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剛】孟子與《春秋》的經(jīng)學建構(gòu)問題探論
孟子與《春秋》的經(jīng)學建構(gòu)問題探論
作者：王剛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臘月十六日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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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是對《春秋》進行經(jīng)學建構(gòu)的關(guān)鍵人物，時間為孟子晚年的齊宣王時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禪讓政治破產(chǎn)的情形下，賦予了《春秋》較為完整的經(jīng)學品質(zhì)。從此，《春秋》由“事”而“義”，作為孔子傳道之書，成為經(jīng)學專名，此后挖掘其內(nèi)在的“筆法”及微言大義，成為主流詮釋方法。
關(guān)鍵詞：孟子；《春秋》；經(jīng)學；史學
作者簡介：王剛（1971-），男，江西南昌人，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
在《春秋》學史上，孟子是一位關(guān)鍵性人物。從特定視角來看，正是以他的系列論述為起點，《春秋》開始具備了較為完整的經(jīng)學品質(zhì)[1]。由此，研討《春秋》經(jīng)學的建構(gòu)，就不能不論及孟子。那么，孟子為什么要建構(gòu)《春秋》經(jīng)學呢？具體情形如何？筆者以傳世文獻為主，在出土文獻的比照下，以知識社會學的理路，通過考察文本的演進和內(nèi)外動因，復原孟子時代的歷史事實，對此問題略述管見，以就正于方家[2]。
一、孟子建構(gòu)了《春秋》經(jīng)學
我們認為，在早期經(jīng)學中，以孟子時代為分水嶺，經(jīng)孟子之手，《春秋》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質(zhì)變，經(jīng)學性格由此成立。
1.從經(jīng)學特性來看，孟子在其中起著重要的樞紐作用
一般來說，經(jīng)學應(yīng)該具備的特性是：由孔子制作或整理，賦予了微妙的義理，從而垂憲萬世。就《春秋》而言，這樣的特性在孟子之前并不具備，至少是不充分的，即便有其“實”，但其“形”——完整的學術(shù)形態(tài)還未出現(xiàn)。翻檢《論語》，可以發(fā)現(xiàn)，孔子對于《詩》《書》、禮、樂多所提及，對于《春秋》，卻未置一言。而到了戰(zhàn)國早期，在與反儒最為堅決的墨子進行辯論時，儒生對于孔子在《詩》《書》、禮、樂方面的貢獻推崇備至，但對于《春秋》，同樣不置一言[3]。簡言之，《春秋》的經(jīng)學品質(zhì)并不明朗。只有到了孟子時代，《春秋》充滿了義法，孔子作《春秋》才得以坐實，這也就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謂的“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2.在《春秋》經(jīng)學化的歷程中，孟子使得《春秋》發(fā)生了由“事”向“義”的轉(zhuǎn)化，其內(nèi)涵得以深化與延展
據(jù)現(xiàn)有資料，經(jīng)學形態(tài)在孟子之前已出現(xiàn)。其中一個重要的依據(jù)就是，郭店楚簡中有了六經(jīng)的名目，李學勤指出：“郭店簡的時代絕不會晚于公元前300年，比《孟子》七篇成書要早，所以這些是孟子可以讀到的，六經(jīng)早就有了?！盵1]翻檢郭店楚簡，《詩》《書》、禮、樂、《易》《春秋》同時出現(xiàn)，的確是很值得重視的事實。就此可以推定，在孟子之前，六經(jīng)文本已日漸成為一個系統(tǒng)。然而，另一面的事實是，與后世嚴密的經(jīng)學詮釋相較，它們還有些粗糙，反映出經(jīng)學形態(tài)尚未最后定型。其中，就本論題而言，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簡文對于《春秋》的闡釋：“所以會古今之事?！盵2]
