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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再試圖為人文學科辯護了

作者：斯坦利?菲希 

譯者：吳萬偉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十三日甲寅

           耶穌2018年7月25日

人文學科有用的論證是錯誤的、反人文的，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人文學科在忍受失敗的痛苦。如果對這個命題有任何懷疑的話，威斯康辛大學斯蒂芬斯角分校分校（Stevens Point）的計劃將打消所有的疑慮。該計劃取消包括歷史、藝術、英語、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專業(yè)在內(nèi)的13個專業(yè)。管理層引用的理由包括赤字巨大、招生規(guī)模太小、渴望增強科學技術工程數(shù)學（STEM）課程和技術培訓。一位物理學和天文學教授肯?曼寧根（Ken Menningen）贊同這個倡議，宣稱大學從人文轉(zhuǎn)向關心職業(yè)前景的學生覺得更有吸引力的專業(yè)是正確的。如果斯蒂芬角分校是職業(yè)技術學院，這個理由或許說得通，但是，至少從其名稱和辦學理念而言，應該提出的論證是既然辦學理念沒有實質(zhì)內(nèi)容支撐，大學這個名稱就應該去掉。

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可能也會這樣想。他對大學的描述是這樣的：“那是一個地方，不鼓勵學生將教育和職業(yè)培訓混為一談，也不把教育當作學習貿(mào)易技巧、為將來在社會上從事某個職業(yè)作準備、或者獲得某種道德和智慧裝備以便看透人生。”請注意奧克肖特列舉了為自由教育辯護和提供合理性時連續(xù)快速出現(xiàn)的最常用論述，也注意到他接著馬上拋棄它們，認為這些根本不值得考慮?！懊慨斶@種終極真理出現(xiàn)之時，教育就悄無聲息地從后門溜出去了?！?/p>

我不愿意成為告訴你這一點的人，但是，過一種將精力集中在偉大著作上的生活并沒有什么籠統(tǒng)的利益可言。

那個句子中的關鍵術語是“終極目的”。它意味著曾經(jīng)構成大學宗旨和指導大學運行的目的之外的目的。也意味著來自其他地方的目的，從另外一個視角看的目的，從這個視角評判教育機構的質(zhì)量，雖然在該機構工作的人已經(jīng)認為它不再是他們當前工作的核心。當立法者詢問大學能夠為國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或旅游業(yè)做出什么貢獻，或者培養(yǎng)出技術工人服務于各個領域時，他或她是在要求大學屈服于一種標準，這個標準已經(jīng)與人們最初投身教育的初衷沒有任何關系了。正是這些理由繼續(xù)指導教師的職業(yè)行為。大學的義務是忠實于教育的本質(zhì)，抗拒評估和決策體系對大學目的的顛覆，轉(zhuǎn)向與其適當操作格格不入的其他目的。

那么，問題是大學應該擁有什么樣的內(nèi)在目的是真實的，這個問題要求我們辨認出大學的核心活動。亞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馬克倫理學》的第10篇提出了觀點。那就是沉思?！斑@個活動似乎因為自身的原因而受到人們的喜愛；因為除了沉思之外，從中并沒有產(chǎn)生任何東西，”這與依靠影響來評判的“實際活動”形成對比。沉思---翻來覆去思考問題---“具有更高的嚴肅價值”因為“其目的超越問題本身而沒有盡頭，它擁有自身的快樂?！?/p>

