文，但參校古文本)。本文對于原典本身層級結構的剖判從略。
18、《大戴禮記》原本是與《小戴禮記》并行的儒家經典，后以鄭玄注“三禮”，《禮記》逐漸成為正經，其書遂湮沒無聞，少人問津。但從歷代書目的著錄來看，盡皆歸屬于《禮記》類?！断男≌吩瓊S《大戴禮記》之一篇，齊梁間已有單行本，通行的著錄方式亦隸于《禮記》類。本文一仍其舊，亦將二者當作正經《禮記》之附屬(《大戴禮記》北周盧辯注；《夏小正》漢戴德傳)，但并不全都具備一、二、三各級次文獻。
19、《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頗本《春秋》以立論，歷來附經以行，隸于《春秋》類。以其書多主《公羊傳》，又及陰陽五行，故本文因仍歷代通行的著錄方式，以為正經《春秋公羊傳》之附屬，也不全都具備一、二、三各級次文獻。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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