眾所周知，在成為經(jīng)籍之前，《春秋》本為史籍之名。作為魯史專名，同時又是史籍統(tǒng)稱[4]，雖有懲戒勸導的意義[5]，但它的取向無疑是史學，而非經(jīng)學性質(zhì)。具體說來，作為史學的《春秋》，突出的是歷史事實，即所謂“事”，以及“事”的古今融匯。而經(jīng)學的《春秋》則突出其“義”，史實不過為載體，這一點由《孟子·離婁下》加以點明：“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币簿褪钦f，《春秋》經(jīng)由《魯春秋》改造而來，它本與晉之《乘》、楚之《梼杌》為同一類型，記載的是各國史事，然而，經(jīng)過孔子改造之后，它以春秋時代的齊桓、晉文霸業(yè)為歷史依托，而真正要展現(xiàn)的卻是字面后的微言大義?？梢钥吹降氖?，孟子之后，《春秋》所凸顯或特別強調(diào)的，為“道名分”（《莊子·天下》）、“言是其微”（《荀子·儒效》）、“正是非”（《春秋繁露·玉杯》），而歷史事實，則不過是“載道”之工具，不是主題所在。
然而，郭店簡在論述《春秋》時，不僅突出其“事”，而且是“古今之事”。這說明了什么呢？它證明此時的《春秋》在性質(zhì)上很可能還停留于“史”之上，“經(jīng)”的意味并不濃重。所以，這里所指稱的《春秋》，應(yīng)該不是孔子所述作，而是前孔子時代的史書《春秋》。這一結(jié)論得以成立的理由，除了它偏于“事”而不是“義”，由其“會古今”一句也能看出，它已超越了“齊桓、晉文之事”的時間范圍，故而只能是史書《春秋》，而不是后來意義上的《春秋》經(jīng)。因為在戰(zhàn)國時代，所謂的“今”，其時間上限在春秋，也就是說，春秋以來為“今”，春秋以上則為“古”。如《韓非子·五蠹》曰：“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辈⒁呵飼r代的子貢、徐偃王為例，來說明“當今”的價值取向。所以，《春秋》經(jīng)所載明顯屬于“今事”，而不可能入于“古事”之中，那么，“會古今之事”的《春秋》就只能是廣義上的，它屬于史書性質(zhì)。
由此，筆者認為，在郭店時代，六經(jīng)系列就文本雖已逐漸成形，但內(nèi)在的經(jīng)學建構(gòu)尚未最后完成，尤其是《春秋》，還主要停留于“史”的意義上，范圍遠過于今傳《春秋》經(jīng)，為早期史書之泛稱。只有孟子出現(xiàn)之后，《春秋》由“事”而“義”，作為孔子傳道之書，成為經(jīng)學專名，此后挖掘其內(nèi)在的“筆法”及微言大義，成為主流詮釋方法。從此，《春秋》經(jīng)才得以真正建構(gòu)。
二、孟子建構(gòu)《春秋》經(jīng)學的時間和地點問題
孟子是在什么時間、地點建構(gòu)了《春秋》學呢？筆者以為，是在齊宣王時代，在齊地時完成了這一任務(wù)，此時，孟子已步入晚年。
據(jù)《孟子·梁惠王上》，當孟子初見齊宣王時，宣王發(fā)問道：“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抗辯道：“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然而，這種論述及情形，與孟子對《春秋》的闡釋有著重要矛盾。由前已知，孟子在論及《春秋》時，認為它記載著齊桓、晉文之事，即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此時卻聲明“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未之聞也”。倘在見宣王之前，孟子已對其推崇備至，是絕不可能說出這樣的托詞的。也就是說，《春秋》經(jīng)學的建構(gòu)必在見宣王之后。
那么，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在此之前，孟子與《春秋》的關(guān)系到底如何呢？
