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錚強】愛蓮池：十八線明星周敦頤的逆襲
愛蓮池：十八線明星周敦頤的逆襲
作者：吳錚強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初三日甲辰
耶穌2019年5月7日
（一）周敦頤墓
1983年5月，北京大學的一位日本留學生有一次“漫長的獨自旅行”，行程是從北京出發(fā)，往江蘇六城、上海、江西九江、湖北漢口，然后返回北京，周敦頤墓是他九江之行目的地。不過路上就聽說，周敦頤的墓“現(xiàn)在就算去的話，因為什么都沒有了，所以找都找不到”。留學生還是找到了墓地，看到的情形是“周圍雜樹叢生，建筑物也已不復存在，只剩下滿地的殘垣斷瓦”。留學生十分感慨，“展現(xiàn)在眼前的風景，與隨身帶來的常盤著作影本上的截然不同”，欣慰的是“從墓地往南遠眺廬山的風景，確實非常美麗”。
從周惇頤墓眺望廬山（2018年4月7日）
他講到的常盤著作，就是1922年常盤大定在中國各地考察后編寫的《支那文化史跡》。書中周敦頤墓的照片保留了清光緒年間彭玉麟等人修復的盛況，常盤大定當時感嘆，“墓非常氣派，在儒家學者的墓中能有如此雄偉規(guī)模的，恐怕非常罕見”。常盤大定拜訪之后，周敦頤墓于1959年列為江西省文保單位，“文革”中破壞殆盡?！拔母铩苯Y束后，周氏后裔為重建墓地四處奔走。1998年、2004年，由香港周氏宗親會、周氏后裔修墓委員會分別募集資金二十萬、二百萬元，在九江市政府支持下，全面修復了周敦頤墓地。
周惇頤墓園（2018年4月7日）
二十八年后，那位日本留學生已經(jīng)成為知名學者。2011年10月，吾妻重二參加在廬山白鹿洞書院召開的國際朱子學會議，順道重訪周敦頤墓。吾妻重二驚奇地發(fā)現(xiàn)，新墓基本恢復了清代宏偉的規(guī)模。雖然明清的文物幾乎蕩然無存，但因“文革”的破壞，周敦頤母親鄭氏的《仙居縣太君墓志銘》從田里被發(fā)掘出來，陳列在墓地展覽館中，“這幾乎就是周敦頤墓唯一遺留至今的原物，無比珍貴”。吾妻重二還驚奇地發(fā)現(xiàn)，展廳中聲稱，周樹人（魯迅）兄弟、周恩來等人都是周敦頤的后裔，“愛蓮堂”的匾額還是周恩來題寫的。
周惇頤及母、妻合墓（2018年4月7日）
周恩來題匾愛蓮堂（2018年4月7日）
（二）歸隱廬山
周敦頤寫過一篇《愛蓮說》，是初中生要背誦的課文，在中國家喻戶曉。不過吾妻重二相信周敦頤對整個東亞文化都有深遠的影響，他認為韓國國旗上的太極圖案來源于周敦頤的太極圖說，越南以蓮花為國花是受《愛蓮說》的影響，甚至日本人推崇的“灑落”人格，也出自黃庭堅對周敦頤的夸獎“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
周惇頤太極圖
越南航空logo
說周敦頤“人品甚高，胸懷灑落”，主要就是指在他55歲的辭官（提前退休）歸隱廬山的事跡，不過周敦熙歸隱廬山的計劃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形成。那時他在合州（今重慶合川）四年任期之后，往京城開封改官，路經(jīng)江西有廬山之行。第二年（嘉祐六年，1061），也就是蘇軾參加制科考試一舉成名的時候，周敦頤得到通判虔州（今江西贛州）的新職務。赴任途中再次游覽廬山，便萌發(fā)了在廬山定居的打算，在蓮花峰下購置了一處地產(chǎn)，在小溪旁修筑了“濂溪書堂”。十年之后（熙寧四年，1071），周敦頤正在廣東（廣南東路）負責監(jiān)察司法，聽說母親在潤州（江蘇鎮(zhèn)江）的墳塋被水沖擊，便請求調(diào)任知南康軍。南康軍的治所在星子縣如今已并入廬山市，離廬山北麓蓮花鎮(zhèn)周家灣的周敦頤墓不過25公里，周敦頤的調(diào)職請求就是為歸隱廬山準備的。這年八月赴任，十二月便將母親改葬廬山北麓，然后以多病為由辭官歸隱。在周敦頤的人生軌跡中，這一走真是風清云淡、歲月靜好，當時的宋廷卻是多事之秋，新法遭到各地的激烈抵制，內(nèi)外戰(zhàn)事也不斷地發(fā)生。
