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森】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側(cè)面——段氏學(xué)術(shù)的光與影
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側(cè)面
——段氏學(xué)術(shù)的光與影
作者：陳鴻森（[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文化》第4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臘月初八日庚戌
耶穌2019年1月13日
【提要】段玉裁自謂譔《說文注》之前，先纂有一540卷的長編，名《說文解字讀》，然后據(jù)此長編檃括成《注》。本文詳考段氏《說文注》成書之經(jīng)緯，斷定540卷長編之說事屬子虛，其所以造為此說，實與當(dāng)時江南學(xué)術(shù)圈傳言其書剿襲他人之說有關(guān)。本文從段氏相關(guān)著作及友朋書札，考察《說文注》成書過程的一些糾葛，并對前述傳言之虛實作出評斷。
【關(guān)鍵詞】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說文解字讀》 乾嘉學(xué)術(shù)
清代《說文》研究，有所謂四大家之說，即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桂馥《說文義證》、王筠《說文句讀》、《說文釋例》和朱駿聲的《說文通訓(xùn)定聲》。這四家之中，尤以段玉裁《說文注》創(chuàng)獲最多，王念孫為段書作序，稱其書「千七百年來無此作」，[1] 也就是自有《說文》以來，沒有一本著作，能像《段注》那樣卓犖千古。段書雖有不少武斷之處，但他創(chuàng)通條例，發(fā)明許君說解，特別是由古音通形聲、假借之郵，因聲求義，使先秦、兩漢古義粲然大明，一直到今天我們讀它，還是覺得勝義紛出，益人神智。過去學(xué)者稱它為清代漢學(xué)考據(jù)扛鼎之作，誠無愧色。
段玉裁像
段氏《說文注》于嘉慶十二年成稿，[2]后來陸續(xù)增補修訂，這可從書中引證諸家之說看出?！抖巫ⅰ芬黄稀溉棺窒乱悐J之說；[3]另外，「蘄」、「告」、「嚏」、「笠」字下引汪龍之說。[4]陳奐受業(yè)于段玉裁門下，在嘉慶十七年冬；[5]段氏與汪龍訂交則在嘉慶十八年，[6]這是《段注》引書年代的下限，可見此書嘉慶十二年告成后，仍持續(xù)進(jìn)行增補。由于卷帙龐大，加上段氏不斷增改，全書三十卷直到嘉慶二十年五月始刻畢，[7]同年九月八日段氏病卒，享年八十一，距《說文注》全書刻成僅三、四個月，所以段玉裁注《說文》可說是終生以之。段氏除《說文注》之外，另著《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詩經(jīng)小學(xué)》三十卷、《毛詩故訓(xùn)傳定本小箋》三十卷、《周禮漢讀考》六卷、《儀禮漢讀考》一卷、《六書音均表》五卷，并?？比航?jīng)《注疏》、《經(jīng)典釋文》、《國語》、《漢書》、《荀子》、《列女傳》、《廣韻》、《集韻》等書，可以說這一切譔著，都是為了成就《說文注》的奠基工程。因此，《段注》能夠成為不朽名著，背后是一個學(xué)者孜孜矻矻，露纂雪鈔，窮其一生精力，盡瘁于此。段玉裁六十歲以后健康情況并不好，他給劉臺拱的信里，屢屢談到他病中著述情況，從這些信札所述，可以說，《說文注》最終得以告成，憑借的是他過人的意志力和學(xué)術(shù)堅持。
歷來有關(guān)《段注》的研究論著，可說汗牛充棟。但有個面向是過去學(xué)者未曾觸及的，就是《段注》成書與當(dāng)時江南學(xué)術(shù)圈的關(guān)系，有些是非公案，迄今并未厘清。我今天的報告，就是想從另一個側(cè)面來觀察《段注》成書的一些糾葛。
有關(guān)《說文注》成書經(jīng)緯，段玉裁曾自述：
始為《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既乃櫽桰之成此注，發(fā)軔于乾隆丙申，落成于嘉慶丁卯。[8]
根據(jù)此文，他注《說文》之前，曾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說文解字讀》，然后在這基礎(chǔ)上，隱括成為今本《說文注》三十卷。這項工作發(fā)軔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告成于嘉慶十二年（1807），前后歷時三十二年。《段注》書后有一篇陳奐的〈跋〉，〈跋〉中也有相應(yīng)的說法：
先生自乾隆庚子（四十五年）去官后注此書，先為長編，名《說文解字讀》，抱經(jīng)盧氏、云椒沈氏曾為之序，既乃簡練成《注》。海內(nèi)延頸望書之成，已三十年于茲矣。[9]
陳奐〈跋〉中談到，段玉裁乾隆四十五年從四川辭官回到江南，開始注《說文》，先為長編，名《說文解字讀》。段、陳兩人之說，具體年代雖有出入，但并不矛盾。段氏發(fā)軔于四十一年之說，指他開始纂輯《說文解字讀》之年；陳奐的說法，指的是段氏乾隆四十五年辭去巫山知縣后，開始專力注釋《說文》。段玉裁（1735－1815）、陳奐（1786－1863）兩人相差五十一歲，陳奐嘉慶十七年冬受業(yè)于段氏門下，這一年段玉裁七十八歲，已屆暮年。陳奐著《師友淵源錄》一書，書中談到段玉裁事跡有不少錯誤，可見陳奐對段氏早年事跡，其實了解并不深。陳奐〈跋〉中所述的「先為長編，名《說文解字讀》，既乃簡鍊成《注》」，以及盧文弨、沈初曾為《說文解字讀》作序，這些說法似乎得自段氏敘述，陳奐未必親見這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詳下）由于五百四十卷長編之說，出自段玉裁夫子自道，又經(jīng)過陳奐補述于后，所以歷來研究《說文》學(xué)史，以及段氏學(xué)術(shù)的學(xué)者皆承用此說，并無異辭。
在進(jìn)入正題討論之前，我想先談?wù)劧问涎芯俊墩f文》的脈絡(luò)。段玉裁現(xiàn)今存世的《說文》著作，除《說文注》外，另有嘉慶二年夏、秋間與周錫瓚、袁廷檮合校的《汲古閣說文訂》一卷，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說文補正》鈔本、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說文解字讀》殘本。通過這幾種刊本、鈔本的考察，我們對段玉裁《說文》研究的進(jìn)程，可以有較深入的了解。
《汲古閣說文訂》主要依據(jù)蘇州地區(qū)幾位藏書家的收藏，如王昶所藏宋小字本《說文》，周錫瓚所藏另一種宋本，以及葉石君（萬）、趙靈均（均）舊藏兩種不同的宋鈔本，外加宋刊、明刻兩種《說文五音韻譜》，和《集韻》、《類篇》所引徐鉉舊文，用以?？碑?dāng)時通行的毛氏汲古閣本《說文》之妄改，借以恢復(fù)徐鉉本的舊貌。這書成于嘉慶二年，段玉裁在此之前雖也曾校過《說文》，但限于條件，他主要依據(jù)的是他校法和理校法；薈聚各種《說文》善本進(jìn)行?？保瑒t始于嘉慶二年。
《汲古閣說文訂》書影
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的《說文補正》是個鈔本，不分卷，前后無序跋，共九十葉，計249條，其中有幾條重出，所收之字前后并無序次，大概是段氏平居校理《說文》，隨就考證所得條錄而成的札記?！堆a正》主要內(nèi)容有二，一是增補今本《說文》的缺脫，凡許慎說解出現(xiàn)的文字，今本《說文》無篆字的，段氏均認(rèn)為是今本脫漏，因此以意補之。這些增補之字，在我們下面將談及的《說文解字讀》里，段玉裁則改依江聲之說，認(rèn)為許慎「解說內(nèi)或用方言俗字」，[10]其字未必皆在《說文》9353字之中，不煩費事增補。《補正》大部分條目還是在校正許書文字的譌誤，少數(shù)是考釋古義。這些文字?？惫ぷ鳎饕鶕?jù)《爾雅》、《毛傳》，以及《玉篇》、《釋文》、群經(jīng)義疏、兩《漢書》注、《文選注》等書所引《說文》為依據(jù)。水部之字，則多依《漢書?地理志》校改；還有一些條目是段氏以意改之，并無文證。根據(jù)我的考證，《補正》應(yīng)該是段玉裁在四川任官時所撰，這個鈔本鈐有兩方吳省欽的印章，應(yīng)是吳氏舊藏。吳省欽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由翰林院侍讀外放四川學(xué)政，翌年二月到任。[11]當(dāng)時段玉裁任四川富順知縣，兩人在四川任職時頗有交往，段氏自撰的〈六書音均表序〉，即托名吳省欽作。[12]吳氏乾隆四十二年秋任滿，十二月一日離蜀回京，[13]此后段、吳兩人即無往來記錄，因此，我們可據(jù)以推斷：傅斯年圖書館所藏這個鈔本應(yīng)該寫成于乾隆四十二年冬以前。
段氏何時開始從事《說文》研究？劉盼遂編的《段玉裁年譜》并無記載。今據(jù)段氏所編《戴東原年譜》乾隆二十年條載：
是年以《方言》寫于李燾《許氏說文五音韻譜》上方?！癫米愿?、己丑假觀，遂攜至玉屏。壬辰入都，拜先生于洪蕊登京寓，先生索此書?！癫眯胧瘢挂缘肋h(yuǎn)難寄，藏弆至今。然假此書時，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將讀《說文》耳。[14]
庚寅、己丑為乾隆三十四、三十五年，據(jù)段氏自述「假此書時，乃始將讀《說文》」，可知段玉裁開始讀《說文》在乾隆三十四、五年間。另據(jù)四十年十月段氏〈寄戴東原先生書〉，信末談到：
玉裁入蜀數(shù)年，幸適有成書。而所為《詩經(jīng)小學(xué)》、《書經(jīng)小學(xué)》、《說文考證》、《古韻十七部表》諸書，亦漸次將成。今輒先寫《六書音均表》一部，寄呈座右，愿先生為之序。[15]
這里提到的《說文考證》，指的應(yīng)該是《說文補正》這類考證札記。通過《補正》鈔本，我們可約略看出段氏早年研究《說文》的心得和造詣。
