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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先進文化”，我們必須從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說起。一百年來，對于“先進文化”的認識，中國人存在很大的誤區(qū)，甚至存在著價值上的顛倒。也就是說，近百年來，由于西方文化的進入，中國人在對文化的評判上，在對文明的評價與權衡上，存在價值上的錯位與倒置。

 

在傳統(tǒng)文化占主導地位的中國，中國人對文化優(yōu)劣的評判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說，在價值上什么文化好，什么文化不好（姑且我們把“先進”稱作“好”），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士大夫從來沒有含糊過。如“夷夏之辨”的觀念，中國人從來就認為“夏文化”優(yōu)于“夷文化”，因為“夏文化”任德不任力、從道不從霸，優(yōu)于任力從霸的“夷文化”，故“夏文化”在價值上“先進”于野蠻的“夷文化”。這種觀念作為評價文化的標準兩千多年來都沒有動搖過。也就是說，在一百多年前，即西方文化未進入中國前，中國的主流社會一直都具有非常清楚明白的文化評判觀念，一直沒有含糊過。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有些時代會出現(xiàn)文化評判上的模糊狀態(tài)，譬如：春秋戰(zhàn)國時代、魏晉南北朝時代與唐代就出現(xiàn)過文化評判上的模糊。所謂模糊，就是在文化評判上不清楚，進而迷失了方向，含混了標準，如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不接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開出的尚德的“王道文化”，而接受了法家尚力的“霸道文化”，背離了“圣人之教”的文化傳統(tǒng)。又如魏晉與唐或崇老或佞佛，一度背離了儒家文化，幾乎以佛老之是非為是非。但這些時代所出現(xiàn)的文化評判誤區(qū)只能說是文化評判上的模糊，而不能說是文化評判上的價值顛倒，因為當時士大夫中的圣賢大儒仍堅持“華夏文化”中的“王道理想”不動搖，盡管當時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如春秋時代的孔子，戰(zhàn)國時代的孟子，隨末的文中子，唐代的韓愈。也就是說，盡管歷史現(xiàn)實背離了儒家文化傳統(tǒng)，但士大夫們認為是歷史現(xiàn)實出了問題而不是“夷夏之辨”的文化評判標準出了問題，建立在王道上的道德評判標準仍然正確。

 

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政治上很混亂，思想文化上也很混亂，到底哪種文化應該占主導地位？亦即在學術思想上到底哪家哪派能“定于一”，當時的知識分子沒有共識，才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而“百家爭鳴”就是每家都想爭“定于一”而成為學術文化上占主導地位的“王官學”，如此才出現(xiàn)了儒、法、道、墨、陰陽等諸子橫議爭鳴的局面。這一爭鳴的結果，是儒家學說沒有被統(tǒng)治者接受，因為儒家所講的圣人之道與王道理想在當時沒有多少可操作性。當時具有可操作性的學說首先是法家，因為法家主張“耕戰(zhàn)兼并”與“富國強兵”，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發(fā)展經(jīng)濟增強綜合國力加強國防，這在當時具有非常大的可操作性，所以統(tǒng)治者很快就接受了法家思想。其次是道家，道家也有某種可操作性。因為道家講權謀方術與無為之治能迎合統(tǒng)治者的某些需要，也有某種可操作性；還有縱橫家、陰陽家等等，也都或多或少有某些可操作性。當時的學派儒家和墨家可操作性最小。相對來說，墨家的可操作性比儒家還大一些。墨子的學說雖然在政治領域?qū)y(tǒng)治者沒有多少吸引力，但是在民間，墨子的信徒遍天下，就像基督徒一樣，滿懷救世的熱情，曾經(jīng)成為廣大社會底層民眾所追隨接受的顯學。當時最少操作性的是儒家，不僅在社會層面上的操作性不如墨家，在政治上、權力上的操作性也幾乎沒有。但是，即便如此，當時的士大夫仍然堅持認為儒家這套文化雖然不能在現(xiàn)實層面上操作，雖然民眾不理解不追隨，但它仍然是有價值的，總有一天會落實的，這種期待已成為當時儒家知識分子的共識。如孟子言守先待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公羊家言孔子作《春秋》待后王取法，都是在儒家理想不被理解不能落實的時代仍然相信儒家文化是先進的，仍然優(yōu)于其他走紅的時髦學說，因為這些時髦學說雖紅極一時，但背離了古圣人之道，不是純正的學說，必不能長久風光。

 

到漢以后，董仲舒出來糾偏，提出了“復古更化”的文化政策，希望回到中國文化的純正傳統(tǒng)中來解決當時國家建設中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合法性危機問題。所謂“復古更化”，就是復興古圣人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用此“古圣人之道”來轉(zhuǎn)化當時嚴酷的政治現(xiàn)實，使歷史的發(fā)展能夠回到中國文化的正確軌道上來。后來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為中國兩千多年以儒教立國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礎。所謂“獨尊儒術”，并非如時人所說是儒家要禁錮人們的思想，進行學術文化的專制；更不是儒家人物要追求自身的榮華富貴向統(tǒng)治者輸誠獻媚。首先，是漢武帝找董仲舒而不是董仲舒找漢武帝，董仲舒終其一生都未被重用而寫下《士不遇賦》哀嘆抱負難酬。更重要的是，在漢以前的幾百年時間中，中國的知識份子以及統(tǒng)治者對當時時髦的流行學說都進行了試驗，先是法家、術家、縱橫家、陰謀家，后是道家，但這些流行的顯學都不能解決中國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合法性問題，因而都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如法家刻薄寡恩推行嚴刑峻法，秦實踐法家學說二世而亡；道家雖可消極地解決漢初與民休息恢復社會元氣的問題，但不能積極地解決漢代國家建設中的合法性危機問題。（漢承秦敝，背離周孔之教，使?jié)h政權面臨巨大的合法性危機，道家無為學說反對以古圣人之教治國，故不能解決之。）由此可見，漢以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各種流行的學說都進行了試驗，都不能解決問題，最后才想到了遭秦《挾書令》迫害“獨抱遺經(jīng)竄山林”長期邊緣化的儒家，發(fā)現(xiàn)儒家能解決漢代國家建設面臨的問題——合法性危現(xiàn)問題，最后接受了儒家。所以我們可以說，“獨尊儒術”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共識，是經(jīng)過幾百年各種學說試驗后中國人逐漸認識到儒家文化所蘊含的學理在治理國家上優(yōu)于（用今天的話來說“先進”于）其他學說，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從這一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看到，獨尊儒術”并不是“文化專制”，而是中國人經(jīng)過長期歷史的苦難與曲折所達到的“文化共識”。漢以后，一直到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前，中國文化只是在某些階段出現(xiàn)過“歧出”，就是說暫時走偏了方向，離開了建立在周孔之教上的中國文化正軌，但不久之后又會復其正位，重新回歸到中國文化的正軌。如魏晉南北朝至隋，由于戰(zhàn)亂中國文化出現(xiàn)了四百多年的歧出，即士大夫貶抑儒學而崇尚玄學，中國周孔之教的文化向具有道家色彩的玄學歧出，但玄學畢竟不是中國文化的正宗，不能解決國家建設面臨的諸多問題。所以，文中子出來糾偏，用其大智慧與大生命力把中國文化重新拉回了儒家文化的正確軌道，經(jīng)過文中子學生們的共同努力，開出了初唐“貞觀之治”的文治局面。唐中葉以后，佛教大盛，幾欲取代儒學而占據(jù)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這又是一次中國文化的嚴重歧出，即向一種外來的具有出世傾向的文化歧出，中國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幾乎盡入佛門，嚴重影響了建立在禮樂刑政基礎上的中國社會結構。最先是韓愈出來糾偏，后宋儒出來糾偏，經(jīng)過好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在宋形成了“理學”，成功地回應了佛教的挑戰(zhàn)，又把中國文化的歧出拉了回來，中國文化又回到了自己的軌道上。從中國歷史上看，這些歧出之所以能被拉回來，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人物在文化評判的標準上從不含糊，從不動搖，不為流行的顯學所惑，堅決相信建立在中國古圣人之道上的儒家文化優(yōu)于（先進于）其他文化（道家文化與佛家文化），而這種“文化自信”正是“文化復位”的根本動力。所以說，自漢以后到西方文化未進入中國之前，即直到晚清，在中國儒家優(yōu)秀知識分子心中，文化評判的標準從未含糊過，即什么是好的先進的文化，什么是不好的非先進的文化，分辨得非常清楚。