在學界，一直以來就有孔子學生子夏傳《春秋》的說法。并認為在戰(zhàn)國初年，子夏因魏文侯的尊崇，在魏國創(chuàng)立了顯赫一時的西河學派?！妒酚洝ぶ倌岬茏恿袀鳌份d：“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庇袑W者將這些論述與《孟子》學中的“《春秋》悖論”相聯(lián)系，進而認為：“子夏將孔子傳授的《春秋》攜往晉國，因此在孔子死后，魯國的學者不知道孔子作《春秋》一事，我們從《論語》與《禮記》中，看不到孔子作《春秋》的記載，就說孟子吧，他也是到了晉國之后，才知道孔子作《春秋》的。在這之前,齊宣王問他：“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也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可知在孟子未至梁之前，不曾見到《春秋》，待到他到了三晉之后，才改說：“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顯然他是到晉國后，才看到了子夏一派所傳授的孔子的《春秋》?！盵3]按照這樣的理解，孟子在晚年由齊至魏，然后才知道與了解到子夏門派在此傳授的《春秋》經(jīng)，也所以，由不知“齊桓、晉文”，轉(zhuǎn)而大肆宣揚《春秋》之道。然而，孟子為一代大儒，本有著極深的學術(shù)修養(yǎng)，怎么可能到晚年才得聞《春秋》，此前竟茫然無知呢？它不僅不合情理，僅就孟子行跡及《春秋》經(jīng)的流布來看，以上所論也難以成立。
首先，孟子先見魏（梁）惠王，后見齊宣王，也就是說，在他見到宣王時，已在魏國停留了一段時間。如果按照以上所言，《春秋》最早因子夏的緣故，而只在晉（魏）國流傳，則孟子見宣王時早已知道了《春秋》經(jīng)，不存在“不曾見到《春秋》”這樣的事實。當然，孟子先齊后梁的說法出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屬于淵源有自，但它歷來為學者所懷疑，錢穆更是考訂出孟子至魏國，在惠王卒前一二年的事實[4]。尤為重要的是，魏惠王卒年與齊宣王即位之年為同一年，即公元前319年。由此，倘先齊后魏，則孟子只能在此年——惠王卒年赴魏，不可能有其他時間。而據(jù)《孟子》及其他各種材料，孟子與齊宣王相見后，相處的時間延續(xù)了好幾年，有學者考訂，孟子是在公元前312年離開齊國[5]。另外，據(jù)《孟子·梁惠王上》，在惠王去世后，孟子對繼位的魏襄王大為不滿，譏評為“望之不似人君”。更可以由此旁證，他應(yīng)該在惠王離世后，即前319年之后離魏赴齊。由此，不僅先見齊宣王，后見魏惠王很不合情理，就本論題而言，再進一步推之，則根本不存在孟子見齊宣王時不知《春秋》經(jīng)的事實。
其次，就《春秋》經(jīng)及《春秋》類文獻的流布來看，在齊宣王時代，此類書籍早已各國可見，根本不可能僅局限于晉（魏）國，而他國不知不曉。由前已知，早于孟子的墨子，早就宣稱自己見過“百國《春秋》”，而墨子的主要活動點恰恰在晉國以外。而且由前可知，在郭店楚簡的經(jīng)籍排序中，就有《春秋》一書。這證明孟子之前，在儒家典籍系統(tǒng)中，《春秋》類文本已在楚國流布。當然，因材料有缺，現(xiàn)在還不能從文本上清晰地判定，郭店楚簡中所言的《春秋》與今本具體差異何在。但是，孟子之前，《春秋》類文獻作為儒家典籍，廣泛流傳于各地，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既然連楚國這樣一個一度被中原各國視為蠻夷的地帶，都有儒家學派的文獻，并有關(guān)于《春秋》的論述，那么，孟子為一代大儒，齊又是當時的文化中心，焉有不知《春秋》之理？所以，在見宣王之時，《春秋》應(yīng)該早已為士林所熟知，不存在孟子不知《春秋》的問題。
總之，在前孟子時代，《春秋》雖與《詩》《書》、禮、樂、《易》并稱，但還沒有聚焦于今傳的孔子文本之上，“史”的性質(zhì)依舊濃厚，它是作為一類，而不是一部典籍而加以呈現(xiàn)，“義”沒有得到深入的挖掘，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還不足以稱之為經(jīng)學。只有當孟子出現(xiàn)后，傾其心力，聚焦于“齊桓、晉文之事”的文本，并使得《春秋》性質(zhì)由“史”而“經(jīng)”，從而獲得了新的文化生命。
三、孟子建構(gòu)《春秋》經(jīng)學的原因
筆者以為，在戰(zhàn)國的政治及文化環(huán)境下，儒家理念及孟子思想面臨著強烈的沖擊，不得不加以必要的調(diào)整與反擊。時勢的催逼，使得孟子選擇了以今本《春秋》來進行文化應(yīng)對。
1.稷下爭鳴背景下的刺激與回應(yīng)
