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譯者的緩慢成長過程——從譯作副文本的變化談起
譯者的緩慢成長過程——從譯作副文本的變化談起
作者：吳萬偉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fā)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廿七日己卯
? ? ? ? ? ? 耶穌201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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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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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作者在過去十年間（2006-2016）出版的十本譯作為討論素材，利用法國文學理論家杰哈·熱奈特的副文本（paratext）概念，通過分析譯作中的專有名詞對照表、譯者注釋、譯者序言、譯后記等副文本的變化來考察譯者在譯前、譯中和譯后的活動特征，揭示譯者在原文選擇、譯者與作者關系、對譯文讀者的認識、對譯本接受度的期待以及譯作在譯語文化中的影響等變化，顯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能見度的增加，從而勾勒出譯者緩慢成長過程的大致輪廓，為翻譯愛好者和學習者提供借鑒。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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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翻譯的人往往在自大和自卑兩個極端掙扎，有時候相信翻譯改變了一切，有時候則認定自己不過是個傳聲筒和隱身人?！胺g實在非常神秘。我越來越覺得寫作藝術本身就是翻譯活動，或者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像翻譯”（Lambert 2014:2）之類強調譯者重要性的言論讓我們相信翻譯等同于創(chuàng)作，甚至超越創(chuàng)作。我們成為“英雄”，成為文化拯救者或能力超群的讀者，能為世界利益做“不可能”之事。而意大利作家翁貝托?艾柯（Umberto Eco）的名言“翻譯是失敗的藝術”則讓人想起楊絳的“失敗的經驗”中“一切得聽從主人，不能自作主張。而且一仆二主，同時伺候著倆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保罱{19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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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努提說，從事翻譯實踐的人總是忙于翻譯，對翻譯理論或批評往往持懷疑態(tài)度。他們更多是審美敏感的業(yè)余愛好者或有點兒才氣的工匠，而非對著作的文化和社會條件有清醒認識的作家。即使動筆寫點什么，也只是偶爾的序言、采訪記之類。譯者寫介紹性文字有自我吹捧之嫌，評論文章應該由譯者之外的人去寫才合適。讀者和出版社期待譯者提供的是翻譯結果而非對翻譯探索過程的記錄。(McRae,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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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界之外的人似乎都看不到翻譯工作的意義。翻譯往往被看作懂外語者賺外快的業(yè)余活動。在歐洲，譯作的譯者署名權都可能遭到侵犯，更別說邀請譯者參加記者招待會、圖書發(fā)布會、朗讀會、討論會或發(fā)表演講了。歐洲文學譯者協(xié)會（CEATL）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提高譯者的能見度。（Haan,2011:2）但以夸張的方式強調翻譯的困難或者沉溺于自憐情緒中都無助于翻譯和譯者地位的改善。為此，本文以作者在過去十年間（2006-2016）出版的十本譯作為討論的素材，利用法國文學理論家杰哈·熱奈特（Gerard Genette）的副文本（paratext）概念，通過分析譯作中的專有名詞對照表、譯者注釋、譯者序言、譯后記等副文本的變化來考察譯者在譯前、譯中和譯后的活動特征，揭示譯者在原文選擇、譯者與作者的關系、對待原作的態(tài)度、對譯文讀者的認識、對譯本接受度的期待以及譯作在譯語文化中的影響等的變化，顯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能見度的增加，從而勾勒出譯者緩慢成長過程的大致輪廓，為翻譯愛好者和學習者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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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文本（para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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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text”這個概念來自法國文學理論家杰哈·熱奈特（Gerard Genette）的《超文本：闡釋的臨界》（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1987），張美芳將其譯為超文本，“一個文學作品的超文本成分通常包括：作品的標題、副標題、筆名、序文、獻辭、題詞、注解、后記、附錄、封面、插圖、作者簡介、媒體對該書的評價、不同語言的譯本等等……具體來說，研究某一個超文本成分要包括其所處的情景（where）、出現(xiàn)和消失的時間(when)、存在的形式(how)、信息發(fā)送者和接受者(from whom and to whom)及信息的預定功能(to do what)等等。”