 

 

 

所謂文化的先進與否，在中國正統(tǒng)的知識分子心中，是一個價值評判問題，而不是一個功利效用問題，也不是一個純粹超越無執(zhí)的出世心境問題。所以，兩千多年來，盡管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過多次文化的歧出與偏離，但每次都得不到主流價值的認同，最后都必然回歸主流價值，重新回到中國文化的正軌。這是因為歧出的文化背離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確立的道統(tǒng)標準，道統(tǒng)標準的核心則是精神道德標準，而以功利或虛無作為文化評判的標準，最后都得不到中國主流知識分子的認同，其爭奪主流價值的企圖最終都歸于失敗。譬如，法家追求功利效用，其富國強兵之道最能打動人君，但漢確定儒家文化主導地位后法家就再也沒有市場。雖然有時會出來幾個人倡導法家思想，發(fā)出不和諧的文化雜音，如曹操之類被亂世激蕩出來的乖戾人物，但其主張以功利效用作為國家立國之本的努力最終都歸于失敗，其鼓吹的法家思想最終都占據(jù)不了文化上的主導地位。還有道家佛家，雖然統(tǒng)治者個人對道家、佛家有特殊偏好，如漢武帝之好方術，梁武帝之好釋理，唐太宗之好老子，武則天之好佛學。但這些只是統(tǒng)治者作為個人的特殊偏好，并非統(tǒng)治者的立國思想與治國理念。因為統(tǒng)治者在治理國家時具有雙重身分：一是作為圓顱方趾的純粹個人，一是作為身御皇極的一國之君；作為純粹個人統(tǒng)治者可以有自己的特殊偏好，作為一國之君統(tǒng)治者只能按照治國的要求進行統(tǒng)治而不能以自己的個人偏好進行統(tǒng)治。所以，在治理國家時，中國歷代的統(tǒng)治者或是能分清自己的雙重身分，或是在政治現(xiàn)實的壓力下別無選擇，大多能在治理國家時不以自己的個人偏好為轉(zhuǎn)移，而能尊重治國的客觀要求治理國家，即能按照中國歷史文化長期形成的共識用儒家文化來治理國家。比如，漢武帝個人好方術但治國則用儒術，唐太宗雖崇老子而下詔編《五經(jīng)正義》以儒家義理立國，武則天個人雖好佛治國亦只能用儒。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之所以能排除自己的個人偏好用儒家思想治國，是因為他們在歷史的教訓中認識到儒學講的是一整套治國平天下所必須遵循的道德價值，不管自己愿不愿意都必須以這些道德價值治國，否則國家就不可能長治久安。也就是說，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通過歷史的教訓認識到在治理國家上儒家文化優(yōu)于（先進于）佛道兩家文化，因為提倡虛無寂滅長生久視的出世文化是不能治理國家的。正是由于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能排除自己的個人偏好用儒家文化治理國家，即便在社會上佛道兩家盛極一時的情況下在政治層面儒家文化仍占主導地位，佛道兩家無論如何也取代不了儒家文化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功能。所以我們可以說，自漢至清末，中國在政治層面上都是用中國文化即儒家文化來治理國家，來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來作為中國的立國之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在中國晚清以前的歷史中只在某些領域有某種程度的暫時偏離，而沒有完全徹底的歧出。

 

 

 

前面已經(jīng)說過，文化有歧出，是涉及到對文化的價值評判問題，涉及到評判這個文化的價值標準何在的問題。隋末文中子以前，中國已經(jīng)亂了四百多年，從東漢末一直到魏晉南北朝，可以說亂得一塌糊涂。這時的亂，首先是政治上的亂，但其根源則是文化上的亂。因為當時何為先進文化已經(jīng)沒有了標準，甚至顛倒了標準，各種學說都自立標準，認為自己代表的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自己的這套文化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如曹操認為法家的這套文化當時最有用，最能解決現(xiàn)實的問題；玄學也認為自已的這套文化優(yōu)于周孔之教的文化，能適應當時亂世人心厭世的需要；有些皇帝，譬如梁武帝要出家當和尚，有些皇帝在朝廷上講老子、講佛經(jīng)（如武則天），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怪現(xiàn)象。朝廷是治理國家的地方，是政教風化的中心，對全國政治風氣的影響非常大，怎么能在朝庭上講老子、講佛經(jīng)呢？這成何體統(tǒng)！在朝庭上講老子、講佛經(jīng)就意味著文化評判標準的錯亂與顛倒，朝庭上只能講儒家文化，只能講圣人之教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而不能講虛無寂滅的出世間文化。所以，在朝廷上講老子、講佛經(jīng)就意味著某種程度的文化歧出。后來是文中子和他的弟子們出來糾偏。文中子對文化判斷的標準是什么呢？他的話說得很含蓄，他不說佛教好與不好，而是說釋迦牟尼是西方的圣人（印度在中國的西面），不是中國的圣人，既然佛是西方的圣人佛教就只能適應于西方，而不能適應于東方的中國，適應于東方中國的只能是中國的圣人，只能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中國儒家文化。所以，文中子《中說》中開篇就講“王道文化”，“王道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道統(tǒng)所在，是中國人評判文化優(yōu)劣的根本標準。中國文化是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傳承過來，這是中國文化的正統(tǒng)，評判文化的價值標準正在于此。文中子用“王道”作為文化評判的標準就意味著在中國正統(tǒng)知識分子心中儒家文化優(yōu)于、先進于佛道文化。

 

到了唐代中期，文化又開始嚴重歧出，是韓愈出來糾偏。韓愈反對皇帝迎佛骨，反對朝庭推崇佛教排擠儒教，寫作《原道》再次確立了中國文化的道統(tǒng)觀，開了宋儒道統(tǒng)觀的先河。韓愈是文學家，現(xiàn)在一般人不知道韓愈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分量，實際上，《原道》是唐代的“中國文化宣言”，韓愈是將歧出的中國文化拉回中國文化正軌的先知先覺。我們知道，當時中國文化遇到的最大挑戰(zhàn)是佛教進入了中國，佛教幾乎要占領中國文化的整個地盤。當時的中國不僅朝庭崇佛，大眾信奉，連知識分子（士大夫）中最有智慧有學問的精英人物也被佛教吸引過去了，中國人對文化的評判標準已經(jīng)開始顛倒。什么是好文化？他們認為佛教就是好文化，他們認為佛教比儒教先進，所以許多士大夫崇佛佞佛乃至媚佛，忘記了自己作為士大夫的文化使命與道統(tǒng)責任。在當時舉國若狂的情況下，韓愈是第一個出來吶喊的人。因為韓愈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意識到如果當時不重新確立對文化評判的價值標準的話，中國文化有可能滅亡，中國有可能變成所謂的“佛國”，而佛教的理想就是要在人間建立“佛國”，使所有的人都成為佛教徒。不過，韓愈只是最早的覺悟者吶喊者，他沒有能完成這個糾偏的任務，這個任務又等了幾百年，到宋儒才完成。