習文史者皆知，在戰(zhàn)國時代，齊在稷下設(shè)立學宮，大批知識精英聚集于此，在學問上相互辯難，造就了“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學術(shù)中心”[6]。而孟子所在的齊宣王時代，學者最多，學風最盛。史載：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huán)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shù)百千人。[7]1895
由此可知，稷下學士因知識而擁有優(yōu)厚的待遇，“不治而議論”，在齊國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知識與思想見解。然而，他們的議論雖然極為廣泛，并非漫無目標，核心所在，乃是政治?！妒酚洝っ献榆髑淞袀鳌份d：“（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新序·雜事二》則曰：“稷下先生喜議論政事。”要之，稷下之辯雖不對政治發(fā)揮直接的作用，但它從未遠離政治，要在這種辯論中取得優(yōu)勢地位，就必須有鮮明的政治指向及預(yù)期效果。而在儒家所傳經(jīng)籍中，《春秋》與此種氛圍及要求最為貼切。首先，稷下先生以討論“政事”或“治亂之事”為核心，《春秋》所具有的“史”的特點，使其成為不二之選。其次，在政治討論中，蹈空之論往往沒有競爭力，那么，如何進行切實有效的政治論述呢？《春秋》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它以一樁樁史事為依托，有著“深切著明”的特點[6]。職是故，孟子開始對《春秋》學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建構(gòu)，并認定書寫“齊桓、晉文之事”的文本為孔子作，使其成為強大的知識武器。
由前已知，孟子見齊宣王時，對于“齊桓、晉文之事”，托言“未之聞也”，實質(zhì)上是一種因厭惡霸業(yè)、霸道，而不欲言之的托詞，所以，他轉(zhuǎn)而用“無以，則王乎”的說辭，來大肆宣揚儒家的“王道”理念，以抗衡“霸道”。然而，在那樣一個崇尚暴力與功利的時代[7]2343，要完全不言“霸道”，不言“齊桓、晉文之事”，是做不到的。在那時，就國君來說，“王道”太遙遠，在現(xiàn)實政治中，他們需要的是立竿見影的霸業(yè)。此等風尚之下，稷下之中對于齊桓、晉文，當然更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在這樣的形勢下，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一是繼續(xù)回避“齊桓、晉文之事”，二是直面挑戰(zhàn)，孟子選擇了后者。
可見的是，為了適應(yīng)變化，孟子不得不對自己的理論主張進行調(diào)整，對于霸業(yè)與“霸道”給予了有限的肯定與承認，也開始言及“齊桓、晉文之事”了。如在《孟子·告子下》，孟子論及了齊桓與管仲的“葵丘之會”，指出：“五霸，桓公為盛?！比欢诳隙ㄋ麄兊耐瑫r，他更指出，“霸道”低于“王道”，所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與當時頌揚“霸道”不同，孟子將“王道”精神貫注于“齊桓、晉文之事”中，宣揚今傳《春秋》與孔子的聯(lián)系，注重闡發(fā)其內(nèi)在的“大義”。質(zhì)言之，“齊桓、晉文之事”被納入儒家價值體系之中，成為《春秋》精神的載體。
而在這種改造之中，有兩點最為重要：1）與其他各派不同，對于“齊桓、晉文之事”，乃至整個春秋時代，孟子引入了抗議或批判精神?！睹献印けM心下》曰：“春秋無義戰(zhàn)?！睆囊欢ㄒ饬x上來說，自孟子以來，《春秋》正式成為一部譴責書。所以，由“未之聞”到論及“齊桓、晉文”，主要不是為了歌頌，而是為了反對。按照這樣的理路，作為負面教材，“齊桓、晉文”因有所善，在假借仁義中，還有可肯定者，但由于他們的不純正，與王者較之，只能降格視之[7]。至于等而下之者，則凸顯其國破家滅，所謂“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或因他們所犯的“天下之大過”，遭后世唾棄，獲所謂“首惡”“死罪”之名[7]3297-3298?！