（張美芳，2011：50-51）肖麗將其譯為“副文本”，并給出了定義“在正文本和讀者之間起著協(xié)調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語和非言語的材料（the verbal or other materials(prefaces,postfaces,titles,dedications,illustrations）and a number of other in-between phenomena that mediate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reader and serve to‘present’the work)(Genette,1997:1)”Paratexts comprise“peritext”and“epitext”:Peritexts include titles,forewords,dedications,epigraphs,prefaces,afterwords,etc.that enclose a text;epitexts are“the element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history of the book”(Genette,1987,pp.xi-xviii).副文本可“分為兩類：1）邊緣或書內副文本（peritext）：作者姓名、書名（標題）、副標題、出版信息、前言、后記、致謝甚至扉頁上的獻詞等；2)后或外副文本（epitext）：外在于整書成品的、由作者與出版者為讀者提供的有關該書的相關信息。如作者針對該書進行的訪談，或由作者本人提供的日記等?！保ㄐ?，2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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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譯作中副文本的討論，可以在瓦萊里·帕萊特編著的《翻譯中的文本、超文本、元文本和副文本》中找到。在他看來，翻譯必然包含解釋、重新組織和重新編排，它本身就是一種副文本。簡單來說，譯作中的副文本就是圍繞和支持核心文本的文本，其主要作用是解釋、定義、指導、支持、補充背景信息，提供學者、譯者、評論者的相關觀點或者態(tài)度。除了書面和話語材料外，還包括非語言材料。最明顯的副文本是：腳注、尾注、序言、前言、緒論、尾聲、后記等。不那么明顯的還有目錄、索引、標題、章節(jié)標題、扉頁、腰封等。(Pellatt,2013:i)通常情況下，作者和出版社為文本和副文本負責，也可以委托第三人（如譯者）寫序言和其他副文本而轉移部分責任，或提供純粹的信息或解釋作者和編者的意圖，或體現(xiàn)譯者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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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譯者在譯作中表達自己的聲音自古就有，而且也是譯者的職責所在。孫致禮在“譯者的職責”中總結了譯者的五大職責：再現(xiàn)原作、完成委托人的要求、符合目的語社會文化規(guī)范、滿足目的語讀者需求、恪守職業(yè)道德?！叭绻畔㈩愇谋尽谐霈F(xiàn)容易激怒或誤導讀者的內容，譯者最好加以‘糾正’；如果是歷史文本或權威文本中出現(xiàn)這樣的內容，譯者可以采取注釋和序跋等形式，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和立場，以免讀者接受負面影響。”（孫致禮，2007：15）“要考慮譯入國的主導意識，譯者可以譯介異域語言文化，但是不能接受異域語言文化對譯入國語言文化的侵犯和破壞。出于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考慮，遇到可能引起麻煩或糾紛的內容，或者加以刪除，或者進行淡化，或者如實翻譯后在注解或序跋中給以批駁，這在古今中外的翻譯界，可謂司空見慣?！保╥bid.p.16.)“除了考慮再現(xiàn)之外，還要考慮中國讀者能否接受的問題。蕭乾夫婦為1994年翻譯的《尤利西斯》中譯本中增加了近6千條注釋，字數(shù)上10萬，就是為了滿足漢語讀者的需要?！?Ibid.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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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武能甚至說“翻譯家有責任改善他的讀者的“先結構”，常用而可行的辦法就是認真負責地為譯本做序跋、加注釋、寫評價賞析文章等。現(xiàn)時不在少數(shù)的無序無跋或序跋十分簡單的文學作品譯本，其譯者應該說還未完全盡到應盡的職責。”（許鈞，199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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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文本也是譯者學術功力的體現(xiàn)。余光中在“作者，學者，譯者”中寫到“有些譯者在譯文之后另加注解，以補不足，而便讀者，便有學者氣象。年輕時我讀傅雷所譯《貝多芬傳》，遇有譯者附注，常也逐條去讀。原文若是經典名著，譯者這樣鄭重對待，誠然是應該的；如果更鄭重些，加上前序后跋之類，就更見學者的功力了。其實，一本譯書只要夠份量，前面竟然沒有譯者的序言交代，總令人覺得唐突無憑。