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永】從未刊信札看饒宗頤、湯一介、劉大鈞諸先生的學術交往
原標題《神交千里心相照——從未刊信札看饒宗頤、湯一介、劉大鈞諸先生的學術交往》
作者：趙建永（天津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第143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初八乙酉
耶穌2018年4月27日
香港大學饒宗頤教授是會通東西的國學大師，在筆者1996年到北京大學做湯一介先生的學生和助手時，他們已是相交莫逆的好友。近聞饒公逝世，感懷不已，遂根據(jù)饒公與湯一介先生的未刊信函，結合筆者20余年親身經(jīng)歷，并查證一手原始記錄，追溯饒公與湯一介、劉大鈞諸位師長的學術因緣如下。
饒公與《儒藏》淵源
最近饒公再傳弟子胡孝忠博士告知筆者，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藏有一封湯先生致饒公函。該函主要內(nèi)容是湯先生向饒公寄贈《儒藏》的易學典籍，推介劉大鈞教授主編的《百年易學精華集成》并請題辭。饒公見信隨即題寫了書名，并復函湯先生。湯先生將饒公的題簽原件和復函復印件寄給了劉教授，并修書一封說明自己和饒先生通信的緣由。現(xiàn)據(jù)劉大鈞教授提供的饒公復函影印件，錄信文如下：
一介學兄左右：
寄來《儒藏》精華編一易類收到，費神至謝!
劉大鈞兄來示及壽聯(lián)亦收到，懇代致謝忱!其大文論《帛書易源流蠡測》刊于《華學》九、十號亦拜讀，諸多創(chuàng)見。其沉潛易書之深辟，誠當代巨儒。其主編之《百年易學精華集成》，命為題辭。弟精力大不如前，以未睹全目，不敢妄下筆。先題書名，奉報雅意。待與觀全豹之后，再敢執(zhí)筆，懇代致歉忱。
又弟為其《周易研究》1996．4、《象數(shù)研究》等之題辭，請其惠賜，俾可收入拙作序跋。匆匆布悃，順叩著祺。
宗頤頓首
京中同人請代為致候。
此函開頭所言湯先生贈送饒公之書是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正式出版的《儒藏》精華編第1冊。此冊隸屬經(jīng)部易類，共收錄《京氏易傳》《周易鄭氏注》《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周易注》四部漢魏時期易學著作?！度宀亍肪A編經(jīng)部易類，由著名易學家劉大鈞教授及其弟子林忠軍教授擔綱主編。劉大鈞現(xiàn)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山東大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周易學會會長、《周易研究》及《象數(shù)易學研究》主編。他創(chuàng)建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是國內(nèi)外第一個與《儒藏》簽約的學術研究機構。
湯先生在國際會議上介紹在編纂《儒藏》中摸索出的一套整理古籍的經(jīng)驗時，首先以為何選擇劉教授主持的易學中心來負責《經(jīng)部·易類》的整理工作為例來加以說明：“第一，要慎重選擇合作單位和每部書的校點者?，F(xiàn)在《儒藏》精華編是由中國、韓國、日本、越南四國學者共同承擔，例如，《經(jīng)部·易類》的承擔單位，我們選擇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來承擔，因為他們無論人力還是所藏《周易》方面的書，都比較強?！睖壬€對劉教授說：“你們作為北大選中的第一個簽約機構，也是因為《易》乃六經(jīng)之首、大道之源！”湯先生與劉教授在1980年代一次學術會議上相識，言談之間非常投機，自此成為知己，一直保持密切往來。當湯先生任總編纂的《儒藏》項目啟動時，劉教授曾制聯(lián)以賀：“輕裝依舊攜琴鶴，眾望從今仰斗山?！?/p>
2001年饒公來北大演講，接續(xù)1997年他在北大首屆“湯用彤學術講座”關于古籍整理和文化復興的話題，提出“新經(jīng)學”的說法。該演講稿經(jīng)饒公首肯后，改編用于《儒藏》編纂和研究的指導工作。2009年7月27日，湯一介先生在“五經(jīng)”研究與翻譯國際學術委員會第一次工作會議上引述了饒公之文，發(fā)言稿以《編纂〈儒藏〉的經(jīng)驗》為題，全文發(fā)表于《周易研究》2009年第5期。湯先生說：
