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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漢學的語言還原法探析

作者：崔發(fā)展（西南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哲學動態(tài)》2017年第1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十一日癸丑

          耶穌2018年7月23日

內容提要：乾嘉漢學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經(jīng)學解釋史上的語言學轉向，這一轉向尤其表現(xiàn)在漢學家對于語言還原法的倚重。通過考察漢學家所尊奉的離詞、辨言、聞道的還原步驟，可知漢學家雖然取得了顯著的訓詁成就，然而，此中亦暴露出諸多矛盾與緊張，尤其是漢學家普遍缺乏本體論意義上的解釋學循環(huán)之自覺意識，最終使得這一語言學轉向未能擺脫經(jīng)學藩籬而真正開啟現(xiàn)代性的詮釋路向。

關鍵詞：乾嘉漢學/語言性斷裂/語言還原法

“解釋學起源于主體間性的斷裂”[1]。借用黃俊杰的劃分，這種斷裂大致歸結為“語言性”斷裂與“脈絡性”斷裂。其中，語言性斷裂是指由于時空間隔所造成的古今異言、言語異聲、南北異趣、文字異形等現(xiàn)象；而脈絡性斷裂則是指在歷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脈絡中所出現(xiàn)的前后不一致的狀況。[2]

為何會出現(xiàn)斷裂呢？戴震言：“蓋士生三古后，時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視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遠無以異。昔之婦孺聞而輒曉者，更經(jīng)學大師轉相講授，而仍留疑義，則時為之也?！盵3]在乾嘉漢學家看來，時間間距乃是正確理解經(jīng)義所必須克服的對象。為此，他們一再強調“實事求是”的治學原則。[4]其中的“求”就是克服時間間距的方法，其實質是“通過受控制的、方法論的思想而把一切異化的以及導致誤解的東西——由時間距離、語言用法的變化、詞義以及思維模式的變化等引起的誤解一一排除掉”[5]。漢學家的解經(jīng)方法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克服語言性斷裂與脈絡性斷裂，借此還原經(jīng)書之原貌，重塑經(jīng)書之權威。

胡適曾將漢學考據(jù)之法歸結為“剝皮主義”，而“剝皮的意思，就是拿一個觀念，一層一層地剝去后世隨時渲染上去的顏色，如剝香蕉一樣。越剝進，越到中心”[6]。簡言之，所謂剝皮主義，就是還原主義。基于此，筆者將漢學家彌合語言性斷裂的工作稱為“語言還原法”，而本文即對此進行評析。

一 由訓詁通義理：乾嘉漢學的“語言學轉向”

無論是兩漢今文經(jīng)學的“假經(jīng)設誼”、魏晉玄學的“寄言出意”，還是宋代理學的“涵泳體察”、明代心學的“師心頓悟”，均未能給予訓詁學以恰當定位，而乾嘉漢學對訓詁學的倡導與發(fā)揚，則最終實現(xiàn)了中國經(jīng)典解釋學史上的“語言學轉向”。[7]乾嘉漢學家普遍認為，“數(shù)百年已降，說經(jīng)之弊，善鑿空而己矣”[8]，而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宋學對于考據(jù)訓詁并不重視。在漢學家看來，“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圣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9]。由此，為了從根本上消除語言斷裂所帶來的問題，首先就要明確地回歸經(jīng)學，即由訓詁通義理之途。

對由訓詁通義理一途，清初顧亭林已有表述：“通經(jīng)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0]，“六經(jīng)之所傳，訓詁為之主”[11]。而轉向這條道路是時代風氣轉換下的先后接續(xù)。或者說，乾嘉漢學所遵循的由訓詁以明義理的準則，乃是對亭林“經(jīng)學即理學”之精神的貫徹，如錢大昕就說：“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jīng)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12]。

