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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反華和文化弒父

——擊蒙資中筠

作者：余東海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十一日己丑

          耶穌2018年2月26日

最怕蒙啟派談文化，最怕資中筠、易中天這些名家談儒家，盲心瞎眼，糊涂混亂。更可悲的是，他們的妄言妄語居然受到廣泛推捧。友人轉來資中筠《程朱理學如何成為“殺人”道學》，一看標題就是昧于儒家文化和文明的渾人。文中提到：

“盛唐出了那么多才華橫溢的文人，為什么不出思想家，而理學偏偏誕生于宋朝？詢諸一些歷史專家，都未得到解答。易君書中給出的理由是，歷代君主提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唯有宋朝，這使士人興奮不已。但是拿什么與君王共治？讀書人兩手空空，既無財，又無兵，唯一的資本是思想，所以努力提出一套思想，才有“共治”的條件。這是理學產(chǎn)生的動力。此說對我有說服力。”

短短一段話，大錯有二：

其一、昧于歷史，不知“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漢唐宋明清等儒家王朝的共同點，大多數(shù)官員都是儒家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

其二、理學的產(chǎn)生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無關，而是儒學自身與時俱進的發(fā)展的邏輯使然。而當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現(xiàn)狀和佛道兩家的強烈刺激，成了理學產(chǎn)生的重要動力。

注意，說理學受到佛道的刺激則可，說理學吸收、融合乃至抄襲了佛道則不可。理學的一切思想義理，無不根源于孔孟之道，只是在內(nèi)圣學和形而上學方面更加深化、細化、精致化和加以強調(diào)。所以，理學既與儒學一致，又別具特色。

資中筠對朱熹不乏肯定和贊揚，但又認為朱熹受到官方推崇、理學成為官學是“流毒千古”。她說：

“思想家一旦成為官學，被公權力神話，傳到民間，其負面影響就加倍放大，完全失去提出者原來的理想，流毒千古，真的成為‘殺人’的精神武器。這是很多思想家的悲劇，又豈獨朱子然？”

大謬不然。思想家受到官方推崇，其思想成為官學，影響和作用是正面還是負面，取決于思想品質及思想家道德品質，不可一概而論。例如，商鞅、韓非子、馬克思之流受到推崇，秦法家、馬學成為官學，確實負面作用極大，是人民和國家的大不幸。說法家殺人，馬學殺人，如理如實。

但是，說理學殺人，就是無知誣蔑。理學成為官學，正面作用極大，是中華民族的幸運。戴震批判理學“以理殺人”，其實是概念誤會，無的放矢。

戴震主張人的正常欲望的合理性，認為人欲的正確處理就是天理。這個觀點與程朱理學基本一致，不同在于對“人欲”概念的理解。理學的“人欲”有其特定的內(nèi)涵，指的是非良性、非正常、不道德的欲望，而戴震誤以為理學“滅人欲”是消滅、禁絕一切感性欲望，把程朱理學所說的“滅人欲”看作禁欲主義或道家無欲的翻版，純屬誤解。

戴震誤會理學、反理學但不反儒學。他自己就是乾嘉學派的名儒。他對理學的批判雖然嚴厲，仍屬儒家內(nèi)部之爭。拾戴震余唾的蒙啟派則是既誤會理學也誤會儒學。資中筠說：“我本人一向傾向于認為理學對中華民族的負面影響更大于孔孟的儒學。”殊不知，程朱與孔孟、理學與可孔孟之道一脈相承，否定理學儒學，就是否定中華民族的主體文化、主導思想、核心價值和民族精神。

所以，我多次指出，反孔反儒就是欺師滅祖，就是思想反華和文化弒父。

根本一錯，其它方面最優(yōu)秀，其它言論最正確，不足道矣。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