 

宋儒創(chuàng)立了“理學”，又名“宋學”，這個學問興起的最大動機，就是回應佛教的挑戰(zhàn)。佛教在學理內(nèi)容上是出世間法，在文明形態(tài)上是另一種外來文化，本不適應中國。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評判標準顛倒了，唐朝有許多很有智慧很有學問的知識分子和尚，寫的文章很漂亮，他們紛紛撰文論述佛教思想高于中國的周孔之教。他們站在佛教的立場上來批評中國文化，他們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國文化，而是認為佛教文化高于中國文化，所以勸中國人接受佛教。其他也有許多人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寫了許多價值顛倒的文章推崇佛教。所謂價值顛倒，就是價值評判標準出了問題。中國文化的價值評判標準是什么呢？就是剛才我們說的，中國士大夫評判文化的價值標準是周孔之教，是堯舜禹湯文武一脈相承下來的古圣人道統(tǒng)，是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而不是其他的價值和文化。雖然佛教在唐以后有席卷中國之勢，但由于佛教只關心生死無明問題，不關心社會政制的建構，所以在社會政制層面佛教對中國沒有多大影響，這一領域仍是儒家的天下，即仍是依儒家學理建立的禮樂刑政制度。而宋儒出來糾偏，主要集中在身心性命領域，即個體生命存在領域，而不在社會政制建構領域。由于宋儒好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終于成功回應了佛教的挑戰(zhàn)，建立了“理學”，糾正了中國文化的又一次歧出，使中國文化又重新回到儒家文化的正軌。

 

從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多次中國文化的歧出，但都經(jīng)過歷代大儒的努力得到了矯正，中國文化又重新回歸正位正軌；我們又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文化的歧出只是某些領域某種程度的歧出，而不是全方位的徹底的歧出；我們還可以看到，所謂歧出就是文化評判的價值標準出了問題，不按儒家圣人之道所確立的價值標準來評判文化，而是按其他背離圣人之道的價值標準來評判文化，出現(xiàn)了文化評判標準的模糊與顛倒，但這種模糊與顛倒只局限在某些領域與部分知識分子中，而沒有全面化與全民化；最后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歷代正統(tǒng)知識分子所理解的“先進文化”是建立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統(tǒng)上的文化，即體現(xiàn)圣人之道的儒家文化。

 

 

 

但是，中國文化在近代西方文化進入后，即從晚清到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全方位的徹底的歧出。而這種歧出的出現(xiàn)，乃伴隨著中國士大夫們文化評判標準的模糊、混亂、變化乃至完全的顛倒。也就是說，何為先進文化，何為野蠻文化；何為優(yōu)秀文化，何為落后文化；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完全改變了傳統(tǒng)的文化評判標準，即完全拋棄了建立在古圣人之道上的文化評判標準——儒家文化的評判標準，徹底接受了西方近代以來極端世俗化、極端人欲化、極端霸權化的文化評判標準——即功利主義的文化評判標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化評判標準。這就是近百年來中國文化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最全面最徹底的文化歧出。這一歧出現(xiàn)在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xù)，還在擴展，還在深入。

 

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歧出，伴隨著中國建立在儒家義理上的文化評判價值的顛倒，這種文化評判價值的顛倒在近代經(jīng)歷了一個逐漸改變完成的歷史過程，一個開始極不情愿最后完全擁抱的過程。中國當時的士大夫們?nèi)缳寥逝c曾國藩，雖然已感受到了伴隨西方列強而來的西方文化的壓力，但在文化評判的價值標準上心里非常清楚，中國文化在道德上高于并優(yōu)于（先進于）西方文化。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按照傳統(tǒng)的“王道”觀念來評判西方文化，認為西方的這一套文化是“霸道文化”，用現(xiàn)在流行的政治術語來說，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化。什么是霸道呢？霸道就是以力服人，不是以德服人。用通俗的話說，霸道就是誰的力量大、誰的拳頭大，誰就最優(yōu)秀，誰就最先進，誰就可以統(tǒng)治世界。或者說，誰的科技最發(fā)達、武器最優(yōu)良，誰就最進步，誰就最先進，誰就可以領導世界潮流。當時的士大夫們確實看穿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實質(zhì)——西方文化是尚力尚利的“小人文化”。他們相信，中國文化與此完全不同，是尚德尚仁的“君子文化”，“君子文化”自然先進于“小人文化”。但是，當時中國的外部環(huán)境非常嚴峻，處于被西方殖民、被列強瓜分的狀態(tài)，即處于亡國、亡種、亡教的狀態(tài)。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士大夫們迫于無奈，非常不情愿地改變自己君子心態(tài)與“君子文化”的優(yōu)越感，把自己變?yōu)椤靶∪恕比W習西方的這套“小人文化”。他們心里很明白，只有中國的這套文化才是源自堯舜周孔的“圣人文化”，才是講道德講仁義的“君子文化”。這個道理并不復雜，在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心中道德高于霸力只是常識。剛才我們講“周孔之教”是道統(tǒng)，是從兩個意義上說：第一個意義是道統(tǒng)必須是傳統(tǒng)，必須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中得到最廣泛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們的認同，是他們的歷史記憶與群體共識；第二個意義是道統(tǒng)必須是圣人之教，它講的是一套道德價值，一套人與物、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相處的“善”與“義”的規(guī)則，而這套規(guī)則必須是以道德作為人與物之間、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相處的標準。所以，具體在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就必須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就必須以仁、義、禮、智、信來維持社會的關系和國際間的關系。這，就是“君子文化”，也就是“王道文化”。

 

那么，什么是“小人文化”呢？我們知道，“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小人生來就只懂得功利并只講功利。功利有很多意義上的功利，物質(zhì)利益算功利，堅船利炮算功利，市場競爭算功利，高新科技與文化侵入也算功利。在中國這一百年的歷史中，由于面臨亡國的焦慮與壓力，中國的士大夫們雖然知道“君子文化”高于“小人文化”，知道周孔之教高于西方那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雖然非常不心甘情愿，但還是要去學。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別人已經(jīng)打到你門口了，你與入侵者、與小人講君子之道、講理不行，沒有用，因為他是強盜，他是小人，你不能用君子之道對他說：“你們別打我們，我們相處要講道德?！边@是根本行不通的。但當時士大夫的文化評判標準并沒有動搖，他們只是無可奈何而已。當時托爾斯泰給辜鴻銘寫了幾封長信，信上說：西方人是強盜、是土匪，而你們中國人是最講道德、最能忍讓、最富于道德情懷的民族。所以他希望中國人不要反抗，因為他們是強盜，他們打你們，你們又去打他們，這樣沒有意義。托爾斯泰是以基督教“登山寶訓”的非暴力思想來勸中國人的。他認為中國人是道德高尚的民族，西方人是土匪，如果道德高尚的民族用土匪的方法去反抗土匪，高尚的道德就要受到影響而變?yōu)椴坏赖?。當時西方一些沒有民族偏見的思想家已經(jīng)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強盜實質(zhì)。中國文化不像基督教文化，中國文化中沒有“以德報怨”的非暴力不抵抗思想，中國文化對不公道的反應是“以直報怨”，主張用正義的力量去反抗邪惡的力量，以達到世間的公正。所以，一開始中國的士大夫們是在很不情愿放棄自己“君子文化”的心態(tài)下去學習西方的“小人文化”的。不過，當時他們心中還抱有一個希望，就是學習“小人文化”把小人趕走后，再恢復我們的“君子文化”。他們?yōu)榇颂岢鲆粋€折中的辦法叫“中體西用”。所謂“中體西用”，就是認為在文化本源上中國建立在堯舜周孔之教上的道德的文化優(yōu)于西方建立在功利強力上的霸道的文化，中國文化只是在“用”上（功利上）有不足，而在“體”上（道德上）則遠遠先進于西方文化。所以，中國文化在“體”上是永遠不變的，要變的只是“用”?？梢?，當時的士大夫在文化評判的標準上仍未動搖，仍存在著文化的優(yōu)越感與文化自信。（“中體西用”的文化評判標準仍有問題，以后有時間再詳談。）