由訓詁通義理之法，建基于六經(jīng)載道或道在六經(jīng)的基本前設，而文字訓詁則是通達六經(jīng)之道的唯一有效途徑。如戴震說：“唯空憑胸臆之無當于義理，然后求之古經(jīng)，求之古經(jīng)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后求之詁訓，訓詁明則古經(jīng)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盵13]戴震由此也揭示出漢學家求取大道的基本步驟，即從“實事”(指經(jīng)書)出發(fā)，從“求”(訓詁)入手，由此保證經(jīng)義的明確無誤。據(jù)此而言，宋學義理自然不足為信，漢學家卻希望借助于訓詁考證而有效彌合語言性斷裂，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小學訓詁能夠克服時間間距而成為溝通古今的語言之橋。如錢大昕言：“六經(jīng)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盵14]王念孫亦說：“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jīng)學明?！盵15]那么，訓詁究竟是什么？訓詁是否像漢學家所認為的那樣能夠順利消除時間間距？孔穎達言：“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16]黃侃解釋說：“訓詁者，以語言解釋語言之謂。”[17]也就是說，訓詁的作用就是在不同語言之間進行轉換，一如在古今語言之間的翻譯行為，王引之言：“吾治小學，吾為之舌人焉?！盵18]所謂“舌人”，即翻譯者、解說者。

由此，訓詁學即對經(jīng)書或經(jīng)文的務實考證。就常識而言，倘若某一個文本距離古代或圣人更近，則其更為值得信賴。漢學家們津津樂道于回歸漢儒之學，正是源于漢儒所具有的時代優(yōu)勢，“其所見多古字，其習讀多古音，故其所訓詁，要于本旨為近，雖有失焉者，寡矣”[19]。因而與那些后來者的解讀相比，漢儒對古代先賢的解釋無疑更為可信，乃至于漢儒治學傳經(jīng)的所謂“師法”“家法”等，亦因之而頗受漢學家青睞?；谶@種時代觀念，漢學家甚至抱有愈古愈可靠的復古邏輯，如阮元有言：“后儒說經(jīng)，每不如前儒說經(jīng)之確。何者？前儒去古未遠，得其真也”[20]。正是在這種時間觀念與解經(jīng)理念的作用下，在漢學家群體內逐步催生出“欲識古訓，當于年代相近者求之”[21]的信條，乃至于演化出“圣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22]的一般訓詁學原則。

其實，時間間距根本上乃是一種語言間距，而乾嘉漢學對訓詁能力的信賴，實源自于漢學家對于語言本身之可靠性的信賴。在歷史流變中，文字本身的形、音、義經(jīng)歷了沿革轉換，因此，后人在識古字、讀古書時，就容易因時代錯位而產(chǎn)生誤解。為此，漢學家們認為，訓釋古經(jīng)必須先在小學上從流變中揭示文字原貌，而這就使得漢學家堅定地從經(jīng)學跨入小學，努力通過形、音、義上的考據(jù)來還原文字。漢學家們或者強調《爾雅》《說文》的重要性，如王鳴盛所言“《爾雅》與《說文》皆斯文之幸存者，不可駁也”[23]；或者凸顯了解古代造字方法的重要性，如戴震所謂“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jīng)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tǒng)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tǒng)之不越六書”[24]；或者突出小學對于經(jīng)義訓詁的重要性，如宋鑒所說“經(jīng)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jù)矣”[25]；或者揭示由小學而治經(jīng)的程序，如段玉裁言道“圣人之制字，有義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jīng)莫重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26]。正是因為漢學家對小學的重視，清代小學才能脫離經(jīng)學框架而獲得相對獨立性。

總體來看，漢學家在訓詁考證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連當時宗主宋學的姚鼐、章學誠、袁枚、方東樹等人，雖對漢學家僅以考證為要而不求大義甚感不滿，但都認同漢學家的考證貢獻，而其為學也常常力求言之有據(jù)，如袁枚“棄官山居五十年，實未嘗一日廢書，手評各史籍，字跡歷歷猶在，則亦未嘗不時時考據(jù)”[27]。而他們的著作中亦不乏精良的考據(jù)作品，如姚鼐的《左傳補注序》《郡縣考》等。

漢學家之所以能夠在考證領域取得如此成績，顯然與其所憑借的考證方法相關，但恰恰因受限于這種方法，漢學家的考證總是面臨著一種巨大的隱憂，并最終催生出一系列不容回避的問題。而方法的限度勢必要上溯至觀念的限度，所以，對于漢學家而言，我們可以追問，在六經(jīng)之外是否仍有圣賢之道？通達圣道的途徑是否僅有訓詁一途？后者乃是追問方法的限度，而前者則是追問觀念的限度。