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說文解字讀》（以下簡稱「北京本」），存卷一至卷六，及卷八，共七冊。《說文》本文共十四篇，第十五篇為〈說文敘〉。北京本每篇為一冊，則原書至少有十四冊，現(xiàn)缺其半。此書1995年曾由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影印出版，許嘉璐先生作序，并由朱小健、張和生兩位教授加以點校。此本卷首有王念孫弟子王萱鈴題識，和段玉裁女婿龔麗正，也就是龔自珍父親的題款。王萱鈴題識說此本「首八十八翻為懋堂先生手書」，其說不知何據(jù)？依我所見段氏手稿和書札筆跡，以及《說文補正》幾處段氏批語，二者字跡顯然不同，這應(yīng)該是個傳錄本。此本卷首冠有乾隆五十一年中秋前三日盧文弨的〈序〉，次為沈初〈序〉，未署年月，即前引陳奐〈跋〉中所說的「抱經(jīng)盧氏、云椒沈氏曾為之序」。但北京本和段玉裁所說的五百四十卷「長編」，二者性質(zhì)顯然不同：
1.北京本依《說文》十四篇，每篇各為一冊；但每篇之內(nèi)各部連屬，并無分部獨立的痕跡。
2.《說文》分540部，北京本并非每部皆具。張和生、朱小健合撰的〈《說文解字讀》考〉一文曾統(tǒng)計：以現(xiàn)存《說文解字讀》七冊和《段注》相應(yīng)各篇比較，《段注》此七篇共267部，4751字；北京本僅有181部，1297字。[16]
3.北京本每部之內(nèi)，并非《說文》所有之字俱全。如《說文》一篇下艸部共445字，重文31字，北京本僅有103字；《說文》二篇上口部共180字，重文21字，北京本只有24字；辵部118字，重文30字，北京本僅22字；足部83字，重文4字，北京本僅19字；三篇上言部247字，重文32字，北京本僅有39字。
從這三點看來，北京本不象是長編性質(zhì)，毋寧更近于條考式札記。
我曾將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說文補正》和北京本相應(yīng)部分加以比較，可以看出《補正》考正文字各條，多被迻錄在北京本之上；亦有兩條并列，即《補正》之外，另有后來新撰的考證或增訂之條，兩條并陳，以待日后論定者；其中北京本大幅改動的僅有數(shù)條?？梢姳本┍鞠涤伞堆a正》之類的札記，加上后來考訂所得，增益而成，其條目較《補正》增加甚多，由此可見這一階段段氏《說文》研究的進(jìn)展。但北京本列字并非全依《說文》原書次第，有少數(shù)淆錯之處。另外，如剛才提到的，不少條目詳略并陳，未及刪并為一；也有同一字兩條并列，前后異說，未及刪正統(tǒng)一者。根據(jù)這些特點，可以看出北京本還不是最后定本。
北京本成書年代，學(xué)者并未作深入討論。我們可以根據(jù)幾個內(nèi)證和旁證，來推定它的著成年代。其一、攴部「斁」字條批評王鳴盛《尚書后案》之誤：
《周書?梓材》：「惟其斁塈茨」、「惟其斁丹雘」，《正義》曰：「二文皆言『斁』，即古『涂』字?！埂豕獾擑P喈《尚書后案》昧于《正義》所云「〔二文〕皆言『斁』」，乃據(jù)《說文》「雘」下引「
丹雘」，改為「二文皆言『』」，非也。斁得音徒者，如「彝倫攸殬」讀當(dāng)故反，「于菟」亦作「于擇」，皆「睪」聲字也。丙午正月三日識于經(jīng)韻樓。[17]
這一大段文字亦見于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卷十八，[18]其中「近王光祿鳳喈《尚書后案》」十字，《撰異》作「近人」，其余文字皆同。北京本除「斁」字條標(biāo)示年代外，人部「代」字一條，文末也有紀(jì)年，作「丙午閏七月」，[19]「丙午」為乾隆五十一年。我們剛才提到，北京本書前冠有乾隆五十一年中秋前三日盧文弨〈序〉，包含這〈序〉前八十八葉既然出自同一人手筆，這意味北京本全書謄寫必在五十一年中秋以后。
《尚書后案》書影
其次，艸部「芘」字條引述王念孫《說文》校語，[20]段、王結(jié)識訂交有具體年代可考。根據(jù)王念孫〈答江晉三論韻學(xué)書〉所述：
己酉（五十四年）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獲把晤，商訂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聲，月、曷以下非脂之入，當(dāng)別為一部；質(zhì)亦非真之入。又質(zhì)、月二部皆有去而無平上；緝、盍二部則無平上而并無去。段君從者二（謂侯部有入聲，及分術(shù)、月為二部），不從者三。[21]
段氏因為祖墳爭地，與人發(fā)生沖突，纏訟多年，五十四年八月曾一度避難入都，冬間始返，[22]此為段、王初次見面。王念孫《說文》校語并未付梓，王氏曾把《說文》稿本送給段玉裁，這點我們后面還會談到?！杠拧棺忠粭l是駁王念孫之說的，我們可以肯定「芘」字這條必寫于五十四年秋冬以后，當(dāng)然這也意味著北京本著年成代必在乾隆五十四年秋冬以后。
第三，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序》曾言：
乾隆四十七年，玉裁自巫山引疾歸，養(yǎng)親課子之暇，為《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又為《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始箸雝涒灘（按五十三年戊申），迄重光大淵獻(xiàn)皋月（五十六年辛亥五月）乃成。[23]
根據(jù)這段自述，可知段氏從四川辭官回江南后，乾隆四十七年到五十六年這十年間，他最主要的譔述工作是《說文解字讀》和《尚書撰異》。段氏此處并未明言《說文解字讀》成于何年，前面所引四十年冬段玉裁致戴震信中談到，他在四川任官時著《尚書小學(xué)》、《說文考證》等書，《古文尚書撰異》和《說文解字讀》自然是在這兩書的基礎(chǔ)上擴充而成。段氏除《尚書》外，另著有《詩經(jīng)小學(xué)》一書，今本仍沿用舊名?！渡袝W(xué)》何以要改名《古文尚書撰異》？原來，段玉裁乾隆四十五年辭官，第二年回到江蘇，歸途特地到南京鍾山書院拜訪錢大昕，當(dāng)時錢氏主鍾山講席。在《洪范?撰異》里，段玉裁曾經(jīng)追憶：
辛丑（四十六年）之四月，自四川引疾歸，途謁錢詹事于鍾山書院?！瓚浾彩掠盅裕骸缚甲C果到確處，便觸處無礙，如東原在都門分別《水經(jīng)》與酈《注》，得其體例，渙然冰釋?！褂嗦勂湔f，即閉門校此書，一一與合轍。今以玉裁分別今文、古文者告之詹事，當(dāng)亦為之大快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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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大昕像
《古文尚書撰異》有兩大內(nèi)容，一是校訂文字、考釋古義，即《尚書小學(xué)》原來的性質(zhì)；另外則是創(chuàng)通條例，分別漢代今、古文《尚書》經(jīng)字異同。從上引《撰異》文末兩句，可以感受到段氏當(dāng)時興奮之情。錢大昕「得其體例，渙然冰釋」的說法，給了段玉裁很大的啟發(fā)，在《說文注》里隨處可見段氏創(chuàng)通許書、發(fā)凡起例之用心，這種探索許書條例的作法，其實在北京本已可看到；《周禮漢讀考》更是推求「漢讀條例」的創(chuàng)辟之作，段氏依據(jù)鄭玄《周禮注》的訓(xùn)詁用語，分析「讀若」（讀如）、「讀曰」（「讀為」）和「當(dāng)為」（「當(dāng)作」）三組訓(xùn)詁用語內(nèi)涵之異同。《說文解字讀》和《古文尚書撰異》譔著年代相近，我們比觀兩書，可以清楚看到：《說文解字讀》涉及《尚書》文字時，段氏常刻意分析今、古文經(jīng)字異同；另有不少條目，兩書互見，以北京本玉部為例，「瑁」字條段氏駁虞翻論鄭玄解《尚書》違失一段，文字與《顧命?撰異》全同；[25]「玪」字條論「偽《古文尚書》作『璆琳』，鄭注《尚書》作『璆玪』」一條，亦見于《禹貢?撰異》；[26]「玭」字條校改許書「玭珠之有聲」五字，當(dāng)作「玭，蚌之有聲者」六字，同樣見于《禹貢?撰異》；[27]前面提到的「斁」字一條，也是一例。段氏《尚書撰異?序》，雖說《說文解字讀》創(chuàng)稿于乾隆四十七年，但從北京本與《撰異》存在不少文字雷同的條目這點來推敲，加上前引王念孫「芘」字一條，可知北京本寫成年代不得早于乾隆五十五年以前，甚至在《尚書撰異》五十六年成書之后。一些學(xué)者根據(jù)盧文弨〈序〉末署五十一年八月，即認(rèn)為《說文解字讀》成于乾隆五十一年，恐怕過于輕斷。
前面提到，《尚書撰異?序》所說的《說文解字讀》，是個五百四十卷的長編，這和北京本僅是一些條考式的札記，二者性質(zhì)很不相同。北京本《說文解字讀》為周叔弢先生舊藏，1952年連同一些善本秘籍共715種，2672冊，一同捐贈北京圖書館，但這鈔本一直未被外界所知。北京本見知于世，最早是由日本學(xué)者阿辻哲次于1981年先后發(fā)表兩文介紹于世，一是〈北京圖書館藏段玉裁說文解字讀初探〉，刊于《日本中國學(xué)會報》第33集；[28]另一篇為〈北京圖書館藏段懋堂說文解字讀について〉，刊于《東方學(xué)報》第53冊。[29]在后一文，阿辻氏同時鈔錄了北京本前面六十幾葉。阿辻氏考證，他認(rèn)為北京本并不是《說文解字讀》原書，真正的《說文解字讀》應(yīng)該另有其書；而北京本書前所冠的盧文弨、沈初兩〈序〉，他認(rèn)為是從他書迻錄來的。阿辻氏說北京本不是五百四十卷的《說文注》長編，這話自然不錯；但說北京本不是《說文解字讀》原書，則極唐突。我們看北京本書前所冠盧文弨〈序〉說：
