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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軍政、君臣與禮樂——政、軍、學三重視域下的盛世治國之道》

作者：馬猛猛

來源：原載于“弘道書院”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初五壬子

          耶穌2018年3月21日

弘道書院2018年第二次讀書會于三月十七日舉行。本次讀書研討會姚中秋老師帶領(lǐng)大家繼續(xù)閱讀《讀通鑒論》卷二“惠帝”篇二至“文帝”篇三，由沈蜜及胡云領(lǐng)讀并作文意疏解。

文景之治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盛世時代。漢初為矯秦政之弊，奉行休養(yǎng)生息的社會經(jīng)濟政策，據(jù)《史記·平淮書》記載，“漢興七十余年間，國家無事?！熤X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笨梢姖h初的經(jīng)濟民生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資治通鑒》稱文景之治之成就“后世鮮能及之”。受傳統(tǒng)史學的影響，許多人認為漢初所取得的政治經(jīng)濟成就源于黃老學說的奉行，漢文帝、景帝及其漢初統(tǒng)治集團只需垂拱而天下自治。但是通過對“惠帝”至“文帝”數(shù)篇的閱讀我們不難窺見其太平盛世外表下所潛藏的關(guān)于軍政、君臣和禮樂等種種深刻政治議題以及智識資源，因此漢初的政治史實以及背后之治國理政利弊得失仍然有待重新發(fā)掘和觀照。往事越千年，如今又逢太平盛世，想必昔日之政事可供今日之借鑒。

在“惠帝”第二篇，船山通過引用周易“除戎器，戒不虞”一語開始論述自己對漢初軍政問題的思考，提出“內(nèi)文外武”的政治主張。這一主張具有其漢初的歷史政治背景。據(jù)《資治通鑒·高皇后》記載，“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chǎn)居南軍。太后誡產(chǎn)、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jù)兵衛(wèi)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王船山指出，漢代往往將軍隊集中于天子之肘腋，以為籍此可以保衛(wèi)王室、鞏固都城，以備不虞之際。但是天子本人是無法直接控制軍隊的，仍然要委托他人，他人不易信任，便委托于外戚、宦官?？v觀整部漢代歷史，外戚、宦官專權(quán)可謂漢政之痼疾，其東漢王朝最終也亡于外戚宦官的權(quán)力紛爭，由此等人掌控軍隊，其禍患更是不可估量。另一方面，船山指出，“即其未亂也，人主之廢立，國事之措置，一聽命于大將軍，而丞相若其府史”，正如姚中秋老師所言，縱使國家未亂，如果帝國的政治中心任由軍隊所掌控，那么勢必導致軍人操持國柄，干預國政，最終國家權(quán)力勢必依附于軍事權(quán)力，而以理性商議為基礎(chǔ)的政治蕩然無存。姚中秋指出，天子聚兵以自保，反而自危，說明為政者務必警惕軍隊的政治化，軍隊的政治化最終將導致政治的武力化，暴力化，那么也就喪失了政治所應具備的功能。更進一步，姚中秋指出，為政者需要進一步深思的是，創(chuàng)立軍隊的根本意圖究竟為何？是為了一家一姓之存續(xù)還是國祚之悠久綿長？因此中國傳統(tǒng)的軍政關(guān)系最終涉及公天下與家天下的問題。

最后船山指出，“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則外戚奄宦，遼遠而不相及…怵然畏天下之議其后而無挾以爭。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順，亦相互牽連而終以潰敗。”簡而言之，船山之建言可歸為兩端，一方面將軍隊措置在外以守衛(wèi)邊疆，以防外戚宦官勾結(jié)軍隊，另一方面，也要使不同的軍隊、將軍形成制衡，如有一方叛亂，多方可以構(gòu)成牽制。

然而，如果將船山的此篇史論理解為一種關(guān)于軍政關(guān)系的“政治科學”，那么就有失簡單了，軍政關(guān)系的問題在王夫之的思維世界中有其更深刻的意涵。開篇船山引用尚書“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指出為政者“競以德也”，應當憑借政治的德性與智慧進行治理，而非單單憑借武力軍隊，篇末船山述及三代之道，“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順，亦惟不與天下競勇而德威自震?！避婈犞毓倘辉趯?nèi)的政治統(tǒng)治與對外的國家關(guān)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若要維持政治局面的持久穩(wěn)定，達致太平興隆之盛世時代，為政之人，尤其是君主都必須具有相應的政治德性和智識。