但是，如果與大學合適的價值和快樂完全是內(nèi)在的，且拒絕采用任何外部標準來評價，當世界其他地方都在鼓吹工具性、評估、成果、就業(yè)率和各種指標時，如何為大學辯護呢？這個問題產(chǎn)生了數(shù)不清的文章和書籍，其標題往往是“人文學科的危機”、“人文學科還能活下去嗎？”、“如何挽救人文學科？”等。這些書籍文章往往不承認一個重要的區(qū)分：人文演出的公共場所（詩歌節(jié)、電影戲劇民歌節(jié)、莎士比亞節(jié)、歌劇、交響樂、室內(nèi)樂、鄉(xiāng)村音樂、爵士樂節(jié)、圖書俱樂部、藝術節(jié)、 TED演講等）和人文演出的學術研究。很少人否認公開上演莎士比亞戲劇的價值，但很多人可能懷疑學界研究莎士比亞的產(chǎn)業(yè)的價值。更多人會質(zhì)疑用公共資金支持這種產(chǎn)業(yè)的合理性。當我們說到人文學科的危機時，非常重要的是，我們要清楚即使像威斯康辛大學史第分普穎特分校這樣的學校拋棄人文學科，它們?nèi)匀辉谶@個國家的每個城鎮(zhèn)持續(xù)繁榮。差別是當你或我去看戲或聽音樂會時，我們直接付錢給我們重視的東西，但是當我們繳納的稅款或向私立大學的捐款被用來資助英語系、哲學系或者古典學系時，它們不是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那么，我們該如何塑造為人文學科辯護的論述呢？人文學科足夠籠統(tǒng)和強大以滿足對人文學者研究的課題很少或者根本沒有興趣的那些部分公眾的需要。合理性論證的候選對象之一是強調(diào)語言技能在我們生活中的核心重要性，這些是我們與家人和朋友相處，與合同伙伴協(xié)商、在市場上討價還價、參與政治決策、協(xié)商我們與神的關系或者毫無關系、表達我們的快樂、痛苦和渴望時使用到的技能。正如海倫?斯莫爾（Helen Small）在《人文學科的價值》（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中所說，人類文化是“創(chuàng)造意義活動”的集合，如果要出人頭地的話，我們必須熟練掌握的實踐。通常人文學科特定價值的這種具體化伴隨著對硬科學和更具實證性的社會科學所提供的有限計算技能或限制性技能的批判。

合理性論證總是不易成功的游戲，因為它涉及到屈服于人文學科之外的某種評價指標或標準。

這種人文學科合理性論證路線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多種形式，通常涉及到身體與靈魂、文字與精神、技術與藝術等的突出區(qū)別。很多著名的辯論－－－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斯諾（C.P. Snow）和利維斯（F.R. Leavis）、阿蘭?索卡爾（Alan Sokal）和《社會文本》－－參加到長期爭論不休的對話中，一方相信科學和科學方法為知識和人類生活的改善提供方法，一方相信沒有人文學科的視角的指導精神，科學知識就是一紙空文。（人們能夠在所有這些類型的對立中看到理性與信仰之間更大更持久的對立的從屬類別。）

我承認我對將人文學科價值具體化的這種方式有某種同情，這部分是因為我的大部分學術生涯就花費在修辭傳統(tǒng)上，這個傳統(tǒng)癡迷般地記載能讓我們思考和行動的種種意義制造方式。但是，最終我并不認為這種論調(diào)能說得通。也就是說，我認為告訴大眾語言技能支持了我們做的一切，甚至像科學這樣從修辭上說與之相反的活動也將說服立法機構打開金庫，任命我們作商業(yè)和文明的必要承擔者。這是很不錯的論證，但它是機構內(nèi)論證，我們需要的是能說服和感動公眾的論證。

常常提出的一個論證是功利性論證，即人文學科傳授的技能對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職責履行非常有用。這在本質(zhì)上屬于市場價值觀論證，常常伴隨著一種確認，即學習寫作是一種成就，它能應用于很多種類的活動。我當然贊同這個觀點，但它僅僅論證了人文學科課程講授的很小部分技能。這更多像一種公共關系策略而非嚴肅的辯護努力。為寫作講授辯護非常容易，但要為學習拜占庭藝術或德克薩斯女同性戀詩歌（這是反人文主義者攻擊時最喜歡使用的攻擊對象）或者英國王室復辟時期戲劇的緒論中動物形象的研究屬于公共利益來辯護，就不那么容易了，我認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才是挑戰(zhàn)所在－－－說服公眾，尤其是公眾中那些掌握財權的人此類活動應該得到納稅人的金錢支持。確認人文研究的功利性工具性論證在經(jīng)過很短時間以后就被污染了，一旦你拋棄了像寫備忘錄或報告等可衡量的技能或者添加一列數(shù)字或者動作來論證解讀圣公會教徒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詩人所寫的宗教抒情詩歌所需要的技能，這個游戲就可能失敗了。

我懷疑另外一個非常流行的辯護論證會有什么更好的效果，斯莫爾將其描述為“人文學科能夠為我們個人和集體的幸福做貢獻的論證”。斯莫爾解釋說，這不是快樂主義論證，這里指的幸福并不等同于純粹的感官快樂。相反，那是一種在你的心智和情感已經(jīng)被擴展到這樣的程度，你擁有了之前從來沒有過的更充分生活體驗之后獲得的幸福。結果，正如這個論證所說，那些閱讀接觸過來自多種傳統(tǒng)文本和藝術品的人因此將變得更具同情心，思想更開放，更少可能將自己狹隘的成見強加在他人身上。