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最近寫了一篇題為《〈儒藏〉與新經(jīng)學及文藝復興》的文章，文中說：“經(jīng)書是我們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想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亦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jīng)書的價值，在當前是有重要意義的?！?jīng)’的重要性，由于講的是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p>
湯先生對此發(fā)揮道：“饒宗頤先生對‘經(jīng)’的重視，其意甚深。蓋同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必會遇到某些相同的問題，在歷史的長河中，各不同民族都會提出一些對解決所遇到的問題行之有效的理念和方法，這些理念和方法經(jīng)過積淀而成為‘經(jīng)書’?！?jīng)書’所講的‘道理’就是‘常道’，這樣我們就有了做人行事的準則……我們編纂《儒藏》就是希望把‘經(jīng)書’中的‘常道’介紹給世界各國人民。”
2007年，饒公在90壽辰接受采訪時，自豪地提起他在《儒藏》擔任顧問，并對這一盛世工程的意義作了高度評價。隨后，饒公為湯先生撰寫了一副對聯(lián)：“三藏添新典，時中協(xié)太和”，以示他對湯先生編《儒藏》的全力支持。劉教授為慶賀饒公90大壽，特意敬書壽聯(lián)“壽考九旬，奕奕聲名動士林；弘道一世，默默功業(yè)化淳風”。饒公對此聯(lián)頗為欣賞，這就是他在致湯先生函中提及的“壽聯(lián)”。劉教授還呈送新作《帛〈易〉源流蠡測》，饒公將其發(fā)表于《華學》2008年8月第九、十輯合刊的顯要位置。該刊由饒公和季羨林先生一起創(chuàng)辦，是向世界推廣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權威期刊，所載論文質量深得國際學術界的重視。2014年3月26日，劉教授陪同張榮校長赴香港參加山東大學授予饒公名譽博士典禮，并用《周易》中的“崇德廣業(yè)”為賀聯(lián)來概括饒公既往成就。饒公則為劉教授回贈一幅大字題辭“長樂”，落款“大鈞教授雅教甲午選堂”，寓涵長樂未央、知足常樂、孔顏樂處諸多勝意。
饒公與易壇盛事
饒公信中所言《百年易學精華集成》，系由劉大鈞教授任總主編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09年冬，湯一介先生也為該書題辭“集百年易學精華，開萬世中華文明”。2010年1月，劉教授在撰寫的《前言》中，向饒宗頤、湯一介、李學勤、連戰(zhàn)先生為該書的題辭表達了誠摯的感謝。筆者向劉教授詢問有關背景，得知湯先生當年是鑒于該書的重要歷史意義，而主動提議請學界最富盛望的饒公來題辭的。
20世紀初，隨著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傳統(tǒng)文化研究進入嶄新階段，新思潮、新視野、新材料、新觀點的涌現(xiàn)徹底打破了乾嘉學派以來的研究格局。上世紀積淀的豐碩成果，已成為新世紀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憑借”。有鑒于此，編者對散見于海內(nèi)外的20世紀中文易學研究文獻進行系統(tǒng)的搜集整理，并按問題詳細分類，精選出1500多篇論文，編輯成大型文集《百年易學研究文獻精華集成（初編）》。全書分八卷，共30冊，總計2000多萬字，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0年4月初版。該書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貴而全面的基礎資料，確定了易學在中華文化重建及中外文化交流會通中的全新角色，被學界譽為“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學術文化保護工程。原載《周易研究》1996年第1期的拙文《〈周易〉與京劇藝術》（1.6萬字），全文轉載于該書的《〈周易〉與中國文化》卷第一冊第1438—1450頁，與有榮焉！該文首次系統(tǒng)探討作為人文之源的易學與國粹藝術的密切聯(lián)系，頗受業(yè)界專家好評，《中國哲學年鑒》等刊對此文多有引用和評介。