與這一年朝中司馬光罷歸洛陽這樣的大事件相比，周敦頤歸隱廬山恐怕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周敦頤并不反對王安石變法，周敦頤的小舅子蒲宗孟是變法派的重要成員，說周敦頤在家書中不斷“稱美熙寧新政”。朱熹極力推崇周敦頤，但支持熙寧變法是他不愿面對的事實，于是毫無原則地刪改蒲宗孟與潘興嗣撰寫的周敦頤墓碣與墓志銘，重新編寫了周敦頤的生平事跡。
周敦頤是否關注朝中新法引起的日益激烈的政爭？他對新法的立場究竟如何？致仕隱退是否與新法存在某種關聯(lián)？這些問題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從追索。或許京城內(nèi)無窮無盡的政治斗爭絲毫不曾觸動他灑落的內(nèi)心，或許他早已勘破黨爭之禍及早抽身，這些都不重要。歸隱后僅一年（1072）周敦頤便離開了紛擾的世界，看來“多病”是他辭官的真實理由。他跟王安石曾有一面之緣，那是嘉祐五年（1060）在京城，他比王安石年長四歲。這次見面大概討論了宇宙是否有邊界、黑洞內(nèi)有無時間之類謝耳朵關心的問題，王安石畢竟是文科生，學問再好、志趣再高，也駕馭不了這么古怪的議題。據(jù)說他們一連聊了好幾個日夜，然后王安石冥思苦想，一度處于不食不眠的狀態(tài)。
此后周敦頤到江西、湖南一帶任職，王安石變法開始后，周敦頤被派到廣東（廣南東路）擔任財政與法律方面的職務，這是周敦頤仕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升遷，財政與法律則是王安石特別關注的事務。作為絕無機會參與朝廷政爭的地方吏員，周敦頤抵制新法的可能性幾乎是零。不過即便贊成新法，周敦頤也未必懷抱遠大的政治理想。在宋代的官場上，周敦頤屬于不起眼的邊緣人，政治理想這種話題不是為他這種人準備的。
（三）十八線明星？
周敦頤似乎沒有考過科舉，他因舅舅恩蔭入仕，這在宋代基本上屬于不思上進的表現(xiàn)。周敦頤運氣不錯，他的舅舅鄭向官至知制誥、龍圖閣學士，母親鄭氏與父親周輔成都是二婚，他們在天禧元年（1017）生下周敦頤。周敦頤出生兩年前，父親考中進士，不過是個特奏名，就是連續(xù)考了六次都沒考上，朝廷給的一個安慰獎。這樣的進士當然不值得炫耀，也注定了周輔成一輩子只能當偏遠地區(qū)的小官吏，去世時不過是賀州桂嶺縣（今廣西賀州市桂嶺鎮(zhèn)）的縣令。
父親去世后，周敦頤隨母親跟著舅舅生活，他名字中的“敦”也是隨鄭家表兄弟的字行。舅舅去世前，將周敦頤的工作與婚姻全部安排妥當，然后舅舅與母親相繼去世。周敦頤是道州營道縣（今湖南道縣）人，母親卻隨舅舅葬在潤州（今江蘇鎮(zhèn)江），周敦頤就在當?shù)氐您Q林寺中守制讀書。當年十七歲的王安石在跟著父親在江寧（今江蘇南京）讀書，這時拜謁周敦頤遭到拒絕的故事可能只是傳說。
1040至1061年二十年間，周敦頤在各地游宦，從縣主簿（縣辦主任）做到通判（副市長）。從1061年至1071年又十年間，周敦頤從通判做到知軍（市長級別），這時王安石已官拜宰相了。對于沒有進士出身的官員來說，知州級別就是仕途的天花板，周敦頤的任職地點局限在贛、湘、渝、粵等宋朝的偏遠地帶，與貴重或繁華的京畿、東南地區(qū)幾乎絕緣。
在宋朝的官場上，沒有進士出身，就好比混跡學界而沒有博士學位，注定了被邊緣化的命運。這種情況下人最好有些特殊愛好，既能填補內(nèi)心空虛，又便于構建自我認同。能寫出《愛蓮說》的周敦頤既灑落又孤高，平時喜歡思考宇宙邊界、人生信念之類終極問題。這讓他顯得很獨特，有時會刺激到別人，比如北宋兩大思想家程頤與王安石都深受周敦頤的影響。但周敦頤地位太低，程頤、王安石忙著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們著作的后記不會致謝或提及周敦頤這個名字，遑論將周敦頤認作自己的授業(yè)之師了。