聽起來很好，但是我并不敢肯定如此。請讓我拿自己做例子（我知道樣本太?。?。在過去60多年，我一直在與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西塞羅、賀拉斯、奧古斯丁、阿里奧斯托(Ariosto 1474-1533) 意大利作家）、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1595)，意大利詩人，文藝復興運動晚期的代表）、彼特拉克(Petrarch 1304-1374，意大利詩人，學者、歐洲人文主義運動的主要代表)、喬叟、莎士比亞、密爾頓、約翰頓（Donne）、本瓊生（Ben Jonson）、赫伯特（Herbert）、瑪維爾（Marvell清教徒詩人、密爾頓的朋友）、霍布斯、洛克、康德、笛福、斯威夫特、蒲伯、布萊克、奧斯汀、華茲華斯、拜倫、柯勒律治、阿諾德、丁尼生、愛默生、　梅爾維爾、詹姆斯、葉芝、海明威、福克納、艾略特、華萊士?斯蒂文生（Wallace Stevens）等很多人對話。當然，出現(xiàn)的情況是，我能夠在很多問題上發(fā)表言論，而那些東西對于僅僅是聽說過這些作家名字的人來說可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與這些人文學者的文本和與之適當?shù)姆治鏊枷肽Ｊ绞煜ぎa(chǎn)生的影響讓我變成更友好、更善良、擁有最高尚動機的人嗎？讓我對我們之間的差別和共同點變得更敏感嗎？

我害怕這個影響一直是更具本土色彩的：在標志我能夠從事的職業(yè)活動內(nèi)，我能注意到缺乏這方面訓練的人可能忽略的意義模式。所以在一定意義上，我的體驗比他們更豐富、更完整，但這種充實和完整從職業(yè)上說是劃定界線的和狹隘的，它并沒有擴展到能標志更開明的人的更普遍完整性。我不愿意成為告訴你這一點的人，即以偉大著作為中心的生活沒有什么籠統(tǒng)的好處。有時候人們可能認為，那些一輩子從事優(yōu)美和嚴謹?shù)奈膶W和哲學著作的人，通過潛移默化耳濡目染將變成更好的人。任何相信這種觀點人肯定沒有在英語系或哲學系呆過多長時間。

從這種自我恭維的幻想－－－我讀過很多好書，因而我是更好的人－－到斯莫爾所說的“民主需要人文學科”的辯護是短小的一步，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一步。這個觀點認為，因為他們是訓練有素的深刻思想者，學界人文學者擁有特殊的潛能（和義務）糾正那些教育水平不高的人。這是人們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1915年美國大學教授聯(lián)合會（AAUP）有關學術自由和終審教授崗位的聲明中發(fā)現(xiàn)的推理路線。這份文件（至今仍然有相關意義）的作者便認出，民主的首要風險在于“公眾輿論暴政”。大學教授們因為在更高層次上思考（這種論證所說），能夠幫助我們抗拒這種暴政，因而“幫助公共輿論變得更具自我批評精神”，需要教授們“審核大眾情感中更魯莽的或欠考慮的沖動，訓練民主變得更具理性。”我們幾乎不需要描述這種觀點的精英主義色彩。它說存在這樣一種高級動物，僅僅因為贏得了高級學位而有權為僅僅上過大學或甚至早早輟學的人蕓蕓眾生提供指南。