吾友金壇段若膺明府，于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于諸家小學(xué)之書，靡不博覽而別擇其是非。于是積數(shù)十年精力，專說《說文》，以鼎臣之本頗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為不失許氏之舊。顧其中尚有為后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復(fù)之，悉有左證，不同肊說。詳稽博辯，則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之書以繁為病，而若膺之書則不以繁為病也。何也？一虛辭，一實證也。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于此書者。[30]
另外，沈初〈序〉言：
吾友段若膺明府，博學(xué)好古，既梓其所著《音韻表》以傳世矣；復(fù)得見其《說文解字讀》一書，訂其舛譌，別其同異，辨其是非，證以金石文字與周秦以下諸子百家之記載，條分而縷析之。于徐氏之說，精核而詳定之，誠為叔重之功臣已?！瓫r《說文》尚是篆體，漢之去周未遠(yuǎn)也，叔重之書，后世之信而可從者莫是若矣。第為后人竄改缺漏，則非得博聞卓識者為之考核精審，以定厥宗，猶有遺憾焉。今得明府書出，助經(jīng)文之詁訓(xùn)，作后學(xué)之津梁，固非《玉篇》以下為字書者所能窺測其涯涘者矣。[31]
細(xì)讀兩家〈序〉文，完全沒提到段玉裁有為《說文》作注的意圖，此點至關(guān)重要。盧、沈兩家推許段氏《說文解字讀》的成就，主要在考正今本《說文》竄改、漏落，和列字前后失次，「訂其舛譌，別其同異，辨其是非」，以還許書之舊。兩家〈序〉中所言，與北京本內(nèi)容若合符節(jié)，因此，說北京本不是《說文解字讀》原書是說不通的。但段氏在北京本之外，到底有沒有另一個五百四十卷的長編存在？我認(rèn)為此一長編事屬子虛，并不存在。
《說文》正篆有9353字，分為五百四十部，則所謂五百四十卷長編，我們會有一個印象，它應(yīng)該是依《說文》部次，每部自為一卷，每卷各字之下（或大部分的字下），薈集有關(guān)許君說解「文字校訂、字義考釋以及字體結(jié)構(gòu)分析、字音審訂」等相關(guān)材料，匯成長編。而所謂「簡鍊成注」，則是依據(jù)這些先期的考釋材料，刪繁就簡，撰成《說文注》。我們下面將論證，無論從時間上來推考，或從事理上分析，段氏注《說文》之前，不可能在北京本之外，另有余暇，再纂錄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
段玉裁譔著《說文注》過程，在他給劉臺拱（端臨）的手札里有詳細(xì)的記述。這些手札，撰寫當(dāng)時未必料到會流傳后世，今天卻成為我們考證《段注》成書始末最可靠的史料?，F(xiàn)存段氏與劉臺拱書札有三十幾封，劉盼遂《經(jīng)韻樓文集補編》收錄了三十一通，部分原件現(xiàn)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其中有兩封是劉盼遂《補編》失收的。[32]要討論《段注》成書原委，應(yīng)先確定段氏開始注《說文》究竟始于何年？劉盼遂《段玉裁年譜》將此系于乾隆五十九年，[33]其依據(jù)為《補編》卷下〈與劉端臨第九書〉：
弟近日于《說文》，知屬辭簡鍊之難；考核于素者，則固不誤者多也。「禂」字下小徐引《詩》「是禡是禂」，大徐乃入之許君正文；《爾雅》及杜子春引《詩》皆作「既伯既禱」也。劉春浦之覼縷，乃徒多事耳，故知讀書最難是得善本也。「卟」字下引《書》「卟疑」、「禜」字引《記》「雩禜」，其誤正同。大約示部既成，義例便可定。[34]
我們知道：《說文》一篇上，一部居首，其次是上部，示部第三，玩味信中「近日于《說文》，知屬辭簡鍊之難」，以及「大約示部既成，義例便可定」兩文，可以推知，這信確為段氏開始「將《說文解字讀》隱括作《注》」后不久所撰；但劉氏將此信系于乾隆五十九年，則頗可商搉。按此信談到：
次兒
初意不欲其秋試，近日始拘于俗見，令其觀場。但恐科舉甚艱，惟大兄進(jìn)而教之。二舍弟之子鼎同錄遺。鼎讀《春秋胡傳》頗熟，遠(yuǎn)不及也?！碌阻魅藢⒌?，《尚書》之刻不能已矣。東原師《集》已刻成，費而不佳，俟刷印后再奉送海內(nèi)同志。……新刊《釋文》，繙閱有不愜之處，恨不得暇全校之。
《戴東原集》刻于乾隆五十七年，由臧庸、顧明任校讐之役，但此書刻成后，段氏發(fā)現(xiàn)書中文字頗有譌誤，因此這年八月另作〈校記〉附刻書后，[35]故此信說戴《集》「刻成費而不佳」。五十七年為大比之年，即壬子科鄉(xiāng)試，這和信中所言段首次鄉(xiāng)試之說正合。此信信末僅記「初五」兩字，今據(jù)信中段赴試，「惟大兄進(jìn)而教之」，及信末「小兒一切，務(wù)懇留神」之語推繹，劉臺拱時任丹徒縣訓(xùn)導(dǎo)，這信應(yīng)是段赴江寧鄉(xiāng)試時面呈劉臺拱的。信中談到段兄弟未參與錄科，因此，鄉(xiāng)試之前須先經(jīng)學(xué)政補試「錄遺」，遺才補考須于七月末以前完成，則此信應(yīng)為五十七年七月五日所撰。信中談及「梓人將到，《尚書》之刻不能已」，按《古文尚書撰異》成于五十六年五月；七月，段氏游常州，以《撰異》書稿請臧庸代為校讐，[36]翌年全書寫定，將謀付刻，年月正合。而所謂「新刊《釋文》」，則指盧文弨抱經(jīng)堂刻本，盧氏〈重雕經(jīng)典釋文緣起〉文末署五十六年九月既望，[37]大概五十七年全書刻成，段氏這年春夏間始見其書，「繙閱有不愜之處」，與此札年月亦合。劉盼遂始則將段刻《戴東原集》誤系于五十八年秋，[38]然五十八年并無鄉(xiāng)試，因此又將信中所言「秋試」認(rèn)為是「甲寅恩科」，[39]故系于五十九年；然此則與段刻《戴集》年月枘鑿不合。[40]這信既然是五十七年七月所撰，我們可據(jù)此推定，段玉裁始注《說文》應(yīng)在五十七年夏。因此，段氏如有另一本五百四十卷《說文解字讀》長編，自然應(yīng)該成于五十七年夏注《說文》之前。
《戴東原集》書影
我們將前面所述幾個時間點再作確認(rèn)：(1)據(jù)盧文弨、沈初兩〈序〉觀之，至少乾隆五十一年秋，段玉裁尚未有為《說文》作注的意圖。(2)從現(xiàn)存《說文解字讀》「芘」字一條，可以確定北京本寫成年代，必在五十四年秋以后。(3)五十三年到五十六年五月之間，段氏主要從事《尚書撰異》的著述工作。(4)段氏因為祖墳遷葬，新阡未與地主商定，至于動武，段父被毆傷，段玉裁則由本縣提控，這事一直纏訟到嘉慶四年七月，段家遷墳改葬，五年春才告結(jié)案（詳下）。依據(jù)《年譜》所載，乾隆五十八年以前，段氏生活一直處在不安定狀態(tài)：五十四年八月入都，其冬由北京南返；五十五年春夏之交，客游武昌，在湖廣總督畢沅幕；五十六年七月，游常州；五十七年夏，刻《戴東原集》成；十月，舉家遷居蘇州。[41]因此，從時間上來看，段玉裁在乾隆五十五年北京本謄寫清本之后，至五十七年夏注《說文》之前，不可能有余裕從事另一本五百四十卷長編巨帙的纂輯工作。其次，從事理上來看，北京本至早五十五年謄寫清本，尚未刪汰錄為定本，隨又另起爐灶，重編另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情理上也不好說?！督?jīng)韻樓文集補編》收錄一通段氏寄趙懷玉的短札，這信至關(guān)重要，但一直為學(xué)者所忽略，信中全文為：
弟日來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東原師《集》刻雖成而多未妥，容日再寄。肅候近安，不一。味辛大兄先生座右，愚弟段玉裁頓首。[42]
前面談到，《戴東原集》于五十七年夏刻成，趙懷玉聞訊，來信索求其書，段氏覆信應(yīng)該撰于五十七年夏。[43]這短札傳達(dá)了一個訊息，即這年夏間，段氏原擬「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其時《說文注》尚未著手為之，所謂「《說文》舊稿」，指的自然是北京本《說文解字讀》一類成稿，可見段氏《尚書撰異》告成后，曾考慮將《說文解字讀》重加刪訂，寫成定本，以謀付刻。五十七年七月〈與劉端臨第九書〉言「月底梓人將到，《尚書》之刻不能已矣」，推測《尚書撰異》五十六年五月成稿后，翌年全書寫定，將付梓人；同時又?jǐn)M「刪定《說文》舊稿」，繼《撰異》之后，次第付刻。而同一時間，段氏復(fù)分神另編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說文》長編，這在情理上斷無可能。因此，段氏注《說文》之前，曾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這個說法應(yīng)該是段氏虛構(gòu)的?！磁c劉端臨第九書〉所言「考核于素者，則固不誤者多也」，自指北京本之類成稿而言。而段氏由「刪定《說文》舊稿，冀得付梓」，到轉(zhuǎn)念改注《說文》，這兩封信都撰于五十七年，一前一后，時間是密接的。段氏動念擬注《說文》，首先應(yīng)與邵晉涵《爾雅正義》刊行后受到高度評價有關(guān)，段玉裁致邵氏信中，推許「《爾雅正義》高于邢氏萬萬，此有目所共見」。[44]邵書的成功，促使當(dāng)時深通故訓(xùn)小學(xué)者競相從事，陳鱣著《說文正義》，乾隆五十四年已成初稿；[45]王念孫則于五十三年八月著手疏證《廣雅》，五十七年這年，《廣雅疏證》已成稿四卷。[46]段玉裁五十四年秋入都時，陳鱣同在京中，通過王念孫的介紹，段、陳二人訂交，此后一直維持著密切的交誼。[47]我推測，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原擬刊刻《說文解字讀》舊稿，但不久即轉(zhuǎn)念改注《說文》，這種心理轉(zhuǎn)折應(yīng)與陳鱣有關(guān)，五十七年這年陳鱣《說文正義》已成書，段氏殆見其稿，[48]并不滿意，因而產(chǎn)生「重為之注」的想法。
以下我們再從段氏《說文注》譔著過程，來印證這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事實上并不存在?，F(xiàn)參據(jù)段氏與劉臺拱書札等材料，將他五十七年夏開始注《說文》，到嘉慶十二年《說文注》初稿完成，這十六年間段氏工作進(jìn)程排成簡譜：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段氏五十八歲
是年夏，始撰《說文注》。（〈與劉端臨第九書〉）