 

前面談到當時的士大夫們能認識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實質(zhì)，進而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救亡主張。對這三者的關系，他們很清楚，要?！敖獭笔紫纫！皣保瑖Ｗ『?，人種才能保住，最后“教”（堯舜周孔之教）才能保住。因為在他們看來，“教”就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歷史文化特征。在中國士大夫的政治意識中，亡國不可怕，亡國可以復國；亡天下不可怕，亡天下亦可以復天下；中國士大夫最怕的是亡文化，亡文化就是亡“教”，就是亡教化，就是使人群回到禽獸野蠻狀態(tài)，使社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所以，當時的大大夫們把“保教”作為“保國”“保種”的最高道德目的，而把“保國”作為當下緊迫的政治救亡任務。他們認識到，西方國家不僅是要滅你的國，要變你的種，更要亡你的文化，亡你的“教”，用他們的文化和他們的“教”來取代你的文化和你的“教”。西方人一進北美，印第安人不僅國亡了，種衰了，文化也瀕臨滅絕了。有的殖民地國家也放棄了自己的“教”而改信了西方的“教”。所以，保國，保種，最后保教，是當時中國士大夫們抱有的理想，他們想先把國家保住再來保我們的“教”，保住我們的中國文化不被西方文化改變，保住中國源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圣人之教、圣人文化。當時的士大夫們普遍具有這種“保教”意識，但歷史的演變往往是“吊詭”的，中國近代以來知識分子救亡的目的是為“保教”，但一百年后“國”與“種”都保住了，“教”卻未保住，中國成了一個世界上最獨特的無“教”的國家，西方文化入主中國成了中國的“教”（文化）。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難以思議的“歷史的吊詭”。

 

這種以“保教”始以“無教”終的歷史演變有一個過程。剛開始，中國知識分子還有“體”的意識，“體”是“教”的價值基礎與文化特質(zhì)，是“教”不可改變的永恒內(nèi)涵，“體”若改變了，“教”就不成其為“教”了。當時曾國藩、倭仁們理直氣壯地強調(diào)中國文化完全的“體”，張之洞則以折中的方式強調(diào)中國文化的“體”，但到了康有為，這個“體”就慢慢開始變化，漸漸名存實亡了?？涤袨橐匀寮摇按呵锕?qū)W”作為變法的思想號召，但他卻主張君主立憲制，而君主立憲制實質(zhì)上就是西方的代議民主制；他所說的“孔子改制”并非是改成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王道政制”，而是改成西方的議會民主制。所以，康有為的“孔子改制”應再加一字，叫“孔子改西制”。正是因為這一原因，當時有人批評康有為變法是“貌孔心夷”，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涤袨樽兎〞r表面上還強調(diào)中國文化的“體”，只是在變法的具體內(nèi)容上悄悄換成了西方文化的內(nèi)容，譬如換成了議會民主制度。議會民主制度是西方文化，但康有為認為在中國文化中就有這種制度，早在孔子時就有了，所以他理所當然地提倡“君主立憲”。中國文化（周孔之教）在康有為這里僅僅變成了一個符號，一個用來作政治號召的符號，但體現(xiàn)中國文化精神實質(zhì)與歷史特性的“體”及其具體的歷史文化內(nèi)容已經(jīng)被改換了?？涤袨榫瓦@樣不知不覺地把西方文化的“體”悄悄移植到中國文化中，使中國文化只具有象征意義而失去其精神特質(zhì)與“體”的功能，從而失去中國文化的具體的“教”的內(nèi)容與功能。再往后發(fā)展，到了民國時期，在孫中山的時候，中國文化的“體”已經(jīng)理直氣壯地要換成西方文化的“體”了，已經(jīng)不需要用中國文化的象征符號為西方文化的“體”尋找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了，中國的“周孔之教”已經(jīng)不是民國知識分子救亡的最高目標了，他們甚至視這個“教”如敝屣欲棄之而后快，完全發(fā)自內(nèi)心的渴求去狂熱地擁抱西方的“教”了。

 

孫中山與“五四”知識分子相比還好一些，沒有完全否棄中國文化傳統(tǒng)，他講“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中有“民族主義”，但“民族主義”照孫中山的解釋是用來團結全國民眾抵御外侮，中國文化傳統(tǒng)在“三民主義”中只有工具意義上的價值，而無“體”的價值了，更無“教”的功能了?！绑w”已是西方文化的“體”了（自由、民主、人權等），“教”也是西方文化的“教”了（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最后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體”和“教”也都是西方的了。只不過與孫中山有少許區(qū)別，孫中山是西方自由主義的“體”和“教”，新民主主義則是俄國轉(zhuǎn)手的西方社會主義的“體”和“教”，二者在以西方之“體”為“體”、以西方之“教”為“教”上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

 

就這樣，在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演變中，中國士大夫們“保國保種所以保教”的理想最終變成了一個未能實現(xiàn)的“夢”：國保了，種保了，教沒保住?！敖獭睕]有了，中國變成了一個世界上最獨特的無“教”的國家。

 

 

 

一個國家“教”沒有了，會出現(xiàn)什么問題呢？會出現(xiàn)剛才提出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評判“先進文化”的標準究竟在哪里。我們中國人在評判一個文化是否先進的時候，過去是有標準的，這個標準就是中國傳統(tǒng)的“教”，就是這個傳統(tǒng)的“堯舜周孔之教”所體現(xiàn)出來的“圣人之道”與“文化之體”。過去我們是清楚的，近代早期的中國士大夫們也是清楚的，只是迫于當時的嚴峻形勢才去學習西方的“小人文化”。而現(xiàn)在，許多知識分子卻不清楚了，甚至顛倒了，把一種小人文化、最不先進的文化視為先進文化，譬如：把近代的西方文化視為先進文化。近代的西方文化，按照中國“圣人之教”的文化評判標準，是典型的“霸道文化”、“功利文化”（霸道是指國與國之間相處的關系，功利是指國內(nèi)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關系）。這種文化追求的是強權政治，是功利至上，是武器先進者勝，是所謂人的利益最大化。按中國士大夫的標準來看，是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是喻于利而非喻于義，所以這種文化是“霸道文化”，是“小人文化”，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化?？墒?，現(xiàn)在卻反過來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則認為這套文化是最優(yōu)秀最先進的文化。為什么這套文化最優(yōu)秀最先進呢？就是因為這套文化能產(chǎn)生出先進科技，因而能生產(chǎn)出優(yōu)良物品與先進武器，能帶來最大的商業(yè)利益和經(jīng)濟效益。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已普遍認為，凡是“能打”“能賺”的文化就是最優(yōu)秀最先進的文化。要“能打”，就要有最先進的武器；要“能賺”，就要有最強大的跨國公司；美國能制造最先進的武器，能產(chǎn)生最強大的跨國公司，所以在當今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美國文化自然就代表著“最先進的文化”。全世界最先進的武器都在美國，全世界的錢都被美國賺走了，美國文化怎么能說不是“最先進的文化”呢？