二 離詞、辨言與聞道：語言還原法的展開及其限度

對于治經(jīng)之步驟，戴震有言：“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離詞則舍小學故訓無所藉，辨言則舍其立言之體無從相接以心?！盵28]錢大昕也說：“有文字而后有詁訓，有詁訓而后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盵29]段玉裁亦有同調之論：“《說文》《爾雅》相為表里。治《說文》而后《爾雅》及傳注明，《說文》及《爾雅》傳注明而后謂之通小學，而后可通經(jīng)之大義?！盵30]此三者所論可通，筆者就以之為線索，簡要分析其中的問題?！半x詞”是戴震提煉出的“古今治亂之源”，但這個源頭上的功夫并不限于小學方面，而是指“由六書、九數(shù)、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詞”的復雜過程。當然，由六書來通文字是最為基礎的部分，而通過《說文》《爾雅》來溯源“本字”“本訓”“本義”，是漢學家極其看重的為學發(fā)端，其訓詁考證由此帶有古樸切實之風，且成就顯著。但這種“始乎”“之源”的思維方式，或這種出發(fā)點本身是否可靠呢？

漢學家認為識古字才能讀經(jīng)，故而十分推崇保留了古字的《說文》，段玉裁評價道，“主小篆而參之以古文大篆，其所為解說，十三萬三千四百余字，未嘗廢隸書”[31]，是“今所賴以見制字之本源者”[32]。然而，雖然《說文》為理解古書提供了便利，但“《說文》之字，非必即同孔子之經(jīng)也……必謂《說文》之文本即孔子之書，用以釋經(jīng)，且以繩諸家之謬，已恐未然”、[33]?；诖耍墩f文》未必就是理解孔子的必經(jīng)路徑，至少不是唯一路徑。“學者，學孔子者矣；學漢人之學者，以漢人能述孔子矣，乃舍孔子而述漢儒，漢儒之學果即孔子否耶？”[34]本是要學孔子，卻要經(jīng)過漢儒來學孔子，那么，漢儒的釋讀是否就是對原貌的完好保存？漢學家大多認為漢儒距孔子最近，因而更為可信?？梢?，漢學家對訓詁的信賴，實源自于對克服時間距離的自信。

且不論時間距離是否可以克服，單就以時間先后來研判義理的可操作性來看，實則大有問題。如就孔子生前而言，孔子之學出于《詩》《書》，但《詩》《書》之學又從何而來？“若必以最先之古訓為貴，則推溯古訓來源，必有窮極。且何以最先之古訓，即為最真之久理乎？此尤無說以自解者”。[35]那么，孔子身后又如何？孔子之后，儒分為八，這八家無疑距孔子更近，但其思想已然多樣。所以從時間來談論漢儒之學是否保存了原本的孔子之學，實為困難。尤其是，漢儒之學本就不純粹，如崔述批評道：“周道既衰，異端并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不造言設事以誣圣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為其事固然，而載之傳記?！鱾骷染?，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為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盵36]由此，以時代之先后為斷，其實是缺乏歷史意識的表現(xiàn)，因為“去古未遠”更多的只是一種經(jīng)驗常識性的判定，卻未必就是可靠的解經(jīng)學原則。

在漢學家中普遍存有“文字宜宗許叔重，經(jīng)義宜宗鄭康成，此金科玉條，斷然不可改移者也”[37]的信念，其實這種選擇性承認本來也不能完全理解為以時間為斷，而且與其他漢儒之學相比，這種選擇的合法性與優(yōu)越性在哪？這就需要回到漢學家自身的解釋學處境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解釋學前見上了。

漢宋雙方乃是基于不同的解釋學處境與前見，作出了不同選擇。借用劉笑敢的“文本定向”與“自我表達定向”概念[38]，大致可說：客觀上講，漢宋雙方在經(jīng)典詮釋上其實都有當下的、現(xiàn)實的取向，不過，從偏重區(qū)分漢宋的角度看，乾嘉漢學家更多是采取歷史的、文本的取向(文本定向)，而宋儒則主要采取當下的、現(xiàn)實的取向(自我表達定向)，在主觀意識上兩者選取的方向明顯不同，但就雙方各自的解釋學處境而言，兩者卻又都有可被后人同情理解的一面。問題是，當漢學家從其選擇的文本性定向來審視宋學的自我表現(xiàn)性定向時，就是對不同取向或不同層面的評判，雖然也能指出宋學中的不少問題，但也難免會有不太同情的誤解與批評了。

其實，單就漢學家的文本定向而言，事實上也面臨著很多困難。如方東樹反駁道：“如《考工》車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圖，阮氏、金氏、程氏、錢氏皆言車制，同時著述，言人人殊，迄不知誰為定論。”[39]考證同一對象，漢學家竟然也是眾說紛紜，其方法的可信度自然可疑了。不過，方東樹的這一質疑看似有力，卻還是混淆了“能不能”與“應不應”這兩個問題。