八月，撰《戴東原集?校記》一卷。（《戴集?校記》段氏識語）
十月，因避金壇訟事，移家蘇州。（劉盼遂《段玉裁年譜》）時錢大昕主講紫陽書院，因得時時過從討論。（《文集補編》卷上〈陳仲魚簡莊綴文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段氏五十九歲
自上年迄本年，由于金壇訟事，「心緒如棼，兼之外感，故心脈甚虛，少用心則夜間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無法讀書。（〈與劉端臨第四書〉）七月十四日，〈第五書〉言：「弟數(shù)年來心事沈郁，故今夏病雖不重，而精力大改；兼之臂痛，未識醫(yī)能治之否？私懼《說文》等書不能成。」
七月，始撰《周禮漢讀考》，「擬秋間完功此書為善」。（〈與劉端臨第五書〉）
按是年段氏擱置《說文》舊業(yè)而治《周禮》，蓋《說文》卷一示部、玉部之字多涉及禮制、名物?！吹谖鍟笛裕骸傅軌厥拢ò粗附饓A事）糜爛不可言。……心煩慮亂，潦倒不可言?！?/font>
九月，娶孫媳，為二子析箸。（〈與劉端臨第五書〉）
是月，〈與劉端臨第六書〉言：「弟近日看屋遷居，總不合意，甚矣其難，心緒棼如。亦復(fù)校正《儀禮》，頗有創(chuàng)見。……《周禮漢讀考》亦已到〈秋官〉大半?！衲晷５谩秲x禮》、《周禮》、《公羊》、《谷梁》二傳，亦何義門、惠松厓舊本，將來攜以呈政?！?/font>
按段氏所以分力校勘二禮二傳，正為《說文注》積累訓(xùn)詁材料。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段氏六十歲
是年春，《周禮漢讀考》六卷告成；繼撰《儀禮漢讀考》。（〈與劉端臨第七書〉）
三月，從周錫瓚借得汲古閣影宋鈔本《集韻》，以校曹楝亭刻本。（同上）
秋，?？薄睹姟?。
七月五日〈與劉端臨第八書〉言：「弟本擬出門送考（按指送段
赴甲寅恩科鄉(xiāng)試），因患瘡特甚，遂中止。……弟暑天不能出門，借得毛子晉影宋抄《集韻》校畢。目下有?！睹姟分?，此間有宋本、有岳本、有宋版《注疏》，有山井鼎《考文》，種種對校，亦事之難得者也。訟事弟仰恃霖若兄，而竟失所恃，……只有同他一審而已?！褂盅裕骸傅芫ι跛ィ凶鹨饷辍墩f文》，此非一人幫做，一人幫寫不可，幸為我籌之?！傢殹秲x禮漢讀考》成后，乃能動筆也?！箵?jù)此，則今年?！都崱?、《毛詩》，注《說文》之事中輟。段氏倘真有一本五百四十卷《說文解字讀》長編，正當(dāng)汲汲從事，以期早日成書，不應(yīng)多所旁騖。
八月，傷足，甚劇。（劉盼遂《段玉裁年譜》）
乾隆六十年乙卯段氏六十一歲
四月，至丹徒，晤劉臺拱。（〈與劉端臨第十一書〉）
七月，〈與劉端臨第十一書〉言：「別來已七旬矣，歸時頗自整頓，欲有成書。而腳痛之外，加之瘡爛疥煩，展轉(zhuǎn)兩月，全廢書本，可嘆！」
按此札下文言金壇訟事：「五月內(nèi)乃有五日、十二日頻催到壇，近日又奉府移關(guān)到蘇，使我勞勞?！褂盅裕骸阜钌稀睹姽视?xùn)傳》四本，此書凡硃筆注處，皆弟愜心貴當(dāng)之言，最堪探討?！箘t?！睹珎鳌分?，是年夏業(yè)已告竣。
冬，《儀禮漢讀考》未竟而輟業(yè)，重理《說文》。（〈與劉端臨第十四書〉）
嘉慶元年丙辰段氏六十二歲
正月，成《說文注》二篇上。
是年正月，〈與劉端臨第十四書〉言：「弟到今瘡不痊愈。客冬至今，勉治《說文解字》，成第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積既多，觸處逢源，無所窒礙，言簡而明。此書計三年可成，足以羽翼漢注，足以副同志之望，看來有必成之勢矣?！?/font>
是春，赴句容，停留三四旬。四月，〈與劉端臨第十五書〉言：《說文注》二篇下草稿尚未畢。
秋，《說文注》第三篇已畢。
九月一日，〈與劉端臨第十六書〉言：「弟自立秋后頗健，每日得書一葉，《說文》第三篇已畢。中秋以后則又懈怠，看來五年內(nèi)能成此書為幸，不能急也?！_已壞而瘡不絕，終日所苦者，惟查書之苦耳。……《說文》一書，賴吾兄促成之，然已注者十之三耳，故成之不易也?！?/font>
嘉慶二年丁巳段氏六十三歲
正月，病二十日。（〈與劉端臨第十七書〉）
春，《說文注》至五篇下食部。（同上）
是夏，與袁廷檮、周錫瓚據(jù)王昶所藏宋小字本《說文》、周氏所藏宋本，明葉石君、趙靈均兩景宋鈔本，及《五音韻譜》宋、明二槧本，汲古閣《說文》初刻本，暨《集韻》、《類篇》所引徐鉉說，校正毛氏汲古閣本先后剜改之失，成《汲古閣說文訂》一卷。七月，序而刊之。（本書）
嘉慶三年戊午段氏六十四歲
七月，段氏弟子王國章為刻《周禮漢讀考》六卷成。
《經(jīng)韻樓文集》卷二〈書周禮漢讀考后〉言：「戊午刻成，偶一復(fù)閱，則已有未確處?！?/font>
嘉慶四年己未段氏六十五歲
正月，大病。（〈與劉端臨第十八書〉）月杪，復(fù)因祖塋訟事至金壇，四月初乃歸。（《經(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下〈與嚴(yán)九能書一、二〉，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有考）
正月杪〈與劉端臨第二十一書〉：「客冬弟以事到潤，……別時未及面叩。到壇，至歲杪乃回蘇，感冒寒病，近日稍甦，又將束裝。……衰年心血已枯，心中不快特甚，……蓋《說文》全書恐有難成者矣。近者又隨家嚴(yán)至壇，了祖塋公事，不得已也。」此信言及「陳藩臺又逝，此間少一知己」，按江蘇布政使陳奉滋卒于嘉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國朝耆獻(xiàn)類征初編》卷一八五本傳）又二月撰〈第十八書〉言：「弟于前月廿七日發(fā)一信，不知已收到否？」則此札一月廿七日撰。
本年《說文注》無甚進(jìn)展。欲延臧庸、顧廣圻襄助，事皆不果。迄中秋后，僅成二十葉。
是年段氏因春病及金壇訟事纏身，未能讀書?！磁c劉端臨第十八書〉言：「弟正月大病初起，不得已復(fù)到金壇，事之無可如何者也。弟于學(xué)問深有所見，苦一切纏繞，不盡所長?！鼇硭奘巢粚?，兩目昏花，心源枯槁，深惜《說文》之難成。」又言：「意欲延一后生能讀書者相助完《說文》稿子而不可得。在東已赴廣東，為蕓臺刊《經(jīng)籍籑詁》；千里亦無暇助我，歸后再圖之?！埂吹谑艜笛裕骸傅茏远氪?，了無佳趣。由春多心病，不能讀書。既不能讀書，則一切不適意?！褂帧吹诙畷笛裕骸杠筌塾诌^中秋，……弟近來微理舊業(yè)，然今年所成者二十葉耳?！?/font>
嘉慶五年庚申段氏六十六歲
四月，《說文注》迄無進(jìn)展。
是年四月〈與劉端臨第二十二書〉：「弟自度歲至今，未曾讀書，于《說文》曾未落筆，總覺不能用心，蓋蒲柳之質(zhì)柔脆使然，此書殆恐不能成?！?/font>
秋，《說文注》大幅進(jìn)展，已至八篇上。
七月，〈與劉端臨第二十四書〉：「弟自四月以后，乃覺心疾霍然，成書七十余葉，才到第八篇人部、匕部竣事耳。日西方莫，恐其不成可惜，圖迎臧在東相助，而未知其肯來否？」又言：「弟近擬為《儀禮漢讀考》，庶使讀《儀禮》所得，不付子虛?！?/font>
是年《說文注》成稿百四十頁，第九篇已發(fā)軔。
是年冬〈與劉端臨第二十六書〉：「入冬來，賤體大好，今年《說文》稿成百四十頁，第九篇已發(fā)軔矣?！?/font>
嘉慶六年辛酉段氏六十七歲
春，病甚，《說文注》無甚進(jìn)展，擬請王引之續(xù)成之。（〈與劉端臨第二十七書〉，又〈二十九書〉）
秋、冬間〈與劉端臨第二十八書〉言：「裁精力大衰，拙著恐不能成?！对娊?jīng)?毛傳》弟年來有所增益，可以成書?！梗ㄗ咀鳌础抖斡癫媚曜V》訂補〉）
是年為阮元參訂《十三經(jīng)注疏校勘記》，《說文注》僅成三葉。
十一月二十六日〈與劉端臨第二十九書〉：「弟衰邁之至，《說文》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書請王伯申踵完，伯申杳無回書。今年一年為他人作嫁衣裳，《說文》僅成三頁?！梗ㄗ咀鳌础抖斡癫媚曜V》訂補〉）
嘉慶七年壬戌段氏六十八歲
是年為阮元審定《十三經(jīng)注疏?？庇洝?。
嘉慶八年癸亥段氏六十九歲
六月，段父卒于蘇州，年九十四。（劉盼遂《段玉裁年譜》）
冬，為阮元審定《十三經(jīng)注疏?？庇洝肥驴ⅲm(xù)理《說文》。
嘉慶九年甲子段氏七十歲
是年春，《說文注》尚有五卷未成。（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段氏致劉端臨手札云：「弟冬間稍可，至春乃入病境耳。去冬于阮公書畢，乃料《說文》，未注之五卷，不識能成否？」（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原系于嘉慶十年，今改次于本年）
六月，與王念孫書：「弟七十余耳，乃昏眊如八、九十者，不能讀書。唯恨前此三年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時拙著不能成矣，所謂一個錯也?！梗ā督?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下〈與王懷祖第一書〉）
嘉慶十年乙丑段氏七十一歲
五月二十二日，劉臺拱卒。（劉文興〈劉端臨先生年譜〉）
十二月，請王念孫為《說文注》撰序。（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
嘉慶十一年丙寅段氏七十二歲
是年冬，《說文注》尚有二卷未成。（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
是冬〈與王懷祖書五〉：「弟夏天體中極不適，冬日稍可，當(dāng)汲汲補竣。依大徐三十卷，尚有未成者二卷也（十二之下、十三之下），今冬、明春必欲完之，已刻者僅三卷耳。精力衰甚，能成而死則幸矣。……求序出于至誠，前函已詳?！梗ā督?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下）
嘉慶十二年丁卯段氏七十三歲
是年《說文注》全書稿成。（《說文注》卷十五下）
《段王學(xué)五種》之《段王學(xué)年譜》書影