 

現(xiàn)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會判美國文化（近代西方文化的代表）為先進文化，一是因為他們心中喪失了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評判標準（圣人之教的文化評判標準），而以西方標準為標準；二是顛倒了價值，把人類傳統(tǒng)社會視為負面價值的東西上升為正面價值，如把強力、霸權、功利、效率、欲望等上升為正面價值。所以，現(xiàn)在的問題不僅僅是傳統(tǒng)的文化評判標準喪失的問題，而且還是人類曠古未有的價值標準顛倒的問題，即竟把一種最不優(yōu)秀的“小人文化”視為“先進文化”。那么，什么樣的文化才稱得上“先進文化”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中國文化的本源處來進行考察。

 

 

                              六

 

什么是“先進文化”？按照中國文化的評判標準，“先進文化”必須是把追求道德仁義放在第一位的文化，用今天的話來說，是把善與公正放在第一位的文化。這樣的文化，才稱得上是“先進文化”，把強力、霸權、功利、效率、欲望放在第一位的文化稱不上“先進文化”，只能算落后文化。這種落后的文化并非今天才有，在歷史上也曾經(jīng)有過，如中國戰(zhàn)國時代的法家術家縱橫家、西方古希臘時代的詭辯家和文藝復興時代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代表的都是落后文化。但是，由于當時價值評判的標準沒有完全混亂，或者說混亂的時間不很長、混亂的程度不很嚴重，即便大多數(shù)人糊涂了，還有少數(shù)知識分子沒有糊涂，仍能守住正確的文化評判標準。而現(xiàn)在的情況是，大家都糊涂了，不僅是中國，整個世界都糊涂了，標準都錯亂了，都顛倒了。

 

說到功利性文化，羅馬的文化就是功利性文化，羅馬文化最講效率。什么是效率？在他們看來，迅速打勝仗就是效率。打勝仗后，國家版圖大了，要統(tǒng)治，要統(tǒng)治就要講效率，要使行政命令快速地從中央貫徹到地方，要用法律有效地對帝國的人民進行嚴密的統(tǒng)治。之所以羅馬文化對西方文化影響如此之大，就是這種文化講功利，會帶來現(xiàn)時的利益與好處，西方近代以來的文化可以說就是羅馬功利文化的精致翻版。講利益是講功利，講好處是講功利，講效率是講功利，講法律也是講功利。但是，在歷史上，羅馬文化沒有成為主導價值的文化，當時有基督教的靈性出世思想與之抗衡，另外還有一些詩人和文學家用美感與藝術與之抗衡，批評羅馬的功利性文化。西方人自己也承認，西方這一套文化確實是功利性的，民主政治是功利性的，市場經(jīng)濟是功利性的，自由是功利性的，法治是功利性的，人權是功利性的，工業(yè)化更是功利性的。在國際關系上，國與國的關系也是功利性的，是建立在利益權衡與實力對比的基礎上的。所以，西方近代文化所建構的世界完全是功利性的世界。

 

這種功利性文化，其母體雖是羅馬文化，但其助產(chǎn)婆卻是西方近代以來產(chǎn)生的基督新教。新教改革后大約有兩百多年的時間，西方文化就徹底變種了，變成了極端世俗化與極端功利化的文化。一種非功利的追求超越獲救的神性文化經(jīng)過新教改革變成了一種極端世俗化與功利化的文化，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歷史的最大吊詭！也就是說，新教改革把一種不是價值的東西（物質(zhì)功利），甚至是反價值的東西（私欲占有），變成了一種最有價值的東西，甚至是神圣的東西（如私有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這樣，任何人、任何文化都不能批評它了，因為它成了價值本身，它就是最高價值，你怎么能批評它呢？它本身就是合理的，你如何批評它呢？如果用他們的話來說，它來自上帝，它就是上帝之道，上帝是最高的道德原則，是最高的價值標準，你能批評它嗎？根本就不能。所以，韋伯說資本主義精神產(chǎn)生于新教倫理，而所謂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功利主義精神，西方的功利性文化——羅馬文化——最終與基督新教文化中的資本主義精神合流了，西方文化中的神性完全磨滅了，西方世界如今只剩下一種赤裸裸的功利文化，基督教已蛻變成了一種為功利服務并掩飾功利的意識形態(tài)。

 

因此，如何認識“先進文化”，就應該改變這套西方近代以來以功利為主導的文化評判標準。我認為，真正講道德的文化，真正把道德放在第一位的文化，才是“先進文化”；一切講功利的文化，一切把功利放在第一位的文化都不是“先進文化”，對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都應作如是觀?，F(xiàn)在我們應當把這個認識扭轉(zhuǎn)過來，應當把顛倒了的文化評判標準重新顛倒過來。只有認識扭轉(zhuǎn)過來了，建立了正確的文化評判標準，才能解決上面提出的問題，即什以是“先進文化”問題。如果什么是“先進文化”這個問題都沒有搞清楚，其它問題又從何談起呢？

 

今天，我們能說美國文化是“先進文化”嗎？我們能說美國人代表了“先進文化”嗎？顯然不能。但是，目前在許多中國人心中，甚至在大多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心中，仍認為美國文化是“先進文化”。他們認為美國不僅在科技上、武器上是先進的，在政治上、法律上是先進的，甚至在文學上、藝術上、娛樂上、飲食上都是先進的。因為他們心中存在著“功利至上”的西方文化評判標準，所以他們自然會得出美國文化先進的結論。因此，現(xiàn)在中國覺悟了的知識分子要做的事，就是要解除這套西方文化先進的“迷咒”（我們暫且借用“迷咒”這個詞）。因為“迷咒”有魔力，人一旦被“咒”迷住以后，便不能自拔，所以我們中國人要做的事，首先就是要把這套“迷咒”解除掉。

 

近幾百年來，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廣泛傳播，輻射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成了世界的主導性文化。所以，不僅是中國人，全世界大多數(shù)人都被這個“彌天大咒”所迷惑。我們知道，人一旦被“咒”迷住，便失去了正常的思維判斷能力，只有將這個“咒”破除之后，才能清醒過來，恢復正常的思維判斷能力。倘若迷在“咒”中，人思考問題的標準，就會受這個“咒”所牽引、所暗示，完全喪失自己的判斷力。這不僅是中國現(xiàn)象，而且是近百年來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公開站出來破除這個“大咒”的，恐怕只有伊斯蘭世界。當然，他們破咒的方法有問題，譬如本·拉登的恐怖主義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給世界帶來更大的痛苦與更多的混亂。但是，伊斯蘭世界確實看出了西方文化存在的問題，即西方文化的極端世俗化和極端功利化。所以對“9·11”事件，應當引起進一步反思。我們看整個事件，剛開始，還有一些反思，但是事件才過去沒多久，“迷咒”又重新籠罩人們心頭，大多數(shù)人又追隨美國主流媒體，認為美國的一切看法都正確。現(xiàn)在唯一想破這個“咒”的，就是伊斯蘭世界中的一些知識分子。當然，他們當中極少數(shù)人破咒的方法不可取，但不能因此看不到他們有破這個“咒”的自覺，而其他的世界還沒有這個自覺。因此可以說，伊斯蘭世界以行動來破這個“咒”，就證明他們不接受“西方文化是人類先進文化”這一說法。