那么，追求原貌應不應該？當然應該，這屬于原材料上的無可厚非的客觀性，雖然這之中有諸多困難，但這只是“能不能”層面的問題，而非“應不應”的問題。不過，當漢學家在求取原材料(且不論結果如何)的基礎上，試圖進一步闡發(fā)義理時，那么問題就變?yōu)?，相同的材料能否確保相同的義理？答案有兩個：一是材料同，則義理同，但如此一來，義理自古至今固定不變，成了僵化的東西，經(jīng)學的闡發(fā)空間將十分有限，經(jīng)學由此必然走向死胡同，乾嘉漢學后期之所以出現(xiàn)今文經(jīng)學、宋學的復萌，實際也有這個原因。二是材料同，但義理不同，那么，問題是：哪一種義理才是正確的？標準在哪？是不是要再次回到材料？但在材料那里還是會引出上述兩個答案，這豈不是陷入了循環(huán)論證？對此，方東樹頗有所見：“如楊墨佛老皆非由文字訓詁而致誤也。而如漢儒許鄭諸君及近人之講文字訓詁者，可為門徑不誤矣，而升堂入室者誰乎？”[40]門徑不誤并不一定就能登堂入室，因為義理有時實在于語言文字之外，此即方東樹所謂“夫訓詁未明，當求之小學，是也；若大義未明，則實非小學所能盡”[41]。因此，在求取義理的門徑上，是否必須始于“離詞”還是有爭議的。如針對戴震的“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之論，章學誠批評說：“然以此概人，謂必如其所舉，始許誦經(jīng)，則是數(shù)端皆出專門絕業(yè)，古今寥寥不數(shù)人耳，猶復此糾彼訟，未能一定，將遂古今無誦五經(jīng)之人，豈不誣乎！”[42]

三 詮釋路向：方法論循環(huán)抑或本體論循環(huán)？

漢學家樂觀地認為，經(jīng)學雖然遭到宋學曲解，但經(jīng)義仍被完整地保存于經(jīng)書之中。因此，繞過宋儒經(jīng)學，進而通過“實事求是”地回歸經(jīng)書，就能順利地實現(xiàn)通經(jīng)明道。而漢學家之所以看重小學，就是想借此確保翻譯的可靠性。不過，漢學家、宋學家既然都是經(jīng)書的翻譯者，兩者之譯文緣何竟有如此差別？漢學家常常批評宋學家因脫落訓詁而致誤，但擅長于考據(jù)的漢學家又如何呢？事實上，在漢學家群體內，也很少能夠達成相同的翻譯或理解。從根本上講，這是因為“每一種新的解釋都帶來了一種新的‘未被表達的圓圈’”[43]。也就是說，翻譯或理解本身也總是要不斷地被翻譯或被理解，所以理解總是重新理解。其實漢學家已有這方面的認知，無論是他們將“發(fā)前人所未發(fā)”作為一種激賞的評議標準[44]，還是他們坦承清代漢學與漢儒之學的不同，漢學家均切實地經(jīng)驗到了“翻譯所涉及的是解釋，而不只是重現(xiàn)”[45]的事實。然而，漢學家并未由此認識到訓詁之法的有限性。他們不僅尋求作者或前人的理解，甚至追求比作者或前人更好的理解，而這實際上恰恰證明了漢學家并非復古主義者，而是一個真正的“實事求是者”，從中體現(xiàn)出的乃是一種客觀的“求是”精神，以致梁啟超、胡適等人競相將之視為一種類科學的精神。也就是說，面對一系列新發(fā)現(xiàn)，漢學家并未由此反向思考訓詁通經(jīng)之法的局限性，而是順向地仍舊將之納入“實事求是”的認識論框架中，借以消解其中的矛盾與緊張。但將文字訓詁視為詮解義理的必經(jīng)之路，易造成如下影響：

第一，固守所謂“訓詁之外別無義理”，雖是針對宋學鑿空之弊，但回歸經(jīng)學、通經(jīng)致用在漢學家這里變異為訓詁通經(jīng)，他們將“實事”限于經(jīng)史訓詁之上，其實證精神很少能夠投向社會或自然領域，從而限制了漢學家的研究領域。