從上列簡譜可以看出，此《注》時作時輟，段氏寄劉臺拱信中多次提到，深恐《說文注》不能終厎于成，因此，數(shù)度想請當(dāng)時年輕精銳學(xué)者臧庸、顧廣圻、王引之等人相助，完成其事，但皆未能如愿。最后，得到江聲之孫江沅的協(xié)助，嘉慶十二年全書稿成；一直到嘉慶十八年冬，《說文注》刊刻將半，江沅才離去。[49]此書撰著過程，段氏一面慨嘆《說文注》成書之難，一面則心多旁騖，屢屢轉(zhuǎn)而研究他業(yè)。如五十七年夏開始注《說文》，翌年七月，段氏轉(zhuǎn)而研究《周禮注》。五十九年春，撰成《周禮漢讀考》六卷，隨又續(xù)撰《儀禮漢讀考》；其事未竟，又轉(zhuǎn)而校勘《集韻》；六月，《集韻》校畢；又續(xù)校《毛詩》。這顯示段氏《說文注》進(jìn)行不久后，即遇到瓶頸。嘉慶元年正月，段氏寄邵晉涵書：
玉裁前年八月跌壞右足，至今成廢疾，加之以瘡，學(xué)問荒落。去年始悉力于《說文解字》，刪繁就簡，正其譌字，通其義例，搜轉(zhuǎn)注、假借之微言，備故訓(xùn)之大義，三年必可有成，亦左氏失明、孫子臏腳之意也。[50]
從這信可知，他專力注《說文》在乾隆六十年。[51]給邵晉涵、劉臺拱信中，他樂觀地認(rèn)為「此書三年可成」；但同年秋〈與劉端臨第十六書〉談到：「腳已壞而瘡不絕，終日所苦者，惟查書之苦耳?！惯@幾句話最可作為段氏注《說文》之前，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長編的反證。在這信里談到，《說文》「已注者十之三耳，故成之不易也」，不過半年時間，心境截然而異。可以說，他真正著手注《說文》后，才清楚意識到，北京本所薈聚的材料遠(yuǎn)遠(yuǎn)不敷使用，所以注示部、玉部時，不得不重肄鄭玄《禮注》；五十九年?！都崱贰ⅰ睹珎鳌?，其實皆在積累訓(xùn)詁材料，因此，我不認(rèn)為他注《說文》之前，先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
上列簡譜有一特別值得留意之處。嘉慶五年四月，〈與劉端臨第二十二書〉談到：「弟自度歲至今，未曾讀書，于《說文》曾未落筆。」但同年秋，段氏《說文注》忽然大幅進(jìn)展，成書七十余葉，八篇上人部、匕部業(yè)已告竣；而冬間〈第二十六書〉談到「今年《說文》稿成百四十葉，第九篇已發(fā)軔」，即三、四個月又成稿七十葉。此較之嘉慶二年春五篇下食部以后，即進(jìn)度遲緩，前后大相逕庭。其中最主要的關(guān)鍵，即是嘉慶四年十二月，阮元《經(jīng)籍籑詁》在廣東刻成。[52]我們知道，《經(jīng)籍籑詁》一書，搜采唐以前群經(jīng)子史訓(xùn)詁舊義，可說是小學(xué)之淵海，此書刊行，給從事小學(xué)研究的學(xué)者帶來莫大的便利。因此，要說段氏注《說文》之前有一個長編，《經(jīng)籍籑詁》一書更足以當(dāng)之。段氏嘉慶五年秋〈與劉端臨第二十四書〉說到：
《經(jīng)籍籑詁》一書甚善，乃學(xué)者之鄧林也，但如一屋散錢未上串。拙著《說文注》成，正此書之錢串也。[53]
同信談到：「弟自四月以后，乃覺心疾霍然，成書七十余葉?！苟螘蠓M(jìn)展其故有二，一為金壇訟事了結(jié)；再則《經(jīng)籍籑詁》適時刻成，一書在側(cè)，〈第十六書〉所言「終日所苦者，惟查書之苦」，自可迎刃而解；且阮書每字「以本義前列，其引伸之義、展轉(zhuǎn)相訓(xùn)者次之，名物象數(shù)又次之」，[54]所以王引之〈序〉稱其書「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xùn)皆存，尋一訓(xùn)而原書可識」，不惟節(jié)省檢索之勞，從中可得到大量的文證，同時也便于尋討字詞本義、引申和假借的脈絡(luò)。北京本原即長于考校文字傳譌，而《經(jīng)籍籑詁》則錄有大量訓(xùn)詁語料，二者結(jié)合，才是段玉裁據(jù)以檃括作注的長編。
《經(jīng)籍籑詁》書影揚州阮氏瑯?gòu)窒绅^刊本
談到這里，諸位想必會問，那段玉裁何以要詭稱注《說文》之前，先編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這牽涉到一樁公案，過去學(xué)者未曾論及。我們知道，乾嘉之際，家家許鄭，江南學(xué)者研究《說文》，欲為《說文》作注、作義疏者大有人在，陳鱣著《說文正義》三十卷，錢大昭著《說文統(tǒng)釋》六十卷，王紹蘭有《說文集注》之作。嚴(yán)可均和姚文田合著《說文疏義》，也纂有《說文長編》，據(jù)嚴(yán)可均《說文校議?敘》說：
嘉慶初，姚氏文田與余同治《說文》，……為《說文長編》，亦謂之《類考》，有〈天文算術(shù)類〉、〈地理類〉、〈艸木鳥獸蟲魚類〉、〈聲類〉、〈說文引群書類〉、〈群書引說文類〉，積四十五冊。又輯鐘鼎拓本為《說文翼》十五篇，將校定《說文》，譔為《疏義》。[55]
另外，江聲、王念孫也各有稿本；北方學(xué)者則有桂馥著《說文義證》。這些學(xué)者所著之書或成或否，有的成而未刻，有的半途而廢。其中以段氏《說文注》聲名最著，因此，江聲、王念孫先后將自己的稿本送給段玉裁，這點我們下面將會談到。嚴(yán)可均和姚文田合著的《疏義》也半途中輟，嚴(yán)氏將其中校訂《說文》的材料，錄為《說文校議》一書；所匯聲類材料，嚴(yán)、姚兩家各纂有《說文聲系》之書。還有一些學(xué)者則專門從事某些專題研究，如錢大昕弟子鈕樹玉，著有《說文考異》、《說文新附考》等書。《考異》一書，專門搜集群書征引《說文》的材料，以訂正今本《說文》文字傳譌，用力甚專勤。鈕氏曾將《考異》書稿就正于段玉裁，今本《段注》稱引鈕氏之說僅有六處，但有一些地方段氏采用其說，卻未明言出自鈕氏所校。因此段書出版后，鈕樹玉著《段氏說文注訂》八卷，書中不少地方指出，《段注》校改之字，「蓋本余說」、「全本余說」，如：
「桅」改為「梔」，余《新附考》有此說。[56]
「
」注云：「當(dāng)刪『
』而存『』?！拱创松w本余說。（卷三，頁13）
「
」解改「一食」為「壺湌」，《注》又云：「按許所據(jù)，竟作『一食』未可知，似不必改。」按此蓋因余說而改，不應(yīng)又為騎墻之見。（卷三，頁15）
「
」改為「濊」，蓋本余說。（卷五，頁17）
「
」改為「
」，全本余說。（卷八，頁15）
這種例子共二十余見，有幾條鈕樹玉指證歷歷，看來段玉裁曾參用其說應(yīng)無疑義。
段氏掩用他人成說之舉，鈕樹玉并不是孤例。以王鳴盛為例，北京本引王氏之說共有三處，[57]「返」字條依用王說，「逑」、「斁」兩條則辨正王氏之非。我們看段玉裁采用王說這條，《說文》辵部「返」字下引「商書曰祖甲返」，但今本《尚書》并沒有「祖甲返」之文，段氏原先認(rèn)為此句「疑許君見孔壁十六篇中《商書》語」，后來改從王鳴盛所校，北京本「返」字條末說：
壬寅歲（乾隆四十七年），見王光祿鳴盛《尚書后案》云：「《說文》引『祖甲返』，疑即〈西伯
〉篇之『祖伊反』也，『伊』誤作『甲』，而『返』與『反』則字通也。」王說為是，予前說非也。[58]
今本《段注》此文改作「祖伊返」，與王鳴盛之說正同，但段氏未提及王說，卻說是依《集韻》校訂的。[59]
再以錢大昕為例。錢氏是當(dāng)時首屈一指的經(jīng)史名家，他雖沒有《說文》專著，但《潛研堂答問》和《養(yǎng)新錄》里都有與《說文》相關(guān)的條目。二書刊刻在北京本之后，所以北京本有四處引及錢氏之說，皆出自《漢書考異》，這四條后來《段注》并未采用，今可不論。今本《段注》引用錢大昕之說共十五條，其中「免」、「衹」兩條則是駁正錢氏之非。[60]但除這十五條外，段玉裁未標(biāo)明錢氏而剿用其說者，仍歷歷可見。
以《潛研堂答問》為例，此書現(xiàn)收入《潛研堂文集》，但嘉慶四年《答問》單行先刻，見段氏〈與劉端臨第二十書〉，[61]根據(jù)這信，段玉裁見過《答問》，當(dāng)無疑義?！墩f文》人部說「吊」字「從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會敺禽也?！挂怨盼淖肿C之，知許君此說實望文生義，顧炎武《日知錄》即駁其說「幾于穿鑿而遠(yuǎn)于理情」。[62]但錢大昕《答問》很巧妙地引《吳越春秋》「孝子不忍見父母〔遺體〕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之文，為許慎解紛。[63]《說文》解釋「吊」字字形固屬附會，但錢大昕引《吳越春秋》作解，卻是他的巧思和創(chuàng)意?！墩f文注》「吊」字下說：
《吳越春秋》：陳音謂越王曰：「弩生于弓」云云。按孝子敺禽，故人持弓助之，此釋「吊」從人弓之意也。[64]
段氏完全剿用錢大昕之說，一見可知。另如女部「婎」字，大徐本說解作「姿婎姿也」，義不可曉；小徐本作「如婎姿也」，更不知所云。錢大昕始發(fā)其覆說：
問：「《說文》婎字注云：『姿婎，姿也?！淮苏Z難解?！乖唬骸浮鹤藠睢患础鹤祟 恢愇模鹤恕慌c『恣』通，釋『姿婎』為『恣』義也?！筟65]
檢《說文注》「婎」字下云：
「恣」，各本作「姿」，今正。按心部：「恣者，縱也?！怪T書多謂暴厲曰「恣睢」，睢讀「香季切」，亦平聲。睢者，仰目也，未見「縱恣」之意。蓋本作「姿婎」，或用「恣睢」為之也。[66]
此注段氏亦剿襲錢大昕之說，極為明白。
再以江聲為例，北京本引用江聲之說共七見，其中「
」、「柀」兩條說的是同一事，即前面談到，《說文補正》將許慎說解出現(xiàn)之字，凡《說文》未列篆文的，段玉裁皆以為今本脫漏，一一為之增補篆文、說解。但江聲認(rèn)為許書「解說內(nèi)或用方言俗字，篆文則仍不載」，段氏接受他的意見，此說北京本凡兩見，所以引用江說實際為六條。我們將北京本標(biāo)明為江聲之說的六條，與《說文注》一一核對，其中采用江聲說者有四條，另兩條段氏別立異說。但《段注》采用江聲之說的四條，只有「」字這條明白標(biāo)示本自江聲，[67]其余「瓘」、「
」、「
」三條江聲的創(chuàng)見，完全被段玉裁所干沒，[68]這是擺在眼前，實實在在的例證。江沅〈說文解字注后敘〉說：
沅先大父艮庭征君，生平服膺許氏。著《尚書注疏》既畢，復(fù)從事于《說文解字》，及見先生（指段氏）作而輟業(yè)焉。沅之有事于校讐也，先征君之意也。[69]
則江沅襄助段氏《說文注》，實出自江聲的好意。[70]孫星衍《平津館文稿》中有一篇〈江聲傳〉，傳中談到：
