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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石明】論“修身立本”:泰州學派王襞的哲學美學思想

欄目:學術研究
發(fā)布時間:2017-11-30 23: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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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修身立本”:泰州學派王襞的哲學美學思想

作者:黃石明

來源:《中外文論》2016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十三日辛酉

           耶穌2017年11月30日

 

摘要:“修身”屬于審美實踐論范疇,是泰州學派王襞哲學美學思想的重要內容。王襞繼承與發(fā)展了王艮、王畿的“修身”論審美實踐思想。王襞強調“修身”的重要,認為“修身”是形成審美人格的重要前提;王襞認為“良知”乃“修身”之“本”,“修身”就是要守持“良知”,“修身立本”即守持崇高的審美人格境界。而審美人格境界是“良知”本體與“格物”實踐工夫的統(tǒng)一。

 

關鍵詞:泰州學派、王襞、審美實踐、“修身”

 

作者簡介:黃石明,江西井岡山人,文學博士,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藝學專業(yè)碩士生導師。系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會員,中華美學學會會員,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會員,江蘇省美學學會理事,揚州市美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古典美學范疇研究、文化理論專題研究。出版合著《泰州學派美學思想史》,譯著《外國著名中短篇小說經典》。在核心期刊發(fā)表多篇學術論文。

 

王襞(字宗順,號東厓)是泰州學派創(chuàng)始人王艮(字汝止,號心齋)的次子。九歲起,隨王艮至會稽,游學于王守仁門下?!耙蝗沾髸?,不下數百人,公(王守仁)命童子歌,眾嚅,先生(王襞)高歌自如,陽明呼視之,訝曰:‘吾說吾浙無此子也。’奇之。又一日,入公府,數十犬叢吠之,先生神色不動。眾犬委委而退,陽明益奇之。謂大眾日:‘此子器宇不凡,吾道當有寄矣?!私型豸艓熓峦蹒?、錢德洪,先后居留越中近二十年。”[1]王襞在談到這一段經歷時說:“予弱年侍先君學于陽明山中,山中蹡蹡而云集者,率皆天下巨儒碩士,咸以幸不世之奇逢,以是予數十年以來悉心究竟,頗窺其際,慨人之不與聞也?!盵2]由于他早年從學王門,接觸的又是“巨儒碩士”,加之自己“數十年以來悉心究竟”,為他的學業(y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王守仁逝世后,王艮回到家鄉(xiāng)開門授徒,王襞成為其得力助手,“時四方來學之士,云集安豐者,日不下百人,率皆先生應酬之,內外上下貼然也?!蓖豸奘攀篮螅^承父業(yè)開門講學,“海內響應者,恍若心齋在焉”[3]。據袁承業(yè)編《王心齋先生弟子師承表》初步統(tǒng)計,王襞弟子共116人,分布廣泛,其中江蘇56人:泰州44人,揚州5人,鹽城3人,常州1人,鎮(zhèn)江1人,南通如皋2人;福建4人,江西3人,湖北2人,安徽1人,四川1人;未詳地域49人。而據《年譜》記載:嘉靖十八年庚子,王襞三十歲,為了繼承其父的遺志,宣傳王艮的思想,擴大泰州學派的思想影響,于“是年,開門授徒,毅然以師道自任,凡月三會,聚講精舍書院”。由于他講學精辟,頗使“后學悅服,即先公(王艮)群弟子無不事先生若先公”[4]。隨著王襞聲望的提高,“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汝芳聘之寧國主講水西書院,蔡春臺聘之主講于蘇州,李文定聘之福建興化,宋陽山聘之江西吉安,李臬華、樊養(yǎng)風聘之真州,董燧聘之建寧,耿定向聘之金陵。“主講之地,殆難悉數。”王襞“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其敬以去”[5]。王襞在南京講學期間,時任南京刑部員外郎的李贄曾經拜其為師。由于王襞開門授徒,四處講學,王艮的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焦竑在《王東厓先生遺集》中說:“今東南人傳王氏之書,家有安豐之學,非東厓羽翼而充拓之,何以至此?”[6]由此可見,王襞和王棟一樣是王艮的左右臂,在繼承和傳播王艮學說,擴大泰州學派思想影響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修身”屬于審美實踐論范疇,是泰州學派王襞哲學美學思想的重要內容,王襞繼承與發(fā)展了其父王艮的“修身”論審美實踐思想。

 

王心齋主張“修身立本”:

 

“學也者,學為人師也。學不足以為人師,皆‘茍道’也。故必修身為本,然后師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為一家之法,是為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為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為天下之法,是為天下之師矣?!盵7]

 