 

西方文化是不是人類的先進文化？對此進行評判不僅僅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感情的問題，不是因為你是伊斯蘭人，你是中國人你就一定要反對西方文化，這不是因為狹隘的民族情緒，這里有一個道理的問題。作為中國人，我們批評西方文化，批評美國文化，說西方文化、美國文化不是人類優(yōu)秀先進的文化，建立在堯舜周孔圣人之道上的文化才是人類優(yōu)秀先進的文化，并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的圣人文化所講的道理按照人類良知來評判確實優(yōu)于或者說先進于現(xiàn)代西方文化所講的道理，這一文化評判是對比分析這兩套文化所蘊含的義理內(nèi)容何者優(yōu)劣得出的結果。通過這種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近代西方文化在義理上是世俗性文化，是功利性文化，是強權性文化，是“小人文化”，而中國文化在義理上則是道德性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文化，是禮讓性文化，是圣人文化，所以中國文化依“理”（不依“勢”）自當優(yōu)于（先進于）西方文化。我們也可以從二百多年來西方文化向世界輻射帶來的結果來看，西方文化主導世界也給世界帶來了許多問題，譬如：生態(tài)危機問題、環(huán)境污染問題、能源枯竭問題、消費至上問題、意義虛無問題、人性異化問題、價值平面化問題、道德相對化問題、功利神圣化問題、政治平庸化問題、強權合法化問題、極端世俗化問題以及對道德心性、藝術心靈與美感的破壞與腐蝕等等問題。從這些問題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很難說是優(yōu)秀的先進的文化。當然，西方這套文化確實給人類生活帶來了以前所未有過的方便，但是為了這個方便，人類卻要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這些代價包括自然生態(tài)的、人類心靈的、社會生活的、國際關系的等等。譬如，“9·11”事件就是西方文化帶來的最昂貴的一個代價。所以，這些代價與西方文化帶來的方便相比，是否值得，是需要我們今天深刻反思的，我認為很難說是值得的。由此可見，一個文化建立在功利與強權上，不管你給世界帶來了多少方便，要用自己的暴力強力去壓迫別人、征服別人，是行不通的，別人是不服的，因為壓而不服，別人會不惜魚死網(wǎng)破，利用你創(chuàng)造的方便反抗你，最后與你同歸于盡。所以我們說帶來方便的美國文化并不是先進文化，我們要把被顛倒的文化評判標準再顛倒過來，要把被西方文明顛倒了的價值觀再顛倒回來，要建立起新的符合人類良知道德的文化評判標準，在此標準下來評判人類文明文化的優(yōu)劣。

 

那么，按照這一新標準，什么樣的文明文化是最優(yōu)秀最先進的文明文化呢？我們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創(chuàng)立的文明文化是人類最優(yōu)秀最先進的文明文化。別人會說，你是中國人，你當然會說自己的文明文化是最優(yōu)秀最先進的文明文化；西方人也會說他們的文明文化是最優(yōu)秀最先進的文明；其他民族的人也會說他們的文明文化是最優(yōu)秀最先進的文明；等等。前面已經(jīng)說過，這不是一個民族感情的問題，這么說是不行的，我們可以講道理，可以分析，可以以理服人。

 

一個文明好與不好的標準，首先應當是看這個文明怎樣去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這是最基本的標準。文明是有高低、有優(yōu)劣可比的。要看這些關系處理得好不好，如果處理不好，這個文明就有問題。譬如西方這個文明，它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攫取自然資源的能力比中國強，它可以在兩百年的時間里，把人類的資源差不多耗盡，當然你攫取得多、用得多，相對來說你就會比別人富裕；別人攫取得少，相對來說生活就不那么富裕。西方這套文明建立起的與自然相處的規(guī)則是不能普遍化的，如果全人類都效法西方文明對自然的態(tài)度，自然資源馬上就會用完，人類的持續(xù)生存就會受到嚴重影響，所以說西方這套文明是不利于自然與人類持續(xù)生存的，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是有問題的。

 

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西方文明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完全建立在法律基礎上，完全用法律來維持人際關系，即建立起所謂“法治”。法律講權利，權利就是功利。權和利在中國傳統(tǒng)的詞語中就是功利的意思。用權利來維持人與人的關系，使每個人在考慮與別人的關系時都是從功利的考量與利害的計算出發(fā)。中國說的“五倫”，西方都是用法律來維持的，婚姻、家庭、父子、夫妻、朋友、上下等等關系，都是用法律來維持的，即都用法律明確規(guī)定了彼此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實質(zhì)上是很功利的，我服從法律，是為我自己著想，因為法律規(guī)定的權利是我的權利，人權是我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好處（“權利”亦可以翻譯成“好處”“效用”），這些都是從功利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從表面上看，制度用法律來維持好像比較有效率，你有權利，我有權利，誰違背了法律，誰就會受到制裁。但是從實質(zhì)上看，如果社會關系、人與人的關系純粹靠法律來維持，人與人的關系只能建立在功利的基礎上，那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成了一種冷冰冰的利害計算關系，人類關系中最深厚最溫暖的感情紐帶就消失了。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把非常神圣久遠的關系，本不該用功利用法律來維持的關系，都用合同的方式（即法律的方式）來維持，譬如婚姻關系，現(xiàn)在變成了一份合同，一張紙。兩個人結婚，說白了，就像到商店里購買物品簽定合同一樣，今天兩個人在一起，對你有好處，對我有好處，就簽個合同在一起生活；明天不行了，沒有意思沒有好處了，權衡利害得失后就取消這個合同分手了事，然后再去簽一份合同尋找好處（所以現(xiàn)在有所謂婚姻市場）。當一切都功利化、世俗化以后，國家也變成了合同（契約關系），親子關系也變成了合同（法律關系），都是冷冰冰的利益關系，諸如此類。因此我們說，一個文明是否優(yōu)秀先進，是可以按照人類的良知與感受來評判的。

 

如果我們站在比較深遠的人類智慧上考慮問題，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美國這套文化是不可持續(xù)和不可擴展的。說它不可持續(xù)，是因為它建立起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社會關系、國際關系都是短暫的，都是靠計算利害得失來維持的；說它不可擴展，是因為它不能普遍化，它所建立的這套規(guī)則，不能被人類所有的人普遍運用。所謂規(guī)則，必須是普遍化的規(guī)則，不能普遍化的規(guī)則就不是規(guī)則，規(guī)則是所有參與者都應共同遵守并且能給所有參與者都帶來好處的規(guī)則。按理說，每一個民族、每一種文化，都有評判規(guī)則的權利。對這些規(guī)則的評判，有一個內(nèi)容的標準和形式的標準。按內(nèi)容標準，看一個規(guī)則是建立在仁義道德基礎上，還是建立在功利強力基礎上，由此來判斷其優(yōu)劣；按形式標準，看一個規(guī)則建立起來后，是否能夠普遍化。什么是普遍化呢？就是說，看這個規(guī)則能否被更多的人接受，看這個規(guī)則被更多的人接受后能否給所有的群體帶來最多的福利。如果全人類都能接受，能給全人類帶來普遍的福利，那么，就是一個能普遍化的規(guī)則，因而就是一個好的規(guī)則。但是，有一些規(guī)則，它只能給發(fā)明這些規(guī)則的極少數(shù)人或國家?guī)砝?，當越來越多的人使用這一規(guī)則時就不行了，就會發(fā)生危機，就會影響到發(fā)明規(guī)則的人或國家的利益，發(fā)明規(guī)則的人就會出來阻止別人使用這個規(guī)則。這樣的規(guī)則，能夠說是好的規(guī)則嗎？從西方文明中產(chǎn)生的武器先進者勝的規(guī)則、開發(fā)利用自然的規(guī)則、主權至上的規(guī)則、民族國家的規(guī)則都屬于這種不能普遍化的規(guī)則。