第二，堅持“有訓詁而后有義理”，無異于變相承認了訓詁先于義理的治學程序，但這樣一來，訓詁、義理就會被割裂為兩個相互獨立的步驟或兩個層面。如王引之所謂“吾之學，于百家未暇治，獨治經(jīng)。吾治經(jīng)，于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46]。于是乎，“義理可以漸求”的信念異化出“義理可以不求”的后果。

第三，“訓詁明則古經(jīng)明”的觀念，使得不少漢學家認為訓詁通則義理自明，如錢大昕所謂“據(jù)事直書，是非自見”[47]，又如王鳴盛所謂“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48]，乃至將訓詁直接等同于義理，以訓詁代義理，甚至以文字研究代替經(jīng)學研究，如凌廷堪就曾指責當時學風：“挾許慎一編，置九經(jīng)而不習；憶《說文》數(shù)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為能事”[49]。

就“義理可以徐定”[50]等觀念來看，漢學家主要遵循的乃是由訓詁通義理的順向詮釋路徑，至少他們在主觀上更為傾向于這種取向。但是，這種取向只是詮釋路向中的一個方面而已。錢鐘書認為，“乾嘉‘樸學’教人，必知字之詁，而后識句之意，識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義，進而窺全書之指”，但這只是解釋的一個走向而已，完全的理解應該是“復須解全篇之義乃至全書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詞’)，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詁(‘文’)；或并須曉會作者立言之宗尚、當時流行之文風、以及修詞異宜之著述體裁，方概知全篇或全書之指歸。……所謂‘闡釋之循環(huán)’者是矣”[51]。在錢鐘書看來，漢學家的訓詁之法只是單向性的或直線式的解釋方式，而完全的理解卻應是一個循環(huán)交互的過程。

錢鐘書此論雖有啟發(fā)，但亦可商。其一，若說漢學家普遍缺乏闡釋循環(huán)之觀念確有一定道理，但這并不意味著漢學家實際背離了這種循環(huán)，而只是說他們缺乏這種方法論自覺，因為這種解釋學循環(huán)乃是一種存在論事實，漢學家雖未必有明確認知，卻不能脫離這一循環(huán)，否則任何的解釋都是不可能的。其二，錢鐘書所說的只是施萊爾馬赫意義上的古典解釋學循環(huán)，且只是從文本的內部循環(huán)上來批評漢學家的解釋觀念，而若從哲學解釋學的層面看，則漢學家不僅缺乏內部循環(huán)的方法論自覺，還缺少文本外部循環(huán)的解釋學觀念。出于一種樸素的考證理想，漢學家致力于從語言層面恢復原始文本，專注在文字、音韻、訓詁等層面展開探究，然而，他們只是希望從文本到文本，或者在文本內部尋求客觀真理，但他們只是看到了文本對于經(jīng)學解釋的根本制約性，沒有看到解釋者本人之能力的有限性。這一缺憾使得少數(shù)漢學家即便注意到了文本的內部循環(huán)，卻依舊看不到經(jīng)書文本與解經(jīng)者及其解釋學處境之間的外部循環(huán)。當然，這種內外之分只是相對于經(jīng)書而言，而事實上并沒有什么內外，一切都在解釋學處境中，而一個在處境之外的東西，我們根本就不會對它有任何意識，因而也就無從理解。

在推衍本字或本義時，漢學家并非僅以《說文》為依據(jù)，如戴震亦有所謂“一字之義，當貫群經(jīng)，本六書，然后為定”[52]。由此，判定一個字是否是本字，一個義是否是本義，也要通過審查文字(六書、部分)與文本(群經(jīng)、整體)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才能研判，這就引出了超出文字考證之外的解釋學循環(huán)的問題。在治經(jīng)的入手處，一般應以文字切入，但又不能僅就文字來談文字，而必須將文字置入句子、段落、單個文本乃至多個文本之中，此即段玉裁所謂“訓詁必就其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經(jīng)；必就其字之聲類而后不以經(jīng)妨字。不以字妨經(jīng)，不以經(jīng)妨字，而后經(jīng)明。經(jīng)明而后圣人之道明”[53]。