因為王艮認為“知修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萬物。[8]”其“修身立本”的思想可追溯到先秦儒家那里,孔子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9]”孔子強調如果自己本身都不能端正,又怎能端正別人,更不用說治理國家大事了。在《荀子·君道》篇中,荀子提出了君主自身的行為是決定國家治理的重要條件的見解:“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民者,景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圓而水圓。[10]”荀子認為君主好比立柱、圓盆,人民好比影子、水,立柱端正、盆圓,影子就端正,水就圓。正是從這一意義說,“修身”比“為國”更為根本。孟子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四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但只是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1],點到而止,未有詳盡的闡發(fā)。王艮的觀點淵源于《大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12]”在某種程度上,王艮繼承了孔子的觀點,但是他特別強調“修身為本”,王艮認為《大學》強調修身為本,不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末,而且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末;明白這個道理叫做知本。其子王襞繼承與發(fā)展了王艮的“修身立本”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王襞強調“修身”的重要,認為“修身”是形成其審美人格[13]的重要前提。王襞認為:“身之不修,而致家齊、國治、天下平者,未之有也;未明明德而能親民者,未之有也。曰正心,曰誠意,所以修身也,立本者也。[14]”王襞認為家國天下之所以未“齊”、“治”、“平”者,主要在于未能“修身”,未能修身便不可能齊家,未能齊家就不可能治國平天下。王襞把“修身”與“治國平天下”相提并論,認為“修身”是關系到社稷存亡、家庭興衰的大事?!靶奚怼北惶嵘奖倔w的高度加以觀照,“修身”的重要性被強調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在王艮的論述中比較少見。

 

其二,王襞認為“格物”是其審美人格的實踐工夫。他把“格物”與正心、誠意、修身、立本聯(lián)系起來,他說:“格,正也,猶絜矩以正本而末正者也,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薄笆W只在正己做工夫,工夫只在致中和而已矣。舍本而末上致力,如之何其能位育而止至善也哉?《中庸》、《大學》一旨也。若離家國天下而學,而知便不致,意便不誠,心便不正,總不能修身以立本也。故其功歸于格物,一正莫不正者也,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15]”也就是說,王襞一方面繼承了王艮的“格物正己”思想,認為“格物”,“只在正己做工夫”,不能“舍本而末上致力”,也不能“離家國天下而學”,要“修身以立本”。只有堅持這樣的“格物”,才能做到“正己而物正”,“一正莫不正者也”。因此,必須通過“格物正己”,“反躬自求”,達到“正本而末正”。另一方面,他認為這種格物正己,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何等吃緊,何等簡約,不須許多辯論也”[16]。他批評那些“不知反躬以自求”的人是“可悲”的。他說:“古今人人有至近至樂之事于其身,而皆不知反躬以自求也,迷閉之久則臨險阻以弗悟,至枯落而弗返,重可悲也夫。[17]”也就是說,王襞認為,只有通過“格物”這個審美工夫(實踐)途徑,才能達到其“正心”、“誠意”、“修身”的目的,才能形成其審美人格。

 

與此同時,王襞從人格美學的角度來闡述“格物”說。其云:

 

知立本以齊治平,則所謂致知也。知此則知至矣,順以動者矣。如之何而能知,必以修身為本也,格物而知至矣。格身與家國天下之物也,家國天下之弗應以齊治平者,特未反于身而修焉耳。

 

良知在人隨處發(fā)現,不可須臾離者。只為世誘在前,起情動念,自幼便污染了,應接之間,不免牽引迷溺之,患所嗜所欲沾貼心目間。伊川先生所謂開眼便錯,攪攪擾擾,全做主不得,豈不為天下之大蠹乎?非良知之病。[18]

 

王襞這前一段話是詮釋《大學》內容的,他認為己身與家、國、天下都是物,物有本有末,己是萬事萬物之本,而家、國、天下是末。正心、誠意是修身也,立本也。本立,就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格物來講,格就是正,己正則天下萬物皆能正。后一段是解釋心為主宰的。王襞認為人的行為出錯并非“良知”有病,而是由于情欲的干擾,良知不能成為身體主宰。治療此病的方法,全在讓良知(心性)成為主宰。如果人人具有“良知”即崇高的審美人格的話,那么就不會出現任何差錯。以上這兩段話,雖然是就不同問題進行闡發(fā),但內在精神是相通的。因為格物就是正己,而正己的重點在正心。正心就是“明明德、親民”和“齊家、治國、平天下”,正心就是讓“良知”時時成為主宰,讓審美人格經常成為人們的主導人格,這樣就可以實現“修齊治平”的審美社會理想了。

 