洞呵铩酚纱司邆淞耸沟谩皝y臣賊子懼”的精神力量。2）以“王道”來統(tǒng)攝整個《春秋》典籍。有學者指出：“王道理想就是經(jīng)學哲學的核心。”[8]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只有將“王道”理念灌注于斯，經(jīng)學價值方可成立。但問題是，倘與《詩》《書》相較，《春秋》所撰多為反面典型，沒有多少可正面學習的“先圣之道”?！巴醯馈痹趺大w現(xiàn)？《孟子·滕文公下》對此做了詳盡的闡釋，歸而言之，一是凸顯孔子在其間的地位，說明他在代替圣王執(zhí)行“天子之事”，既有不得已的苦衷，里面的義理微言，要自己去仔細體會，并引孔子之言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二是暗示與《詩》《書》正面引導不同，《春秋》通過抑制“邪說暴行”來達成疏通“王道”，于是孔子作《春秋》，就與“禹抑洪水”及“周公兼夷狄、驅(qū)猛獸”一樣，成為控制“洪水猛獸”的必要手段，不同只在于，《春秋》所控制的乃是精神上的“洪水猛獸”罷了。
總之，從特定視角來看，稷下的文化刺激，促成了孟子對《春秋》的義理建構(gòu)，關(guān)于這一點，他本人也是毫不諱言的。據(jù)《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對當時的“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深惡痛絕，并提出，這是他表彰《春秋》，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圣”事業(yè)的重要動因。
2.禪讓政治的破產(chǎn)與《春秋》學建構(gòu)的外在時勢
今傳《春秋》經(jīng)有一重要主題，那就是君父大義。由經(jīng)學角度來看，正是由于君父大義的錯亂，造就了東周亂世，使得殺戮、霸道成為政治主潮。因而，建構(gòu)健全的君父秩序就成為《春秋》經(jīng)的核心關(guān)注。就本論題而言，這樣的詮釋路向與孟子關(guān)系甚密，而這其中，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是燕王噲的“禪讓事件”。因為這一事件刺激了孟子敏感的神經(jīng)，其中所呈現(xiàn)的亂象及帶來的思考，成為孟子建構(gòu)《春秋》經(jīng)學的外在沖力。
據(jù)《戰(zhàn)國策·燕策一》，燕王噲一反常規(guī)，效仿堯舜禪讓，將王位給了國相子之，自此君臣易位，“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在長期家天下的體制下，這一事件無論如何都是充滿了震撼力的。然而，現(xiàn)實是殘酷的，這一事件的最終走向，不是什么期待中的圣王之治，而是國破家亡的慘劇。就內(nèi)而言，子之在位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對外來說，則遭致各國的武力干涉，邁向了亡國的邊緣。
從特定視角來看，“禪讓事件”是戰(zhàn)國時代對堯舜思潮的一種實踐。我們注意到，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中前期，以孟子時代為下限，“霸道”固然是當時的政治思想主潮，然而，相反相成之下，因?qū)@種現(xiàn)實的不滿，不僅標舉“王道”成為不可忽略的思想勢力，更有甚者，將理想寄托推之于三王之前的堯舜時代，言禪讓、稱堯舜儼然成風。而當時對堯舜言之最甚者，在于儒、墨兩大派?！俄n非子·顯學》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睆娜?、墨在戰(zhàn)國以來并稱為“顯學”，以及“皆自謂真堯舜”的事實中，可見二者對堯、舜話語權(quán)有過激烈的爭奪。在春秋晚至戰(zhàn)國中前期，因這種爭奪的發(fā)生，遂使得儒家思想軌跡有一種由“周”向“堯舜”的偏移。