將大量資金和資源投入到數(shù)字人文方面的管理者是謀殺人文學科的幫兇。

我曾經(jīng)在其他地方為這種觀點貼上“學界例外主義”的標簽，一年半之前，一群歷史學家提供了顯示這種傲慢自大的引人注目的例子。他們在寫給美國民眾的公開信中宣稱，唐納德?特朗普的候選人資格有問題，教導我們投票反對特朗普。事實上，他們把自己作為萬能的先知（all-purpose seer），知道我們的毛病是什么，帶著他們的智慧前來幫助我們克服毛病。我想起這些歷史學家（在《紐約時報》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將他們與他們準備提供政治智慧指導的人區(qū)分開來的東西是擁有高級學位，而不是擁有某種形式的道德或政治優(yōu)勢。如果一個歷史學家告訴我，她的研究顯示某個政策的黑暗面，我會認真聆聽，因為這個歷史學家至少在這個話題上比我了解得更多。但是，這個知識不能也不應該轉(zhuǎn)變成為我進入投票箱投票時的前進命令。我或許將歷史學家告訴我的話作為政治決策的一個因素來考慮，但是，這與承認他們是我的政治衛(wèi)士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不怎么令人起疑的版本“民主需要我們”論證涉及到這樣的主張，學生花費四年時間研究復雜的細膩的文本，將有潛力成為比沒有這種經(jīng)驗的人更好的公民。這實際上是同樣似是而非的論證，只是因為居于中心的是學生而不是傲慢自大的教授的這個事實而變得愚蠢不那么刺眼罷了。但是，優(yōu)秀公民素質(zhì)和實現(xiàn)和實施公民身份所需要的知識并不是只有大學才能教的東西。那些只讀過中學就輟學的人仍然能掌握公民義務，并依據(jù)對公民義務的理解而采取行動。而且，這是核心論點，優(yōu)秀公民素質(zhì)是大學課堂活動的偶然的副產(chǎn)品；它不是也不應該是在課堂上講課者的主要目標，指出其意料之外的效果之一來為某個產(chǎn)業(yè)辯護至少讓人覺得有些怪異。

如果我已經(jīng)考察過的辯護被證明從最好處說是不完整的，從最壞處說是虛幻的，那還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就是奧克肖特提出的立場，這是我一直擁有的立場，斯莫爾命名為“內(nèi)在價值”或者“為藝術而藝術”的立場。這個立場擁有最大優(yōu)勢，不是提供辯護論證而是把沒有這種論證作為一種美德。合理性論證總是徒勞無益的游戲，因為它涉及到屈服于人文學科之外的指標或評判標準。要求我們作為大學教授來論證我們在做的事的合理性的人是在讓我們用他們的條款而不是我們的條款來論證我們行為的合理性。一旦迎接這個挑戰(zhàn)，我們就輸?shù)袅擞螒?，因為我們是在別人的場地比賽，所有優(yōu)勢和所有相關論證和證據(jù)標準都是人家的。為人文學科辯護不僅是個不能完成的任務，而且是個不值得做的事，因為參與這個游戲就等于承認人文學科不能獨立存在，也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雖然是間接地承認。當然，確認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拒絕將那個價值附加在任何外在利益之上將讓我們回到如下的公共關系問題上：我們該如何說服他人接受我們的觀點呢？答案再次是：我們說服不了他人。

接下來怎么辦？誰來做？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教育問題或哲學問題；這是當權者的問題，是如何配置什么人或群體以一種方式安排讓他們對人文學科的辯護更有效，或許引導我們獲得更多資金支持和尊重。當然我們不能期待某些職業(yè)政客異乎尋常地呼應我們的利益。我們不能給立法者分配去閱讀為文科辯護的書的任務，并相信他們最終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唯一的希望（雖然非常渺茫）在于高級管理者的努力，對學術產(chǎn)業(yè)有堅定和不可動搖的理解的管理者（基于奧克肖特、紐曼、亞里士多德、馬克斯韋伯、康德）和無論采取什么力量---政治的、預算的和文化的力量來保護它的堅定決心。在學術機構中就像在其他多數(shù)機構中一樣，那些位于管理階梯頂端的人確定議題和確立指導精神。我認為，說當今的人文學科老師們意志消沉頹廢，這絕不是夸大其辭。只有采取幾乎好戰(zhàn)立場并保證帶領我們打持久戰(zhàn)的管理者才能成為文科生存的救星。你見過這樣的人嗎？

在本文結束的時候，我不得不提到最近出現(xiàn)的更新和復興的源頭之一。我在想數(shù)字人文，這個新事物承諾要改善傳統(tǒng)的解釋性活動，并采用一種為其辯護的方法來做這些，因為它將人文學科的活動與在文化上享受特權的科學和數(shù)學活動保持一致。

之所以說這是傻瓜的金子（徒勞無功的探索）有若干理由。首先，數(shù)字人文不能基于很多人向傳統(tǒng)的人文學者推薦做這種研究的人所主張的那樣取得進展，即數(shù)據(jù)挖掘?qū)⑻峁└涌煽康幕A，供人文學者解讀文本--文學的、歷史的、法律的或者其他別的什么。正如數(shù)字人文學者論證的那樣，已經(jīng)被數(shù)字化的數(shù)據(jù)庫的確可以被用來搜索以找到裸眼根本不可能辨認出的模式---頻率模型、連貫性模型、搭配模型（一起出現(xiàn)的詞匯）。問題是，一旦這些模型被辨認出來，沒有合理的途徑從它們走向?qū)ξ谋镜慕忉??？紤]到字母表中字母的有限數(shù)量和它們組合的有限方式，模式-規(guī)律性出現(xiàn)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有什么的話，竅門是決定它們意味著什么，訣竅是在表演時不可能不事先確定有人在使用它們來傳遞一個信息。如果沒有那個信息，數(shù)據(jù)不能自動傳達，除了自己的形狀之外，模式將仍然坐在那里什么也傳達不出來。