話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在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這些名字構成的璀璨星空中，活著的周敦頤只能算十八線明星。一百年后，周敦頤成為夜空中最亮的星，完全是因為朱熹孤獨和嘆息的心底需要照亮前行。不過在朱熹以前，去世后不久的周敦頤已經(jīng)從十八線升格為三線明星，主要推手是他的兩個兒子，他們竟然跟程頤的冤家——大文豪蘇軾、黃庭堅結成了“親如兄弟”般的友誼，怪不得程頤對少年時代的理學啟蒙老師如此不恭敬。朱熹完全不顧理學祖師爺?shù)母惺?，非得在程頤頭上按一個授業(yè)之師周敦頤，這真是一段狗血的中國思想史。
（四）茂叔有子，良不誣也
慶歷四年（1044），范仲淹主持新政之時，在偏遠的南安軍（今江西大余縣），兩位沒有科舉出身的地方官吏相遇了。一位是程顥、程頤兄弟的父親程珦，他知興國縣，又兼任南安軍通判，另一位就是南安軍司理參軍（主管司法）周敦頤。程珦年長周敦頤十歲，又算是上司，便讓周敦頤經(jīng)常帶他兩個兒子順便指導一下功課，“令二子師事之”。周敦頤見程珦也沒考過進士，倒有幾分自信，便常帶著少年二程，說過一些顏子安貧樂道、孔子也沒考過科舉之類的怪話。結果程頤深受影響，果然沒有考上進士。后來給程顥寫行狀，程頤說“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yè)，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實他哥哥是考中了進士的。程頤說這種話，主要是想說明自己少年立志，對于周敦頤他從來不稱“先生”，而呼之平輩間的表字“茂叔”，有時還輕蔑地稱之為“獄掾”、“窮禪客”，總之是不認這個老師的。
離開南安軍之后，周敦頤與程珦一直保持著關系，程頤不可能把周敦頤遺忘了。既深受影響，又出言不遜，給后來的朱熹出難題，這其中當然有原因。周敦頤辭官歸隱時，原來參與變法的程顥與王安石鬧僵請求外補。周敦頤去世時，二程兄弟已經(jīng)隨著父親在洛陽成為在野的反對派了，這時周敦頤的小舅子蒲宗孟說周敦頤是支持變法的。不過嚴重的是接下來，宋神宗去世，洛陽的反對派司馬光當權，程頤當了新皇帝宋哲宗的老師，蘇軾也回到朝中當了翰林學士。司馬光去世，程頤就跟蘇軾鬧翻，蘇軾與周敦頤共同的朋友孔文仲彈劾程頤，程頤回到洛陽，不久蘇軾也離開京城來到杭州。
蘇軾再次到杭州任職是元祐四年至六年（1089-1091），而這個時候，周敦頤的兒子周燾也在杭州，兩人一起游玩，“親如兄弟，倡酬詩甚多，著有《愛蓮堂詩文集》，人稱茂叔有子，良不誣也”。這些講法大概屬實，不過包括吾妻重二在內(nèi)的不少人認為，周燾當時是兩浙轉運使所以在杭州，這是絕無可能的。周燾是周敦頤第二個兒子，續(xù)弦蒲氏所出，生于嘉祐七年（1062），蘇軾知杭時年不過三十，而且元祐三年才考中進士，杭州之任當是釋褐初授，怎么可能是轉運使這樣的方面大員。有關周燾的文獻資料很少，無法完整還原生平事跡，但他在杭州經(jīng)常與蘇軾一起拜訪辯才和尚，還寫過一篇《普向院多寶佛塔記》。這篇記文撰于元祐八年，周燾當時的職務是知貴池縣（今安徽池州），里面還追述了他在杭州的時光。這就說明周燾在杭州的職務不可能高于知縣，很可能是杭州屬縣的縣尉、主簿一類吧。然而正是通過其子周壽、周燾，周敦頤確立了蘇軾等文人圈中的地位。蘇軾寫過《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說“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以致《宋元學案》認為蘇軾是周敦頤的私淑弟子。周壽則是蘇門學士黃庭堅的好朋友，所以才有了《濂溪詞并序》贊美周敦頤“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至于程頤，他創(chuàng)立的理學（洛學），在當時還不能跟荊公新學或蘇學（蜀學）抗衡，雖然他看不上周敦頤，周壽、周燾兄弟想必是不太在意的。