劉大鈞教授專心致力于易學研究，以弘揚大易文化為己任，是易學領域的領軍人物，為傳統(tǒng)易學的恢復和發(fā)展作出重要貢獻。他治《易》主張在新的文化視野下超越傳統(tǒng)的象數(shù)義理門派之爭，堅持象數(shù)義理兼顧，探尋易學的整體特色和內(nèi)涵，發(fā)表大量論文，并出版《周易概論》《周易經(jīng)傳白話解》《今、帛、竹書〈周易〉綜考》等多部著作。正是鑒于劉教授主編《儒藏》易類等文獻及其豐厚研究成果，饒公在致湯一介先生函中，盛贊劉教授的易學成就，言其“ 沉潛易書之深辟，誠當代巨儒”。
劉大鈞教授1988年創(chuàng)辦的《周易研究》發(fā)行量長期保持在2萬份左右，發(fā)行2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在國內(nèi)外學術界有廣泛影響。饒公十分關注易學研究前沿，曾請劉教授將他缺失的幾冊《周易研究》雜志寄來補齊，從而收藏有全套的該刊。1995年，饒公欣然為該刊題辭“開物成務”。饒公學養(yǎng)宏富，性情純篤，于書法見識高超，功力深湛，形成了他所推崇的“重、拙、大”的雄渾奇逸的風格，向為書林所重，從這幾幅字也可見一斑。
1997年春，饒公應湯先生之邀，來北京大學擔任首屆“湯用彤學術講座”主講教授。劉大鈞教授與饒公交誼頗厚，專程來北大拜訪了饒公。當時由筆者做接待工作，因而有幸時常親承三位先生教誨。筆者珍藏至今的歷屆“湯用彤學術講座”原始文獻中，有一份湯一介先生參與設計和定稿的“第一屆湯用彤學術講座”簡介手冊。手冊主要介紹講座有關內(nèi)容，并向熱情支持本屆講座的劉大鈞等先生衷心致謝。
饒公這封致湯先生函雖未注明年月，但依據(jù)《百年易學精華集成》前言和《儒藏》精華編第1冊的出版時間，我們可以推斷該函當為2009年下半年所寫。此際也是饒公、湯先生和劉教授三人學術交往非常密切的時期。饒公逝世后，筆者為了解該函情況而與劉教授通電話時，他正在構思寫一幅“敬挽饒老宗頤先生”的40字長聯(lián)：“一生治學辨明文章循誘后進示之以慧告之以理，百年修德教化士林淳正風氣曉之以道育之以誠”。隨后，該聯(lián)由山東大學常務副校長王琪瓏教授率團帶往香港參加饒公追悼會。饒公出殯當天，筆者再次向劉教授匯報本文進展，劉教授說：中央文史館也約請他為同為館員的饒公撰寫挽聯(lián)，接到我的電話時，他正鋪開八尺長的宣紙，擬用“曠觀千世，自得圓融”來總結饒公一生的成就和境界。兩次巧合的通話似乎表明，我們與饒公有一種非同尋常的緣分。
饒公、湯先生和劉教授的教導和著述，對筆者治學具有關鍵性指引作用。本人曾加以梳理，相關研究成果發(fā)表在《歷史研究》《哲學研究》等刊，并匯入拙著《湯用彤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和新結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湯用彤與20世紀宗教學研究新證”，以及主編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高二年級下冊》（《周易》分冊）。該教材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教育資源的開發(fā)利用研究”的成果之一，本人擔任這套中小學教科書編委。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重溫饒公、湯先生和劉教授的交誼風范和學術互動，對于發(fā)揚他們的治學精神，總結并汲取中外文化建設的寶貴經(jīng)驗，是十分有益的。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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