想想遠處山脊上看到的裊裊炊煙，它們可能是一股股煙霧，也可能是煙霧信號。你怎么知道？不是靠僅僅觀看它們；只有在你被說服的時候---不是因為數(shù)據(jù)而是靠文本之外的信息---一個特別的人設計了順序，你會問友人可能想傳遞的信息是什么。解釋不可能在沒有事先辨認出意圖代理人和原始數(shù)據(jù)的情況下開始，無論它是如何被切片與切丁的，不可能產(chǎn)生那種認同本身。所以，當相當數(shù)量的數(shù)字人文機器被加快之后，從解釋的角度看，它產(chǎn)生的作品是遲鈍的。

但是，數(shù)字人文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它是反人文主義工程，這個工程的希望是機器，除了了不起的運算能力之外，對解讀人類產(chǎn)生的文本沒有任何幫助。要讓它發(fā)揮作用，這個工程要求數(shù)字辭典---在形式模式和它們通常傳達的意義之間形成一套固定的相關關系。沒有這樣的辭典，雖然如果有一本這樣的辭典的話，讀者和譯者的行為能被免除或者被繞過去；人們能夠僅僅數(shù)物品的數(shù)量，直接從這個結果到《失樂園》意味著什么的解釋。那是數(shù)字人文工程的圣杯。至少就闡釋而言是如此。通過清除模型中他們產(chǎn)生的所有人類痕跡，它想擺脫片面的、有限的人類的不方便。那是一個永遠在被更新的古老游戲，但無論它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注定是失敗者。

最后，數(shù)字人文是“狗毛”治療的版本，還有那個格言，如果打不過他們，你那就加入他們。按照大部分的描述，人文學科的衰落伴隨著（1）社會對科學知識的高度評價，同時伴隨著一種信念，只有能夠被測量的東西才是值得知道的東西，（2）教育者和學生支持提供通往待遇優(yōu)厚工作的直接途徑的課程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數(shù)字人文檢查了兩個選擇框：它們是科學性的；因為它們看起來像其他更受歡迎的知識課題；管理者將給予他們資源，本來中世紀歷史和拜占庭藝術等是得不到資助的。

本人作為數(shù)字人文學者的理查德?格魯辛（Richard Grusin）擔憂“數(shù)字人文課題可能充當了某種類似先導藥的作用，管理者已經(jīng)對快速見效的藥物和當今高等教育面對的結構性問題的底線途徑上癮了?！碑敂?shù)字人文熱情冷卻下來之后，結構性問題將依然存在，人文學科仍然處于被淘汰的危險中。為數(shù)字人文投入資金和資源的管理者是殺死人文學科的幫兇。數(shù)字人文將贏得資金支持和創(chuàng)造某些就業(yè)崗位，但其成功將以更進一步地腐蝕人文主義長期以來代表的那種價值為標志。

所以本文考察的所有辯護論證都不起作用。從長遠看，人文學科向傳統(tǒng)的敵人投降也無濟于事。不是漂亮的畫面，天啊，在本文的末尾并沒有出現(xiàn)意料之中的轉(zhuǎn)折，其他人都沒有找到解決辦法，我也沒有。除了敦促恢復嚴厲的學分分配要求，強迫學生上課，如果讓他們自愿選擇，肯定不愿選擇的。從前就是這樣子。我想不出能夠讓人文學科重新恢復到從前的輝煌的計劃。如果人文學者同行想出什么好辦法，他們現(xiàn)在應該說出來，否則他們無論是否愿意就不得不永遠保持平靜了。如果情況像這樣持續(xù)下去，最終我們都將走上威斯康辛大學斯蒂芬斯角分校關閉人文學科的道路。

作者簡介：斯坦利?菲希（Stanley Fish），佛羅里達國際大學法學教授，耶什華大學大學（Yeshiva University）卡多佐法學院（Cardozo Law School）訪問教授。

譯自：Stop Trying to Sell the Humanities　By Stanley Fish June17, 2018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Stop-Trying-to-Sell-the/243643?key=m1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