但這還只是方法論解釋學意義上的循環(huán)問題。從本體論上講，漢學家受限于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框架，其考證雖基于文字，觀念上卻仍被先行的圣人之道所限定。當戴震說“中乎辨言”而“辨言則舍其立言之體無從相接以心”時，其所謂“立言之體”，就是尊經(jīng)意識與道體觀念的表現(xiàn)。也就是說，考字、辨言都必須置于“聞道”的視域之中，“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54]。所以，無論漢學家是否有求義聞道的實踐，其觀念上都早已受到這種道體意識的先行引導。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道體本身仍有賴于漢學家的解讀或重構，因而這種先行的整體性的道統(tǒng)意識并不是固化物，這就表明，無論是方法論意義上的解釋學循環(huán)，還是本體論意義上的解釋學循環(huán)，其中的整體、部分都不是現(xiàn)成的客觀對象。也就是說，漢學家對本字或本義的追求，并非完全就是客觀的還原。而盡管漢學家本身遵循著本體論意義上的循環(huán)，但就其自覺性而言，除戴震、段玉裁等少數(shù)人之外，他們普遍缺乏這種解釋學循環(huán)的意識，這突出表現(xiàn)在他們對于方法論解釋學循環(huán)的人為割裂。

簡言之，漢學家雖然倡導由訓詁通義理，但由于將訓詁與義理人為割裂，乃至在義理面前退卻，終致漢學家詳于考據(jù)而略于義理。在評點漢儒之學時，皮錫瑞曾批評他們“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jīng)學所以分也”[55]。漢儒之弊如此，而乾嘉漢學亦有此弊。漢學家指責宋學“擺落漢唐，獨研義理”[56]，但問題是，宋儒何以至此呢？漢學家主要是從宋學雜染于佛老來解釋，卻缺少更深層次的反思，以致最終陷入了與漢唐經(jīng)學類似的迷途之中。因此，游走于漢宋兩家的翁方綱才殷殷寄言：“吾勸同志者，深以考訂為務，而考訂必以義理為主”。[57]在他看來，正確的為學之道既要重視考訂，又要以義理為歸。

漢學家對訓詁方法的執(zhí)著，使得他們的初衷雖是以語言學的觀點來解決思想上的問題，然而最終卻導致他們以語言問題取代了思想問題。漢學家認為，經(jīng)書文本可以通過訓詁考證而得以還原，進而通過文本解讀就可完全揭示經(jīng)書的意義。歸納法是漢學家常常倚重的一種方法，在他們看來，將同一文字的不同使用互相參照，就能揭示這一文字的本義，然而，語言文字與其表述的意義之間并非只有一種關聯(lián)：同一意義可以由不同文字來表達，而同一文字亦可表達復數(shù)的意義內容。當然，漢學并不是想當然地認為每一個文字均只有一種意義，而是認為文字的意義雖可多樣，但總體應是相對固定的。而在實際的經(jīng)學詮釋中，對于“一字之義，當貫群經(jīng)”的持守，使得漢學家更傾向于將語言視為在唯一地或單一地表述意義，這種固定文義或生硬理解的做法遂常常引起增字解經(jīng)、強經(jīng)就我等穿鑿之弊。如阮元以相人偶來解讀“仁”字，并將之視為仁之本義，夏炘卻不無諷刺地說：“果如此書之說：必有二人，而仁乃見。則顏子三月不違仁，是顏子之心三月不違于相人偶矣”。[58]所以漢學家還原經(jīng)義的努力結果，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

總體來講，漢學家力圖尋求文字或義理的確定性。然而，完全的翻譯或理解總是不可能的，因為義理總會發(fā)生變化。即便在古圣人那里，經(jīng)書的義理也沒有凝結為某種現(xiàn)成的客觀化物，由此，所謂“去圣未遠”“去古未遠”的理念就難免有教條主義的意味了。事實上，解經(jīng)者總是處于相對于傳統(tǒng)的隸屬性與間距性、熟悉性與陌生性之間，而漢學家更多地強調時間距離的消極意義，卻沒意識到時間距離恰恰是翻譯者進行翻譯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而言，義理并非盡在訓詁之中，而且，即便對于那些訓詁之內的義理，也不會隨著訓詁的完成而必然得到揭示，這是因為文本的言意之間并不總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說，言不盡意或意在言外乃是存在論上的無可否認的事實。如此一來，“對文本的語言表現(xiàn)寄予全面信賴的文獻實證主義，即清代考證學，就不能不說是建立在過于脆弱的方法論之上”[59]。

綜上言之，漢學家雖然堅信訓詁通義理之法的合法性與有效性，但這種語言學還原法并不自洽。因而，漢學家寄希望由此來消解時間間距、彌合語言性斷裂，就必然無法獲得真正圓滿的經(jīng)義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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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