〔江聲〕為《說文解字考證》，及見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輟筆，并舉稿本付之。[71]
《平津館文稿》刻于嘉慶十一年，當(dāng)時段玉裁健在，孫星衍說江聲曾將《說文考證》稿本送給段氏，應(yīng)該確有其事。從北京本引用江聲校訂《說文》六條勝義來看，江氏將稿本交付段玉裁，疑在北京本寫成之前。而今本《說文注》全書引用江聲之說者，亦僅七見，[72]但段氏襲用江聲之說而不著其名，除北京本所見「瓘」、「」、「」三條之外，尚有可考者。我稍閱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其中校釋、考訂《說文》之處，有不少創(chuàng)解即為段氏所攘襲。以〈禹貢〉為例，段氏《尚書撰異》卷三「滎波既豬」條載：
江氏叔澐《尚書集注》「熒波」作「熒潘」，云：「據(jù)《說文》水部：『潘，水名，在河南熒陽。從水，番聲?！谎栽跓申枺瑒t與熒澤同處，故知此經(jīng)之當(dāng)作『潘』字?！褂癫檬家善湔f，今按《水經(jīng)注?濟水篇》云云?！现^潘、播、波三字同，故非無證。[73]
江聲據(jù)《說文》「潘」字說解，斷定〈禹貢〉「滎波」，古本《尚書》作「潘」字。《史記?夏本紀(jì)》載錄〈禹貢〉全文，日本所存天養(yǎng)古鈔本《史記?夏本紀(jì)》，恰如江聲所說，此文正作「熒潘」。[74]天養(yǎng)古鈔本應(yīng)屬唐人寫本，其書所引孔《傳》文字，往往與《尚書》敦煌殘卷合，此「熒潘」一條可見江氏考訂之精。今檢《說文注》「潘」字，正剿襲江聲之義，攘為己說。[75]另如《說文》氏部：「氏，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者曰氏?！乖S慎解「氏」字，文意頗不易通曉，《段注》云：
考「氏」亦作「是」，見《夏書》，〈禹貢〉曰「西傾因桓是來」，鄭《注》云：「桓是，隴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阪為是，謂曲為桓也。（原注：各本誤，今校訂如此）」據(jù)此，則「桓是」即隴，亦可作「隴氏」昭昭然矣。古經(jīng)傳「氏」與「是」多通用，《大戴禮》：「昆吾者衛(wèi)氏也」以下六「氏」字，皆「是」之假借，而《漢書》、漢碑假「氏」為「是」，不可枚數(shù)。[76]
其實引〈禹貢〉「西傾因桓是來」這句以解釋《說文》「氏」字，也是江聲的創(chuàng)見，段玉裁顯然剽襲其說，何以見得？《段注》文中所引鄭《注》「今其下民」兩句，其實是江聲以意校改，江氏《尚書集注音疏》說：
鄭康成曰：「桓是，隴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阪為是，曲為桓也?！孤曋^雝戎之人來此州者，道由桓是而來。古「是」、「氏」同字，巴蜀名山岸脅之崔旁著欲落
者曰氏?！彩琛场]阪本名「是」，以其道般桓旋曲，故名之為「桓是」也。云「今其下民謂阪為是，曲為桓也」者，引時俗之偁，以證阪名「是」，曲偁「桓」也。《水經(jīng)注》引此，作「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為般也」，似有舛誤，以意改之?！啤赴褪衩桨睹{之崔旁著欲落者曰氏」者，《說文》氏部文，「山岸脅之崔」即阪也，此與鄭云「其下民謂阪為是」正合，相證益確矣。[77]
可知「今其下民」兩句，原是江聲有意創(chuàng)通許、鄭兩家之說而「以意改之」，并無其他文獻(xiàn)依據(jù)。段玉裁「氏」字注完全襲用江氏之說，卻以一句「各本誤，今校訂如此」，冒為己說。從這些例證看來，《段注》剽襲江聲之說者，想必不少，而段氏卻極詆江聲為「小學(xué)魔障」，[78]殊不可解。
而《段注》成書最可注意的，是它和王念孫之間的關(guān)系。王氏曾撰《說文考正》一稿，根據(jù)朱士端引王敬之之說，王念孫曾將《說文》稿本交付段玉裁：
王寬夫先生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曾注《說文》，因段氏書成，未卒業(yè)，并以其稿付之。后先生見《段注》妄改許書，不覺甚悔。[79]
朱士端曾游王念孫之門，他轉(zhuǎn)述王念孫次子王敬之的話，應(yīng)非平空杜撰。我們前面提到，北京本「芘」字條引及王念孫之說，段、王初見于乾隆五十四年秋，因此王敬之所謂的「段氏書成」，指的應(yīng)該是北京本前身，故北京本得以引及王氏之說。王念孫《說文》稿本今不可見，但王氏有關(guān)《說文》的札記，現(xiàn)存《段氏說文簽記》和《說文解字校勘記》殘稿兩種。前者專糾《段注》之失，應(yīng)該是王念孫讀《段注》時隨手所下的簽識，王氏弟子將之條錄成冊，現(xiàn)有1935年《稷香館叢書》本。從王念孫對《段注》的駁議看來，王敬之說乃父「見《段注》妄改許書，不覺甚悔」，似非誣言。
《說文解字?？庇洝穭t是桂馥所鈔，是個殘本，僅存《說文》第一篇及第二篇之半，共119條，因此，此本書后許瀚〈跋〉推度「全書當(dāng)有千余條」。北京本所引「芘」字一條，正在其中，[80]可以確證此為王念孫校本無疑。我曾將《段注》與王氏《?？庇洝窔埍疽灰槐葘Α８魑恢?，《說文》許君說解，大、小徐本時有參差，其解說字形，特別是諧聲字，二徐時有改易之處。王氏以大徐為底本，《?？庇洝分谢虼嫘⌒熘悾驌?jù)小徐訂正徐鉉之誤?！抖巫ⅰ酚诙毂緟⒉钐帲苌儆懻?，其書或從徐鉉，或從徐鍇，看似無一定的義例可言。但參照王氏校本，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凡王念孫辨證當(dāng)從小徐各條，其精審無疑義者，《段注》皆依王說逕行改之而無論證。如艸部「莃」字條，王氏說：
「從艸，稀省聲」，《系傳》作「從艸，希聲」?？肌墩f文》「稀」字注云：「疏也。從禾，希聲。」徐鍇辨之云：「當(dāng)言從禾、爻、巾，無『聲』字，后人加之。爻者，稀疏之義，與爽同意；巾亦是其稀象。至莃與晞皆從稀省，何以知之？《說文》巾部、爻部并無『?！蛔?，以是知之?！鼓顚O按：徐鍇以為莃、晞皆從稀省，故徐鉉于此「莃」字注改為「從艸，稀省聲」也。今考《說文》莃、唏、睎、脪、郗、晞、稀、俙、欷、豨、絺十一字并從希聲；又「昕」字注云「讀若?！?，則本書原有「?！棺置魃?。今本無「?！?，乃傳寫脫誤，豈得謂本無此字乎？「稀」字而外，從希聲者尚有十字，又可一一改為「稀省聲」乎？此「莃」字注當(dāng)從《系傳》作「從艸，希聲」，后放此。[81]
《段注》「莃」字條直接依小徐本作「從艸，希聲」，[82]好像大徐本之誤不辨自明，一望而可知。段書此例甚多，如禜、珣、瑞、毒、蕓、藸、蘳、
、葻、草、莫、葬、和、吺、趯、邁、隨諸條，王念孫皆有考校，詳為辨證。段氏此諸字皆依王念孫之說校改，《注》中并無論證。大概段玉裁對他人成說信而可從者，皆直接攘取，依其結(jié)論校改，這點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屢屢言之：
1.「搜」下「茹藘」改為「茹蘆」，當(dāng)本余說，然無引證。（卷一，頁3）
2.改「肭」為「朒」，《注》云：「各本篆作『肭』，解作『內(nèi)聲』，今正。」按余以《玉篇》及李善《文選?月賦注》引，定「肭」當(dāng)從肉。此既據(jù)改，不應(yīng)全無引證。（卷三，頁1）
3.「侮，傷也」，今改「傷」為「
」。按余以《一切經(jīng)音義》引及《廣雅?釋訓(xùn)》辨「傷」乃「」之譌。今既改「」，不應(yīng)無引證。（卷三，頁17）
而最為可議的是，段氏辨正他人之非往往直指其名，北京本全書引用王念孫之說僅有「芘」字一條，便是駁王氏改「一曰芘茮木」五字為「一曰芘芣」之非；而其剿襲王氏之說者則絕口不提其名。按《段注》全書引用陳鱣之說僅艸部「葘」字一條，《說文》：「葘，不耕田也?！龟愾g說：「『不』當(dāng)為『才』，『才耕田』謂『始耕田』，才、財、材皆訓(xùn)『始』?！苟问喜灰云湔f為然，謂「『不』當(dāng)為『反』字之誤也」，[83]與王念孫之例正同。今本《段注》明白稱引王氏之說者只有八條，其中包含「芘」字批評王念孫說一條，但措辭較北京本隱微罷了。我們從其余七條引文來看，如「禾」字引王念孫說：
莠與禾絕相似，雖老農(nóng)不辨。及其吐穗，則禾穗必屈而倒垂，莠穗不垂，可以識別。艸部謂莠「揚生」，古者造禾字屈筆下垂以象之。[84]
又韭部「
」字下，《段注》：
王氏念孫曰：者，細(xì)碎之名，《莊子》言「粉」是也。[85]
又黑部「
，黑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飴
字」，《段注》云：
王氏念孫曰：《淮南?時則訓(xùn)》「天子衣苑黃」，高《注》：「苑，讀『飴』之。」《春秋繁露》：「民病心腹宛黃?！菇宰之惗x同。[86]
從這些引例觀之，王氏稿本似乎不僅校正文字而已。此類釋義之條，倘未標(biāo)名，則如羚羊掛角，無形跡可求；然由上引「禾」字一條，可以證知《說文注》艸部「莠」字下，段氏分別禾穗下垂、莠不下垂云云之說，[87]實亦襲王念孫之說。
因時間關(guān)系，最后舉個有趣的例子，《小雅?鶴鳴》「鶴鳴于九皋」，從唐石經(jīng)以下，現(xiàn)存《毛詩》各本皆五字，段氏《毛詩故訓(xùn)傳定本小箋》刪去「于」字，注云：
古書引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唐石「于九皋」，誤。[88]
陳奐《詩毛氏傳疏》承用其說，亦言：
《小箋》云：「古書引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唐石經(jīng)有『于』字，誤?！筟89]
但所謂「古書引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徧檢段氏著作《詩經(jīng)小學(xué)》、《說文注》及《經(jīng)韻樓文集》均無其說，所以陳奐引段氏之說也未能指明其例。要校改唐以來相傳經(jīng)書舊文，不明舉文證，只渾稱引用次數(shù)，這在乾嘉學(xué)術(shù)著作中應(yīng)屬少見。原來，段氏此處系本錢大昕、臧庸之說。《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一「鶴鳴九皋」條言：