在這一進程中，思孟學派頗為引人矚目。在郭店楚簡中，發(fā)現(xiàn)有《唐虞之道》，作為“現(xiàn)今僅見的早期儒家集中闡釋其‘禪讓’說的專論”[9]，體現(xiàn)了戰(zhàn)國中前期的儒家對于禪讓的推崇與重視，而至孟子，繼承此種風氣，“言必稱堯舜”，更使得對堯舜政治的推崇，成為思孟學派的一大重要特色[8]?！岸U讓事件”發(fā)生時，孟子正在齊國。按照一般的理解，倘循其思想軌跡，孟子應(yīng)該對這一事件歡欣鼓舞。然而，他的態(tài)度卻是極力反對，并力勸宣王進行討伐：“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本捅菊擃}出發(fā)，我們要問的是，作為鼓吹堯舜的思想人物，孟子何以要反對子之行“堯舜之事”？這些對于其轉(zhuǎn)而建構(gòu)與重視《春秋》有何關(guān)系呢？
首先，孟子認識到，堯舜乃是不世出的圣王，在東周那樣的亂世，圣王再生只能是一種理想，《孟子·滕文公下》云：“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痹诖吮尘跋?，要實行禪讓，顯然是愚蠢的不合時宜之舉，它只能造就野心家與陰謀家。事實上，燕國的這一事件也確實是一場陰謀。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燕王噲）的良苦用心卻被一幫別有居心的臣子利用，最終使得良好的出發(fā)點走向了邪惡的落腳點?！盵10]
其次，這種禪讓在當時不僅不會走向“王道”，反而是對其反面——“霸道”的一種實踐。翻檢《戰(zhàn)國策·燕策一》，可以看到，燕王噲曾與人討論當時強大的齊國及其國君——齊宣王，得出的結(jié)論是“必不霸”，原因則歸于“不信其臣”，這一次對話的結(jié)果，是“燕王大信子之”，為此后的禪讓邁開了第一步。燕王噲為何會有這樣的舉動并導致最終讓位呢？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為了富國強兵。君王能力有限，自己兒子也未必英勇神武，在當時的背景下，舉國托付于有能力的臣子，實行所謂“尊賢”，遂可爭霸天下。
再次，東周時代早已是“禮崩樂壞”，在此背景下奢談所謂“堯舜之事”，在政治實踐中，只能造成更大的破壞，不僅給陰謀家的篡弒披上一層合理的理論外衣，更直接沖擊著儒家所推崇的君父大義。據(jù)《中山王方壺銘文》[11]，針對燕王噲事件造成的恐慌與破壞，時人譴責其“不顧大宜（義）”（《殷周金文集成》9735.2b）。這種“大義”是什么？就是建立在君臣父子之位上的政治倫理，它們一旦遭到破壞，社會將徹底失范。為此，周天子也支持對燕的討伐，從而恢復“君臣之位，上下之體”（《殷周金文集成》9735.3b）。
總之，在當時的形勢下，就理性政治來說，最大的要務(wù)乃是對君父秩序的恢復與重建，而不是什么堯舜重生。《春秋繁露·玉杯》曰：“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春秋》）?！睘榇?，孟子開始借用《春秋》資源，注意挖掘里面的君父大義，并在這一過程中，也使得自己的學術(shù)重點從“言必稱堯舜”位移至孔子作《春秋》。由于孟子鼓吹的所謂“亂臣賊子懼”，實質(zhì)上就是要建立起政治道德律令的威懾力。所以，《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者有之，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從某種角度去看，與其說是孔子懼，莫若說是弒君弒父的內(nèi)在恐懼感震撼了孟子，說孔子，那不過是以杯中之物澆胸中塊壘而已。
四、結(jié)語
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看到，孟子在《春秋》經(jīng)學化過程中擔負了重要角色，以孟子為分水嶺，《春秋》性質(zhì)迥乎不同，此前偏于史學性質(zhì)，可能是一類史籍的統(tǒng)稱，此后才聚焦于書寫“齊桓晉文之事”的文本之上，經(jīng)學特征日漸凸顯，并使得《春秋》自此成為專名。而孟子之所以要建構(gòu)《春秋》經(jīng)學，主要在于時勢所迫，是歷史的產(chǎn)物。概言之，是稷下的文化境遇及禪讓政治的破產(chǎn)刺激了他。前者是建構(gòu)《春秋》學的文化內(nèi)因；后者則是對孟子學術(shù)調(diào)整具有重大意義的外在時勢。在這種建構(gòu)和改造中，《春秋》不僅成為詮釋及捍衛(wèi)道統(tǒng)的學術(shù)利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給《春秋》學打上了孟子及那個時代的烙印。