 

我發(fā)現(xiàn)，西方現(xiàn)在制定的一些規(guī)則，是不能普遍化的，如果只是美國人用、英國人用，只是少數(shù)人和國家用，還可以，還能繼續(xù)運用。美國人用，富起來了；英國人用，富起來了；日本人用了之后，也富起來了?？墒钱斎澜缍紝W著運用的時候，美國人就開始緊張了，就開始干預了。這些年來，美國一直存在“中國威脅論”。為什么呢？因為他們很清楚，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如果中國學習他們，學得很好也發(fā)展起來了，世界的資源就不夠用了，就會影響他們對世界資源的壟斷了。另外，在國際關系中，他們認為國與國之間的秩序是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的，而實力又是不能與他國分享的，必須是獨占的，因為只有國際社會中出現(xiàn)了一兩個超級實力，才能在此實力（強力）的強制下使實力不如的國家服從強國建立的國際秩序，即霸道的國際秩序。這種國際關系規(guī)則就象黑社會的規(guī)則一樣，只能允許有一個大哥，只能允許一個國家的力量最大，只能靠這個力量最大的國家來維持國際和平。就像黑社會的老大一樣，只能保持他一個權威，下面的勢力都由他來平衡控制，誰要不聽他的，誰就會受到暴力的制裁。因此，在這種國際規(guī)則中沒有道德的因素，完全是以力服人。

 

我們還發(fā)現(xiàn)，西方幾百年來追求的富國富民理想，也是不能普遍化的。假定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如果也完全按他們的規(guī)則來做，那么資源就會緊張，甚至枯竭。假如中國發(fā)展到美國現(xiàn)在的水平，當12 億中國人都有自己的汽車，石油就會枯竭，大氣就會污染，地球?qū)⒉贿m宜人類居住。這一點他們非常清楚。所以他們中有的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開始緊張了。當然除了石油之外，還有其他資源，也都存在類似情況。假定他們制定的規(guī)則是最先進的，大家都應該向他們的先進規(guī)則學習，大家的消費標準都要和美國一樣，都要達到美國現(xiàn)在的生活水平，那么會是什么樣的狀況呢？美國人很清楚，大家都很清楚，但大多數(shù)美國人和追隨他們規(guī)則的人都沒有去反省他們使用的規(guī)則是否有問題，而是仍然按照他們的規(guī)則行事。

 

另外，國與國之間力量的對比不可能有一個國家永遠處于最強狀態(tài)，力量之間有個消長問題，中國古人認為“勢”永遠都處于消長過程中而不可恃。這不僅是理應如此，人類歷史也證明是如此，沒有一個強大帝國不會衰落而被另一強大帝國所取代。由于“勢”不可恃，處于“勢”頂峰的國家每時每刻都處于“勢”將衰落的緊張之中，他們本能地感到，如果其他國家富強了，譬如中國富強了，都有了原子彈，他的“勢”就弱了，他哪里會不緊張呢？假如按照他們的規(guī)則，他有權造原子彈，每個國家也都有權造原子彈，就像每個人都可以鍛煉身體使自己強壯一樣，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身體鍛煉得足以打贏別人而不被別人打?，F(xiàn)在西方制定的防止核擴散規(guī)則，只準美國和幾個大國搞核武器，不準其他國家搞核武器。這有什么道理呢？不能說只準你鍛煉身體，只準你有力氣，而不準別人鍛煉身體，不準別人有力氣。哪有這樣的道理呢？！不能說只準你自己搞原子彈，不準北朝鮮搞原子彈，這是沒有道理的，這是連小孩子都明白的事。既然你確立了規(guī)則，這個規(guī)則就應該是普遍化的，就應該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地按這個規(guī)則行事?，F(xiàn)在的情況是，已經(jīng)有了原子彈的國家，可以繼續(xù)搞；其他沒有的國家，就不能搞。這個道理不能成立，這個規(guī)則不能普遍化。不能普遍化就是這個規(guī)則出了問題，這個規(guī)則只是適用于少數(shù)人而不能適用于所有人的偏狹的規(guī)則，因而是不公正的規(guī)則。之所以會形成這種不公正的規(guī)則，是因為這一規(guī)則是建立在功利與強力之上的。如果國際社會所有的國家都按照這個規(guī)則去做的時候，人類的福利只能是遞減而不是遞增。這說明西方文化建立的國際關系規(guī)則不能普遍化，不能處理好國與國之間的關系。

 

美國人、西方人也許會這樣想，只要我擁有原子彈這樣的高科技武器，我就可以迫使其他國家不作惡，可以把世界的秩序維持好，讓大家的福利增加，使人類永不打仗。這是他們壟斷核武器的道德理由，當時他們制造原子彈確實有他們的道德理由，他們的理由是為了對付希特勒，因為希特勒已經(jīng)在制造核武器，一旦希特勒擁有了核武器，后果不堪設想。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一旦技術發(fā)明出來后就會傳播擴散，不可能永遠壟斷；并且一旦規(guī)則制定后，雖不想讓它普遍化它也會走向普遍化，因為其他人會跟著學你的規(guī)則，你不能說你的規(guī)則制定后只自己用，別人不能用，那就不叫規(guī)則了。他們口頭上沒有這樣說，實際上卻是這樣行的，就是說他們認為某個規(guī)則只適用于我不適用于你。我們說美國搞雙重標準，就是這個意思。但是實際上他又不得不這樣做，又不得不搞雙重標準，因為他們的這套規(guī)則有問題，只是功利地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他們又要虛偽地掩飾這一點，把他們的規(guī)則說成是全人類的、普世化的。這種對普遍規(guī)則掩蓋下的特殊利益的追求，說明西方文明所建立的規(guī)則存在著問題，其本質(zhì)是功利性的。

 

那么，哪種規(guī)則沒有問題呢？我們說，建立在儒家文化之上的道德規(guī)則沒有問題，仁、義、理、智、信的規(guī)則就沒有問題。對這套規(guī)則接受得越多，人類的福利就越往上遞增；如果全面地接受，人類就能夠全面地受益。儒家的這套規(guī)則是真正能夠普遍化的規(guī)則，儒家文化是真正能為人類開太平的文化。如果人類社會都接受了儒家文化的規(guī)則，都能按照“王道”理想在國際關系中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都能夠做到“禮讓為國”，那么，人類就不打仗了，就不會去生產(chǎn)原子彈這樣的高科技殺人武器了，就算已經(jīng)有了原子彈也不會去使用了。這樣，人類的智慧將用于和平事業(yè)而不是戰(zhàn)爭，人類的福利將肯定是增長，而且是長期的增長。如果一、兩個國家接受了這種規(guī)則，人類福利有所增長；如果全世界都接受這種規(guī)則，人類福利就能夠全面地增長。如果我們把儒家的這種規(guī)則確立下來，作為全世界普遍遵循的規(guī)則，這對全人類肯定是有益的。因為儒家的這種規(guī)則不僅在內(nèi)容上是優(yōu)秀的、好的，把道德放在第一位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能普遍化的，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接受了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不管是是中國人、西方人、美國人還是其他國家的人，我相信人人都具有良知，都心存善念而不會真正反對人類普遍道德，他們的迷誤只是他們的文化出了問題，因而障蔽了他們的良知，他們的人性是沒有問題的。用佛教的話說，西方出現(xiàn)的問題是“法病”不是“人病”。