其三,“中”、“良知”乃“修身”之“本”,“修身”即守持崇高的審美人格境界。王襞繼承了王艮的“中”即“良知”、“良知”即“性”的觀點。王襞認為“修身”就是要守持“良知”,即守持崇高的審美人格境界,要“自能辨是與非”?!傲贾本褪恰靶奚怼敝氨尽薄M豸拊疲骸敖袑W者問曰:‘良知者性也,即是非之心也。一念動或是或非,無不知也。如一念之動,自以為是,而人又以為非,將從人乎,將從己乎?’予謂良知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自能辨是與非。[19]”王艮認為能夠明辨是非的良知就是“天命之性”,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論述的,而王襞是從審美工夫(實踐)論的角度來闡述的,進一步發(fā)展了“良知即性”的思想,把“良知即性”論發(fā)展成為良知本體論與工夫論的統(tǒng)一。王襞認為:“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20]”如前所述,王襞認為“良知”是自然人格,也是審美人格的最高境界,“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是本然之體”,或“乾之體”,每個人都有“本有具足的良知,此知人人本有”。人的這種良知,“剛健中正,純粹至精”,“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因此,“不容人分毫作見加意其間”,不要人為地加以干涉,應該聽其自然,讓其自由地發(fā)展。人一旦確立這種審美人格,那么就可以說確立了人生之根本。但是這種審美人格不是天賦的,而是要經過后天的努力修習即審美實踐才可能擁有。

 

王襞從審美工夫(實踐)論出發(fā),反對對圣賢經典進行教條式的學習,特別是反對“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牽纏于后儒支離之習”。其云:

 

天命之體夫豈難知,人之視聽言動天然感應,不容私議。是則乾易坤簡,此而非天將何委哉?特人不能即此無聲無臭之真,深造而自得何也?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牽纏于后儒支離之習。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苯窠砸澡p我者自學,固有者為不足,何其背哉?

 

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自無不知不能者,是曰天聰明。于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真,是謂不智而不巧。則其為學不過出于念慮億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矣,豈天命之謂乎?

 

今人才提起一個學字,卻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說之間,規(guī)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飾名而夸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現成,順明覺自然之應而已。但不礙流行之體,真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21]

 

王襞從審美工夫(實踐)論出發(fā),認為人的“天命之體”,或“天命之性”,“自無不知不能”,不需要像道學家們所提倡的那種“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的教條式的學習,他批評當時“一切學術盡皆支離”,而學習又是“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牽纏于后儒支離之習”。其為學的目的,“不過出于念慮億度,輾轉相尋之私而已矣”,是“忍欲飾名而夸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實際上是要人們通過學習達到“存天理,滅人欲”的目的。他批評“今皆以鑠我者自學,固有者為不足,何其背哉”。王襞重視良知本體、主張建立獨立自由的審美人格。王襞不主張死鉆書本,以免“昏沉苦惱,終身無有出頭之期”。其云:

 

“今日之學,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書冊道理上,不在言語思量上……此非異學語,蓋是爾本有具足的良知也。此知人人本有,只是自家昧了;所以別討伎倆,逐外馳求;顛倒錯亂,愈騖愈遠;牽纏論沒,昏沉苦惱;終身無有出頭之期,深為可憐憫者?!盵22]

 

王襞并不是一般地反對學習,反對讀書。其本身就是一個好學不倦的人,九歲即從王艮游學于王陽明門下,其和王艮一樣認為學習是一種樂事。其所反對的學習,只是那種“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牽纏于后儒支離之習”的學習,是“忍欲飾名而夸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的學習,是“別討伎倆,逐外馳求;顛倒錯亂,愈騖愈遠”式的學習。他主張“學者自學而已,吾性分之外,無容學者也”[23];主張“吾人之學必造端夫婦之與知與能,易知易從者而學焉……而不可強而入也”[24];主張人們只要體認自然賦予的天性,而不必向圣賢經典(書本)“討伎倆”,不要讓“書冊道理”束縛了自己的天性,用不著“戒慎恐懼”、“省察克治”的功夫,用不著“吾日三省吾身”來檢點自己,“若將迎,若意必,若檢點,若安排,皆出于用智之私,而非率夫天命之學也”[25]。王襞之所以反對讀圣賢之書,主要是因為圣賢經典、程朱理學束縛人們的天性和手腳,限制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自由。

 