參考文獻：
[1]李學勤.國學與經(jīng)學的幾個問題[J].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2):5-12.
[2]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60.
[3]孔祥驊.子夏與《春秋》的傳授[J].管子學刊,1997(2):73-74.
[4]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外一種)[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89.
[5]楊澤波.孟子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84.
[6]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1.
[7]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8]嚴正.五經(jīng)哲學及其文化學的闡釋[M].濟南:齊魯書社,2001:383.
[9]彭邦本.楚簡《唐虞之道》初探[G]//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簡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261.
[10]彭華.燕國史稿[M].修訂版.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89.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
注釋：
[1]呂紹綱在《孟子論〈春秋〉》一文中指出:“（孟子）是兩千多年《春秋》學的奠基人?！笔现陡酱娓濉罚虾９偶霭嫔?000年版，第310頁。
[2]關(guān)于孟子與《春秋》之間的關(guān)系，重要論文有前揭呂紹綱的《孟子論〈春秋〉》。此外，駱揚《試論孟子說〈春秋〉——關(guān)于〈詩〉與〈春秋〉的關(guān)系及〈春秋〉的三重內(nèi)涵》（《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12年第4期）；馬銀琴《孟子“〈詩〉亡然后〈春秋〉作”重詁》（《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3期）；魏衍華《〈春秋〉“天子之事”發(fā)微》（《史學史研究》2010年第1期）；鄧國光《〈春秋〉與“王道”——先秦學術(shù)觀念的學術(shù)考察》（《中國文化研究》2010年春之卷）都是有深度的研究。但是，限于主題等原因，以上成果對于孟子與《春秋》經(jīng)學建構(gòu)等問題，還缺乏專門系統(tǒng)的專題討論，為本論題的展開，留下了研究空間。
[3]在《墨子·公孟》中，墨子的論敵提出:“今孔子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詳于萬物。若使孔子當圣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
[4]《孟子·離婁下》曰:“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贝藶閷Ｃ?；《史通·六家》引墨子之言:“吾見百國《春秋》?！贝藶橥?。
[5]如《國語·楚語上》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
[6]《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o:p>
[7]《孟子·盡心上》說:“五霸，假之也?！薄侗M心下》則說:“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o:p>
[8]《孟子·滕文公上》曰:“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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