 

 

 

“9·11”事件以后，更能夠看出西方文化已不能解決現(xiàn)實中存在的問題了，怨怨相報，循環(huán)往復，了無窮期。如果西方人不反省自己的文化，不改弦更張，另走一條新路，拋棄他們現(xiàn)在的這套功利性、霸道性文化，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即便抓住了本·拉登，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本·拉登只是一個偶然因素，西方文化出了問題才是必然原因。美國具有如此的高科技，至今卻一直沒有抓到本·拉登，這本身就是一個諷刺?！?·11”事件的發(fā)生，作為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美國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因為你是主流文化，整個國際關系的緊張和國際秩序混亂，都和你有最直接的關系，都是你這套文化的必然結果，所以你要承擔主要責任。如果美國與西方不反省，伊斯蘭是不會服的。你靠武力壓服，打進別國只能加深怨恨，以后別人又要報復，關系只會越來越緊張。據(jù)說最近紐約又發(fā)生了炸樓的事件，又搞得很緊張，那里的居民人心惶惶，簡直有末世心態(tài)。這說明他們的文明出了問題，說明他們自己應當改弦更張，走一條新的文明之路，那就是中國古圣賢所指出的以道德平天下的文明之路。通過“9·11”事件可以看出，西方文明除了徹底改變外別無出路。這個事件是對他們的一個警告，是一個讓他們深刻反省自己文明文化的嚴重警告，希望他們能痛定思痛，真心反省這一警告。

 

但是，要讓西方人覺悟，比較困難。我們中國人應當先覺悟。中國人的理想是為萬世開太平，堯舜周孔之教就是追求為萬世開太平的文化。中國人若真能開出太平來，不是只為中國人，而是為全人類，而且不只是為今天的全人類，是為萬世、為將來的全人類。西方的文化開不出太平，西方人在歷史中是沒有理想的，他們的理想是歷史之外的理想，即基督教末世論的理想。他們的宗教將世界分為“人類之城”與“上帝之城”，“人類之城”充滿原罪，人類在現(xiàn)實生活中只能按功利實力原則行事，歷史中沒有至善可言。所以我常說，從中國文化來看，西方文化缺乏“向上一幾”，就是它在道德上沒有向上擴展的可能性。譬如他們說，和平只是兩次戰(zhàn)爭的間歇，或者是下一次戰(zhàn)爭的準備，在他們看來，人類歷史中根本就無和平可言。在社會中，法治也是沒有理想的，是以非常世俗的利益來權衡維持的：你不害我，我不害你，然后用利益去打動人，或者用利益去恐嚇人。這種文化讓你從利害上去計較得失，用功利之心引導人不去違法。但是，按照中國文化的看法，按照孔子的思想，如果人與人的關系都放在對功利利害的計較上，那么這個社會就沒有希望了，即沒有“向上一幾”了。人是希望的存在，特別是在歷史中追求希望的存在，這是人最大的歷史文化特征，人若在歷史文化中沒有希望，將不堪生存。西方文化以及西方社會缺乏“向上一幾”，就說明西方文化不能給人類帶來希望，若人類在歷史中沒有希望，人活著有什么意義呢？

 

我們想想，一種文化，對于在這種文化中生活的人來說不能提供希望，能說它是好文化、是先進文化嗎？人應當有希望，沒有希望，人就無法生活。西方按基督教的傳統(tǒng)，把希望寄托在末世，那么，對于不信基督教傳統(tǒng)的其他民族來說，就根本不可能相信末世的希望。在現(xiàn)實中，西方人是看不到希望的。但是人離開希望就不能活，如果人類離開希望，就證明你現(xiàn)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荒唐的，都是沒有意義的。人是歷史文化中的存在，并且是在歷史文化中追尋生命意義的存在。就現(xiàn)實的人來說，我們每做一樁事，都應當存在一個意義問題，譬如我教書，你搞行政工作，都有一個意義問題。你做這樁事，到底是為了什么？當然，從狹隘的意義上講，可能是為了生活才去教書，可能像古人說的那樣是“貧而仕”，但是還有沒有其他的意義價值呢？就算是找飯吃，可以這樣找，也可以那樣找，你也會選擇一種有意義的方式來找飯吃。你覺得這樁事有意義，是因為人類歷史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假定明天歷史就要結束，世界就要毀滅，前途一片黑暗，徹底沒有希望了，那么，你今天所做事情的意義也就沒有了。當然，一般人不去思考這樣的問題，但是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你只要稍稍思考一下生命的意義，你就會覺得，如果人類歷史一團漆黑，現(xiàn)在干什么事會有意義呢？也許你就會得過且過，今朝有酒今朝醉；也許你就會象羅馬皇帝那樣只求現(xiàn)實享樂而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許你還會象現(xiàn)在有些科技知識分子所說的那樣：“人死一包灰”。既然“人死一包灰”，那么人活著的時候就可以象孔子所指責的那樣“放于利而行”，不講道德，不講原則，為所欲為。反正未來沒有希望，做任何事都沒有意義，因而任何事都可以做，無所謂是非善惡美丑好壞，因為無意義就是無是非善惡美丑好壞。

 

所以說，人不能沒有希望，不能像西方文化那樣把希望寄托在末世。在中國，儒家文化是把希望放在歷史之中。你每天的生活都是歷史，都是有希望的，而且你的希望是在歷史文化之中實現(xiàn)的，是你自己可以感受到的，而不是在某天某時上帝之國來臨的時候，人類才有希望。那是天國里的希望，而不是歷史中可以實現(xiàn)的希望。西方文化把現(xiàn)實生活與超越希望相分離，認為只有在現(xiàn)實的歷史完結之后，希望才有可能到來，而在現(xiàn)實中是沒有希望的。按他們的話說是“人類之城”與“上帝之城”的分離，“人類之城”是邪惡，是有原罪的，所以他們的思想家看不到人類歷史中還有希望，就只能采取最下之策來解決人類的問題，比如用法律而不是用倫理來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用強力而不是用道德來解決國際之間的問題。因為倫理道德是把人向上提升，抱有希望，而法律強力則是對人進行驅(qū)趕強制，缺乏“向上一幾”。由于西方文化缺乏“向上一幾”，不能給歷史帶來希望，所以說西方文化不是“先進文化”，而具有“向上一幾”能給歷史帶來希望的文化才是“先進文化”。儒家文化正是這樣的文化，所以儒家文化才是“先進文化”。

 

以上我們講了評判“先進文化”的標準、“先進文化”所具有的內(nèi)涵以及什么樣的文化才稱得上“先進文化”，明白了什么是“先進文化”，我們就不會象中國近百年來的知識分子那樣在選擇文化上犯價值顛倒的錯誤了，我們就會用真正“先進文化”的義理價值來指導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以及國與國的關系了。至于由誰來代表“先進文化”以及怎樣代表“先進文化”，那已不是今天所能解答的問題了，今天的解答就到這里。

 

 

(孔元二五五四年初夏、西元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范必萱整理于陽明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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