從某種意義上說,王襞的審美實踐(工夫)論也是一種本體論,學習是良知本體論的應有之意。王襞雖然強調良知自然,但也認為對于百姓來講必須正心,也得使心作主宰,即讓“良知”成為審美人格的主宰。由此可見,良知自然并不完全排斥審美實踐工夫。只是一旦心能作主,便應隨順本心(性)而動,不須再干預,也就是說,王襞的“自然”是就“良知”成為審美人格的主宰之后而言。可見,他反對人為,是反對“良知”成為審美人格的主宰之后,還要人為用智,但是他絕不反對實踐工夫。簡單說,在“良知”成為審美人格的主宰之前,需用工夫(即正心);在“良知”成為審美人格的主宰之后,需要自然。這點非常重要,不然就曲解了他的“自然”和“正己”(心)本意。在王襞看來,無論是堯舜還是孔子,都是具有“良知”這種崇高審美人格的圣人君子,其心性都能自作主宰,所以率性而動,日用皆道。后學者之所以對此沒能貫通,是因為他們不能了解堯舜與孔子的崇高審美人格的妙用,而受到外界種種知見干擾,因此也就不可能具有像堯舜與孔子那樣崇高的審美人格,其云:“蓋天命之性,其所具足與千圣同源。特在紛華勢利中,為其所惑,乃生妄見,將虛洞之府,掩蔽其真竅,而日用動作,始失其妙運矣。[26]”所以后學者就需要學習具有“良知”這種崇高審美人格的圣人君子的行為,而不是后儒的“支離之習”。

 

綜上所述,王襞認為,“良知”乃“修身”之“本”,“良知”乃審美人格之本體,“修身立本”即守持崇高的審美人格境界。而審美人格境界是“良知”本體與“格物”實踐工夫的統(tǒng)一。應該說,王襞受王龍溪本體與工夫相統(tǒng)一的思想影響較大,王龍溪認為,在良知沒顯露前,非常重視工夫,倡導以“默證”,體悟心性。而一旦良知顯現,則隨順而行,不須用力。所以,他說:“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為,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27]”王襞關于證知本體的方法與王龍溪不盡相同,他沒有默證之類的見解。但就體證本體用工夫、良知顯露重自然而論,他與龍溪的思想幾乎一致。從這點上看,他確實繼承了王龍溪的思想,聯(lián)系上文王襞關于“格物”為正己的觀點,又顯然與王艮的思想較一致。所以說,王襞對于他們兩人的思想都有繼承,也有發(fā)展。

 

注釋:

 

[1]王襞:《年譜》,《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首,《王心齋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頁。

 

[2]王襞:《慶東淘吳友士賢五十序》,《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第233頁。

 

[3]王元鼎:《先生行狀》,《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首,第209頁。

 

[4]王襞:《年譜》,《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首,《王心齋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頁。

 

[5]王元鼎:《先生行狀》,《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首,第210頁。

 

[6]焦竑:《序》,《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首,第205頁。

 

[7]王艮:《答問補遺》,《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第39頁。

 

[8]王王艮:《語錄》,《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第6頁。

 

[9]孔子:《論語·子路》,見《四書集注》(朱熹),(怡府藏版影印本),巴蜀書社1985年版。

 

[10]荀子:《荀子·君道》,見《荀子集解》(清)王先謙撰,中華書局,1988年版。

 

[11]孟子:《孟子·離婁上》,見《四書集注》(朱熹),(怡府藏版影印本),巴蜀書社1985年版。

 

[12]王艮:《語錄》,《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一,見《王心齋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13]所謂“審美”,就是指人類基于完整、圓滿的經驗而表現出的一種身心洽適、靈肉協(xié)調、情理交融、知行合一的自由和諧的心理活動、行為方式和生存狀態(tài)。參見姚文放:《“審美”概念的分析》,《求是學刊》,2008年第1期,第102頁。而所謂人格,是指人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和行為方式。審美人格是對向善的德性人格與求真的智性人格的升華與超越,是人格追求的最高境界。參見姚文放主編:《泰州學派美學思想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頁。

 

[14]王襞:《語錄遺略》,《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見《王心齋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頁。

 

[15]王襞:《語錄遺略》,《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第214頁。

 

[16]王襞:《語錄遺略》,《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見《王心齋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頁。

 

[17]王襞:《語錄遺略》,《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第214頁。

 

[18]王襞:《語錄遺略》,《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第215頁。

 

[19]王艮:《奉緒山先生書》,《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二,見《王心齋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頁。

 

[20]王襞:《語錄遺略》,《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第215頁。

 

[21]王襞:《語錄遺略》,《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王心齋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頁。

 

[22]王襞:《寄會中諸友書》,《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見《王心齋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頁。

 

[23]王襞:《語錄遺略》,《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第216頁。

 

[24]王襞:《上道州周合川書》,《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第220頁。

 

[25]王襞:《上敬庵許司馬書》,《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第219頁。

 

[26]王襞:《語錄遺略》,《明儒王東厓先生遺集》卷一,第216頁。

 

[27]王畿:《中庸首章義解》,《王龍溪先生全集》卷八。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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