臧在東云：今本「鶴鳴于九皋」五字為句，案《史記?滑稽傳》、《論衡?藝增篇》、《風(fēng)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倩〈答客難〉、《后漢書注》五十九、《初學(xué)記》一、《白帖》一百九十四、《文選注》十三、又二十四、又四十三皆引《詩》「鶴鳴九皋」，無「于」字。賈昌朝《群經(jīng)音辨》引《詩》亦無「于」字，是北宋人尚見古本也。唐石經(jīng)有「于」字，今本并因之。（元注：瞿中溶云：「《說文》『鶴』字下云『鳴九皋，聲聞于天』，似亦引《詩》而無『于』字?！箹|塾云：「《蜀志?秦宓傳》引《詩》亦無『于』字。」）[90]
臧庸舉了十一條文證，以證《詩經(jīng)》古本無「于」字，錢大昕女婿瞿中溶、其子錢東塾各補了一證，但只有十三例。原來瞿中溶后來從袁廷檮五硯樓所藏元刊本《韓詩外傳》卷七又發(fā)現(xiàn)一例，[91]正段氏所稱的「凡十四見」。錢大昕為段氏多年知交，臧庸早年從段玉裁游，曾為段氏?？薄夺屛摹贰ⅰ渡袝悺返葧?，且典衣裘為段氏刻《詩經(jīng)小學(xué)錄》，二人皆段氏故交，尚且吝言其人其書。因此，《段注》全書稱引王念孫之說僅有八處，引江聲之說僅七條，似不足為異。
梁任公《清代學(xué)術(shù)概論》第十三節(jié)曾歸納乾嘉學(xué)人習(xí)氣，其六為「凡采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rèn)為大不德」。段玉裁似乎自負(fù)所學(xué)，其著作中襲用他人精義，往往諱言所出，直接攘為己說。蕭穆〈記方植之先生臨盧抱經(jīng)手校十三經(jīng)注疏〉一文，曾錄方東樹校語：
段氏每盜惠氏之說，阮氏即載之，何也？蓋阮為此《記》成，就正于段，故段多入己說，以掩前人而取名耳。又所改原文多不順適，真小人哉！[92]
這里指的是段玉裁為阮元審定《十三經(jīng)校勘記》一事。據(jù)段氏〈與劉端臨第六書〉說：「今年校得《儀禮》、《周禮》、《公羊》、《谷梁》二傳，亦何義門、惠松厓舊本。」段氏曾見惠棟此諸經(jīng)校本，應(yīng)無疑義?；菔闲１净騻麂洷敬媸勒卟簧?，尚可比勘。
段氏襲用王念孫之說，自然不止《說文注》所引八處而已。大概段書先前所刻諸卷流布之后，當(dāng)時學(xué)者頗多傳言，謂段氏剽襲他人成說，即段玉裁本人亦曾耳聞。嘉慶十年，段氏寄王念孫書，請王氏為《說文注》撰序，所持理由是：
《說文注》近日可成，乞為作一序。近來后進(jìn)無知，咸以謂弟之學(xué)竊取諸執(zhí)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引領(lǐng)望之。[93]
所謂「近來后進(jìn)無知，咸以謂弟之學(xué)竊取諸執(zhí)事」，段氏剿襲王念孫之說，當(dāng)時年輕輩學(xué)者間似騰乎人口。段氏因此對外詭稱他譔《說文注》之前，先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說文解字讀》長編，并藉陳奐〈跋〉文證成其說，俾免后來攘竊之譏，無奈北京本意外傳世，所謂五百四十卷長編之說僅成幻相。
《段注》嘉慶二十年刊成后，同年陳鱣取《說文正義》舊稿重加刪訂，想亦對段書并不滿意。可惜陳鱣嘉慶二十二年二月病逝，年六十五，《正義》改訂稿僅至十一卷。身后其子斥賣遺書，此稿隨之蕩佚。[94]此則不如段氏幸運，及身親見書之刊行。
段玉裁《說文注》自足千古，他的創(chuàng)見與成就不容抹煞，也無可抹煞，但《段注》的光彩，其中部分實為乾嘉江南學(xué)者《說文》研究的結(jié)晶。我1984年曾根據(jù)阿辻氏兩文有限的材料，寫了一篇〈段玉裁《說文解字讀》考辨〉長文，[95]論證段氏五百四十卷長編事屬子虛，今天我依然堅信這個說法。
注釋：
[1]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經(jīng)韻樓叢書》本，卷首〈序〉，頁1。
[2]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頁7。
[3]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17。按段書引陳奐之說及書后陳奐〈跋〉，并作「煥」字，蓋其原名。今改為「奐」，殆因《說文》無「煥」字而改之。
[4]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下，頁13；又二篇上，頁11，又頁17；又五篇上，頁14。
[5]陳奐〈王石臞先生遺文編次序〉云：「奐憶嘉慶十七年壬申冬，金壇段若膺先生令?！墩f文注》十五卷，館宿枝園，愿留而受業(yè)于門」云云（陳奐《三百堂文集》，《乙亥叢編》本，卷一，頁10）；又〈國語校注三種序〉：「昔余在壬申歲，受業(yè)于金壇段先生?！梗ㄍ?，卷一，頁6）則陳奐受業(yè)于段氏門下在嘉慶十七年。
[6]汪龍《毛詩異義》目錄后識語云：「（嘉慶）十八年，獲交金壇段懋堂先生，讀其所注《說文》，鄉(xiāng)所疑義，得補正者若干條。」（《安徽叢書》本，卷首，頁3。）
[7]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頁14。
[8]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五篇下，頁7。
[9]陳奐〈跋〉，《說文解字注》卷后，頁2。
[10]段玉裁《說文解字讀》，1995年，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影印本，頁7「
」字條。
[11]吳省欽《吳白華自訂年譜》，1998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頁14－15。
[12]劉盼遂輯《經(jīng)韻樓文集補編》，《段王學(xué)五種》本，卷上，頁6－8。
[13]吳省欽《吳白華自訂年譜》，頁17。
[14]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1936年，《安徽叢書》，頁7－8。
[15]段玉裁〈寄戴東原先生書〉，見《六書音均表》卷首，頁5。
[16]張和生、朱小健〈《說文解字讀》考〉，《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1987年第5期，頁15－20。
[17]段玉裁《說文解字讀》，頁147－148。
[18]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經(jīng)韻樓叢書》本，卷十八，頁3。
[19]段玉裁《說文解字讀》，頁340。
[20]《說文》艸部：「芘，艸也。一曰芘尗木。從艸，比聲?！贡本┍疽竿鯌炎婺顚O曰：『一曰芘茮木』五字，當(dāng)是『一曰芘芣』之譌衍，《詩?東門之枌?傳》：『荍，芘芣?！皇且病！梗ǘ问稀墩f文解字讀》，頁63）
[21]王念孫《王石臞先生遺文》，《高郵王氏遺書》本，卷四，頁16。
[22]劉盼遂《段玉裁年譜》，《段王學(xué)五種》本，頁21－22。
[23]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卷首，頁1。
[24]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卷十三，頁12。按此段引文末署「庚戌七月識」，即五十五年秋所撰。
[25]《說文解字讀》，頁23；《古文尚書撰異》，卷廿六，頁17。
[26]《說文解字讀》，頁34；《古文尚書撰異》，卷三，頁59－60。
[27]《說文解字讀》，頁39；《古文尚書撰異》，卷三，頁18－19。
[28]阿辻哲次〈北京圖書館藏段玉裁說文解字讀初探〉，1981年，《日本中國學(xué)會報》第33集，頁250－262。
[29]阿辻哲次〈北京圖書館藏段懋堂說文解字讀について〉，1981年，《東方學(xué)報》第53冊，頁592－610。
[30]盧文弨〈說文解字讀序〉，《說文解字讀》，頁2。
[31]沈初〈說文解字讀序〉，《說文解字讀》，頁2－3。
[32]參見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嘉慶四年及十年條，1989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本第3分，頁603－650。
[33]劉盼遂《段玉裁年譜》，頁27。
[34]劉盼遂輯《經(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下，頁6。
[35]按段刻《戴東原集》書后《校記》之末，段氏識語：「刻板既成，不欲多剜損，故箋其后如此。得此書者，尚依此研朱校改，以俟重刊。乾隆壬子八月?！梗ā独m(xù)修四庫全書》本，頁4）則戴集刻于乾隆五十七年甚明。
[36]劉盼遂《段玉裁年譜》，頁24。
[37]盧文弨《經(jīng)典釋文》，抱經(jīng)堂本，卷首，頁2；又《抱經(jīng)堂文集》，1990年，北京：中華書局，頁25。
[38]劉盼遂《段玉裁年譜》，頁26。
[39]劉盼遂輯《經(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下，頁6。
[40]按劉《譜》系年頗多違誤，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辨之?dāng)?shù)十事，下文簡譜所記段氏年月與劉《譜》異者，并參拙稿〈訂補〉，茲不具論。
[41]劉盼遂《段玉裁年譜》，頁21－24。
[42]劉盼遂輯《經(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下，頁21。
[43]劉盼遂《段玉裁年譜》將此信系于嘉慶五年（頁34），劉氏按語云：「按《戴集》刻成在嘉慶四、五年間，詳〈與劉端臨第二書〉。」然〈第二書〉絕無《戴集》刻于嘉慶四、五年之說，不知劉氏何以有此誤？