在文帝的“篇一”和“篇二”船山延續(xù)了對為政之德的珍視和強調(diào)。篇一主要通過漢初袁盎的反面案例來討論君子和大臣所應具備的品德。船山開篇即點出主題“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為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寧矣。”作為為政主體的君子應當忠于其君，信于其友，由此才能在治理精英群體中型塑一種和睦的政治環(huán)境，維持政治穩(wěn)定和安寧。而袁盎的進言一則引發(fā)了文帝對功臣周勃的猜忌和忌憚，可謂不忠；二則面對周勃之驕縱，身為其友而不去規(guī)勸，反而進讒言離間君臣，可謂不信。船山最后指出，這樣的小人于國政實大有害，君主必須明鑒之，“故人主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奸人也”。

文帝“篇二”通過漢文帝詔書所引起的惡果來闡發(fā)君子之謙德須以誠為本，出于偽善之謙終將釀成大禍。在立太子的問題上，文帝詔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贝街赋鲞@份詔書的內(nèi)容是用欲取先予之術(shù)，將自己處于謙德之位卻奉行殘忍的手段，“亦險矣哉?！贝送馔罩T侯王看到這份詔書之后“聞其語而歆動其妄心”，其犯上謀逆之心反而被激發(fā)，這樣對漢文帝又有什么好處呢？因此，船山闡明謙德之為德性是對君子而言的，“君子立誠以修辭，言其所可行，行焉而無所避，使天下洞見其心，而鬼神孚之?！痹诖嘶A(chǔ)上，船山對黃老學說所倡導的謙德提出了系統(tǒng)的批判。黃老之說將謙德視作實現(xiàn)自身目的的權(quán)柄，雖不居于自盈，而有彈壓天下之心，一旦時機有變，則“他日侵罰而無不利”，所以說黃老之謙德的本質(zhì)在于“離誠而用偽”，沒有了居于核心的誠作為其依托，這樣的謙德從長遠來看難有善終。

從上述三篇史論我們不難洞見無論是對軍政還是君臣關(guān)系的論述中，船山對治人主體之德的剖析和珍視是一以貫之的，有德之君子可在生逢亂世之際得以建功立業(yè)，創(chuàng)制立法，于盛世時代這樣的德行亦是同樣不可或缺的。在文帝的第三篇船山通過延續(xù)前卷對興禮樂的討論來闡發(fā)其對于君子之德的養(yǎng)成的思考。

繼高祖卷對“衣食足而后禮樂興”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之后，船山在惠帝第三篇對興禮樂的問題進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討。船山首先肯定賈誼“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的政治主張，可謂正當其時。然而王夫之筆鋒一轉(zhuǎn)，拋出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抑豈如誼之請遽興而遂足以興耶？”縱觀后世，唐玄宗、拓跋氏、宇文氏等人都以興禮樂作為要務，但效果差異顯著。船山指出興禮樂必須以學為基礎(chǔ)，“禮樂不待興于百年，抑不行遽興于一日，無他，惟其學而已矣?！边@里的學是指在廣闊的政治和社會領(lǐng)域不斷涵養(yǎng)為人治世之學問，以學問之功引領(lǐng)社會風尚，教化民眾以仁義禮樂。因此學一旦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正朔、服色、官名等外在的禮儀制度自然會隨之而建立。最后，船山更加強調(diào)君主的德行，周公制禮作樂，待成王德行已成，自然會遵循周公之制，如果文帝外行教化而心存黃老之說，那么這樣的禮樂制度也是難以為繼的。

賈誼

“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笔廊私灾üαI(yè)之艱難險阻，實際上無論世道之治亂，為政者都須常懷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在盛世的表象下發(fā)掘潛藏的危機與矛盾并及時化解之，這同樣需要相當?shù)恼沃腔酆托男孕摒B(yǎng)，此外為政之人還應當有為百年計的長遠政治眼光和歷史視野，于盛世之時興禮樂，作文教，謀求萬世之太平。船山通過對文景時代國家治理之經(jīng)驗教訓的總結(jié)，從軍政、君臣和禮樂等視角向我們昭示漢代盛世治國理政背后的根本制度和秩序原理，既有鑒于今世，亦警醒于后人。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