（五）愛蓮池及劉凝之墓志銘
淳熙六年（1179）三月三十日，朱熹抵達星子縣，接任知南康軍的職務。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尋訪陶潛、劉凝之、周敦頤“諸公遺跡”，然后又在南康軍學建起周敦頤祠，又請湖湘學派代表人物張栻撰寫祠記。張栻毫不含糊地將周敦頤推到道學宗主的地位，說“惟先生崛起千載之后，獨得微旨于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并稱二程將周敦頤的思想發(fā)揚光大。周、程授受的觀點是朱熹極力主張的，他說“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對授受之統(tǒng)。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于天下”。這個觀點一經(jīng)面世便遭質(zhì)疑，朱熹有位從表叔反復給他寫信駁斥這種說法，認為朱熹歪曲事實。但朱熹不管不顧，既然有機會到周敦頤曾經(jīng)任職的南康軍，正好進一步收集修訂周敦頤的遺著。首先收集到《太極圖說》《通書》的“楊方九江故家傳本”，與其他版本校定之后，將全文刻在南康軍學。聽聞朱熹如此用心，周敦頤曾孫周直卿也前來拜訪并將周敦頤的墨寶《愛蓮說》及刻本《拙賦》贈予朱熹。朱熹非常激動，將署衙后圃臨池的一個亭館命名為“愛蓮館”，將周敦頤親書的愛蓮說刻于館壁，并賦詩《愛蓮池》，“聞道移根玉井旁，花開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為先生引興長”。
周瑜點將臺（2018年4月7日）
星子縣愛蓮池（軒）（2018年4月7日）
周敦頤的《愛蓮說》作于何時何地，早已眾說紛紜，不可細考，星子縣愛蓮池當然是其中一說?，F(xiàn)在廬山市紫陽南街“周瑜點將臺”東側的愛蓮池景區(qū)，與朱熹當年刻石的愛蓮館不知有何關聯(lián)。所謂的周瑜點將臺更像明清時期的軍門樓，愛蓮池景區(qū)重建的臨池建筑則稱為愛蓮軒。2018年4月帶領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同學畢業(yè)實習，無意間在“點將臺”城樓的角落里發(fā)現(xiàn)了真正的宋代文物，竟是朱熹同樣推崇的劉凝之及其夫人的墓志銘。
劉凝之墓志銘（2018年4月7日）
凝之是劉渙的表字，他是歐陽修的同年進士，五十歲時辭官歸隱，“學士大夫爭為詠嘆以餞之”。劉渙享年八十一歲，“居廬山三十余年，環(huán)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無戚戚意”。這樣的行為在理學家看來就是求圣人之道，朱熹在知南康軍任上為劉渙父子（其子劉恕，《資治通鑒》編者之一）立祠奉祀，還在“城西門外草棘中”尋訪劉渙陵墓，并建“壯節(jié)亭”護陵。1980年秋，當?shù)赜信硇辙r(nóng)民為縣磚瓦廠做土方，在蔡家?guī)X下掘得劉渙及妻錢氏的墓志銘，連同篆蓋四石分別藏于彭、蔡、胡三姓家中。菜農(nóng)彭世忠告知當?shù)匚氖费芯空撸?jīng)鑒定后又聯(lián)系縣文物站予以收購。后來星子縣并入廬山市，縣文物站隨之撤銷，不知又發(fā)生了什么，便有了這次點將臺上與劉凝之的邂逅。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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