[44]段玉裁〈與邵二云書三〉，《經(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上，頁22。
[45]參見拙稿〈清代海寧學(xué)術(shù)豐碑――陳鱣其人其學(xué)述要〉，2013年，劉夢溪主編《中國文化》第38期（北京：中國文化雜志社），頁137－148。
[46]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年譜》，《段王學(xué)五種》本，頁16。
[47]參見拙稿〈清代海寧學(xué)術(shù)豐碑――陳鱣其人其學(xué)述要〉，《中國文化》第38期，頁142－143。
[48]嘉慶十二年四月，段氏撰〈陳仲魚簡莊綴文序〉云：「壬子、癸丑（乾隆五十七、八年）間，余始僑居蘇之閶門外，……而仲魚（陳鱣）十余年間為人作計，常往來揚、鎮(zhèn)、常、蘇數(shù)郡間，每歲亦必相見數(shù)回。見則各言所學(xué)，互相賞奇析疑，朋友之至樂也。仲魚所為《孝經(jīng)集鄭注》、《論語古訓(xùn)》、《六藝論拾遺》、《鄭君年譜》，余既一一雒誦，嘆其精核?！梗ā督?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上，頁13）此雖未提及《說文正義》，然陳鱣此書五十七年業(yè)已成稿，是年二月，王鳴盛曾為《說文正義》作序。（拙稿《王鳴盛年譜》乾隆五十七年條，2012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本第1分，頁146－147）段氏既徧讀陳著各書，而《說文正義》為陳鱣半生心力所注，段氏復(fù)研精《說文》，自無不索觀其書之理。今考《段注》「葘」字下引陳鱣之說（卷一下，頁41），則段氏曾見其書矣?！淳Y文序〉歷數(shù)陳鱣所著各書，獨獨不提《說文正義》，尤可玩味。
[49]江沅〈說文解字后敘〉，《說文解字注》卷后，〈后序〉頁1－2。
[50]段氏〈與邵二云書二〉，《經(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上，頁22。
[51]嘉慶元年正月，〈與劉端臨第十四書〉言：「客冬至今，勉治《說文解字》，成第二篇之上卷，胸中充積既多，觸處逢源，……此書計三年可成?！?/font>
[52]張鑒等編《阮元年譜》，1995年，北京：中華書局黃愛平點校本，頁22；另參拙稿〈阮元《經(jīng)籍籑詁》纂修考〉，2008年，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傳統(tǒng)中國研究集刊》第4輯，頁247－264。
[53]劉盼遂輯《經(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下，頁14。
[54]《經(jīng)籍籑詁》，卷首〈凡例〉第十二則。
[55]嚴(yán)可均《說文校議》，《續(xù)修四庫全書》本，卷一上，頁1。
[56]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續(xù)修四庫全書》本，卷二，頁9。
[57]《說文解字讀》，頁98「返」、頁102「逑」、頁147「斁」。
[58]《說文解字讀》，頁98。
[59]段氏《說文解字注》，二篇下，頁6。
[60]段氏《說文解字注》，十篇上，頁26；又十三篇上，頁15。
[61]段氏〈與劉端臨第二十書〉言：「竹汀《集》刻者尚有兩種，當(dāng)徐圖購贈。〈五硯樓詩〉速成之，作札寄與又凱（按即袁廷檮），囑其購竹汀《答問》一種、《傳》一種；前者《題跋》一種，亦又凱所賜也?！?/font>
[62]黃汝成《日知錄集釋》，《續(xù)修四庫全書》本，卷二十一，頁20。
[63]錢大昕《潛研堂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76－177。
[64]段氏《說文解字注》，八篇上，頁38。
[65]錢大昕《潛研堂集》，頁177。
[66]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二篇下，頁25。
[67]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12。
[68]《說文解字讀》，頁12，又頁57，又頁329；《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19；又一篇下，頁17；又六篇下，頁49－50。
[69]段氏《說文解字注》，卷后〈后序〉，頁2。
[70]按《說文注》「祠」字（一篇上，頁10）、「正」字（二篇下，頁1）、「睦」字（四篇上，頁7）、「疀」字（十二篇下，頁52）、「凡」字（十三篇下，頁16）、「塹」字（十三篇下，頁34）并引江沅之說，則江沅不僅為段氏校字而已。
[71]孫星衍《平津館文稿》，《續(xù)修四庫全書》本，卷下，頁37。
[72]除前舉「」字一條外，另見「顨」（《說文解字注》，五篇上，頁23）、旨部之末（五篇上，頁28）、「秝」（七篇上，頁55）、「從」（八篇上，頁43）、「」（十一篇下，頁15）及〈說文序〉「一曰指事」下（十五篇上，頁4）。
[73]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卷三，頁48－49。
[74]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1957－1970年，東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頁207引。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滎播既豬」下云：「古鈔、楓三、南本『播』作『潘』。」
[75]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一篇上二，頁32－33。
[76]段氏《說文解字注》，十二篇下，頁33。
[77]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清經(jīng)解》卷三九二，頁27－28。
[78]徐承慶《說文解字注匡謬》云：「江征君學(xué)問不逮段若膺之博涉，而篤信謹(jǐn)守、實事求是則過之，志學(xué)者所當(dāng)歸慕也。段氏《尚書撰異》譏其是古非今，又斥其似是而非。繼復(fù)云：『名為重小學(xué)，而大為小學(xué)之妖魔障礙；名為尊《說文》，而非所以尊《說文》?！浑[其姓名，亦指江君也?！梗ā独m(xù)修四庫全書》本，卷七，頁5）
[79]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引自《說文詁林》前編下，頁348。
[80]王念孫《說文解字?？庇洝?，宣統(tǒng)元年，番禺沈氏《晨風(fēng)閣叢書》本，頁7。
[81]王念孫《說文解字?？庇洝?，頁5。
[82]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下，頁17。
[83]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下，頁41。桂馥《說文義證》「葘」字下引王念孫說，亦以「不」為「才」字之誤（同治九年，崇文書局刊本，卷四，頁41），與陳鱣之說同。今按：此當(dāng)以陳、王之說為是，「才」、「不」形近易訛。才、葘聲同，葘訓(xùn)「才耕田」，蓋由聲得義。諸書僅有「反草」、「反土」之說，段氏必改為「反耕田」，殊覺不詞，不如陳、王二氏改「才」字者近是。
[84]段氏《說文解字注》，七篇上，頁38。
[85]段氏《說文解字注》，七篇下，頁3。
[86]段氏《說文解字注》，十篇上，頁57。
[87]段氏《說文解字注》，一篇下，頁4。
[88]段玉裁《毛詩故訓(xùn)傳定本小箋》，《經(jīng)韻樓叢書》本，卷十八，頁2。
[89]陳奐《詩毛氏傳疏》，《續(xù)修四庫全書》本，卷十八，頁7。
[90]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續(xù)修四庫全書》本，卷一，頁18－19。
[91]王欣夫輯《蕘圃藏書題識續(xù)錄》，王氏學(xué)禮齋本，卷一，頁3。按錢大昕弟子李賡蕓《炳燭編》卷一「鶴鳴于九皋」條，又舉范望《太玄注》引《詩》亦無「于」字一例，此則段氏所不及見者，故未計之。其實群籍所引尚不止此，如《華陽國志?劉后主志》引《詩》亦無「于」字，別詳拙作〈錢氏十駕齋養(yǎng)新錄然疑〉。
[92]蕭穆《敬孚類稿》，光緒卅二年原刊本，卷八，頁10。
[93]段氏〈與王懷祖第三書〉，劉盼遂輯《經(jīng)韻樓文集補編》，卷下，頁18。
[94]其事始末，參見拙稿〈清代海寧學(xué)術(shù)豐碑――陳鱣其人其學(xué)述要〉。
[95]此文1988年3月曾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委會審查通過，擬刊于《集刊》第58本。惟當(dāng)時因長者所抑，我未肯屈服，故此稿最后并未交付發(fā)表；然1987年此文曾在史語所學(xué)術(shù)講論會上提出討論，故外間頗多傳本，業(yè)師龍宇純教授所著《中國文字學(xué)》即曾俯引鄙說（1996年，臺北：五四書店，頁426－427）。其后病目，喘疾頻生，我興趣亦漸旁移，此稿久置篋底，屢思增訂，碌碌未遑。2011年3月應(yīng)邀參加臺灣大學(xué)文學(xué)院主辦第四屆中國經(jīng)學(xué)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適因先母重病侍側(cè)，未能成稿，即以〈考辨〉一文應(yīng)之，載于該會論文集頁31－74，仍留當(dāng)日原文舊貌，與本文所論可互為補充。
責(zé)任編輯：近復(f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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