譯者如果通不過學者這一關，終難服人?！保üP嶺,2013:76.）這些論述讓人不由得想起著名翻譯家蕭乾的名言，“我認為文學翻譯有兩種搞法，一種是‘游擊戰(zhàn)’式的，即不固定翻譯某一作家的作品，碰上誰的就翻誰的；另一種是‘陣地戰(zhàn)’式的，即經過摸索，逐漸確定一位作家的作品來譯。作為翻譯工作者，我是個‘游擊戰(zhàn)士’，但我一向敬佩從事‘陣地戰(zhàn)’的翻譯家，如譯巴爾扎克的傅雷或譯契訶夫的汝龍?！保ㄊ捛?，1982：11）前面提到的蕭乾的海量譯注以及在重要作品的翻譯上撰寫研究專著、長篇序跋等方式都足以證明其作為研究型譯者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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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作者用過去十年間（2006-2016）出版的十本譯作為討論的素材，現(xiàn)身說法自己在譯前、譯中和譯后的活動以及專有名詞對照表、譯者注釋、譯者序言、譯后記等副文本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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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選擇、譯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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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譯作出版時間與原文選擇和譯前準備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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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1可以看出，譯者與作者的關系在2011年之前基本上不熟悉，而在之后與作者的關系都是熟悉的老朋友。翻譯的緣由也呈現(xiàn)出由專家推薦到作者推薦再到譯者自選的變化趨勢。此外，在2011年之前，翻譯活動基本上是在原作出版后受人委托開始的，2011年之后，翻譯工作多數(shù)都是在原作出版之前就已經開始，即譯者或事先得到作者寄來的書稿或已經翻譯過作者的若干文章。2011年之前的譯作是將原書索引加上譯文做成譯名對照表，并沒有額外制作專有名詞對照表，之后的譯作則都制作專名術語對照表，包括人名、地名、文獻（正文中以漢語譯名出現(xiàn)的書籍、論文、刊物、報紙）和機構名稱等，但只有人民大學出版社將其保留，其他出版社出于節(jié)省紙張的原因而將其刪掉。表中沒有體現(xiàn)出的是，2011年之前是初稿完成后制作專名對照表的，之后則是在專名對照表完成之后才開始翻譯的。
這些事實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譯者對原作的選擇有了更多自主權，對原作涉及的話題越來越熟悉和了解，譯者的參與程度逐步深入，參與的時間越來越早。就在不久前，筆者認識的一位漢學家將其準備寫的著作提綱發(fā)過來，如果隨后翻譯這本書的話，譯者的參與可以說從原作的醞釀階段就開始了。這不由得讓人想起著名譯家和學者的翻譯言論。比如，王彬彬說“所謂的翻譯沖動是說一本深深打動了自己的外文書，一篇令你眼睛閃亮，熱情沸騰的外文文章，你渴望把它譯成母語。這種心里本身就耐人尋味……只有在翻譯沖動的驅使下，才能譯得有情致，有韻味，才能把原作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傳達出來。只有在翻譯沖動的驅使下，才能使譯作帶有譯者的體溫，而一部感覺不到譯者體溫的譯作，肯定不能說是成功的……林紓前后期譯筆不同的原因，就在于翻譯熱情的有無?！扒捌诘姆g使我們想象出一個精神飽滿而又集中的林紓，興高采烈，隨時隨地準備表演一下他的寫作技巧……他前期的譯本大多數(shù)有自序或他人的序，有跋，有《小引》，有《達旨》，有《例言》，有《譯余剩語》，有《短評數(shù)則》，有自己和別人所題的詩、詞，還有時常附加在譯文中的按語和評語。這種種都對原作的意義或藝術作了闡明或贊賞?！保ㄔS鈞，1998：281-286）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黃葒也提到“譯者最怕的就是挑錯書，有時候不是書不好，而是跟譯者的路數(shù)不對。譯者選書首先一定要選自己讀起來有感覺的，如果閱讀都不能投入，那么譯出來的文字自然也不能打動別人……中國加入國際版權組織后，整個翻譯流程都漸漸規(guī)范起來，譯者的主體性也日益彰顯，翻譯與研究互為促進，譯者介入圖書選題、通過譯序或者譯后記對作品進行分析引導讀者的審美取向，甚至參與或者負責叢書的主編工作。如果有感悟就寫點譯后記書評。翻譯和寫作一樣，都是挺感性的一件事情，所以文字里常常會有情緒，所以譯得順不順跟心情也很有關系?！保üP嶺，2013：270-271）資中筠說“我更珍惜自己的時間，偶爾翻譯，只為自己感興趣，認為值得翻譯的，而且文字對我具有挑戰(zhàn)性，譯作過程有滿足感、成就感。”（郭鳳嶺，2013：101）當然，很多譯者恐怕都缺乏這種豪邁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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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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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譯過程中，副文本的最突出表現(xiàn)就是譯者注。布恩蒂亞在《譯者的聲音：譯注研究》中總結了譯注的要點。1）本質：譯者直接與讀者對話，使用這個工具添加對讀者有用或有趣的信息，有助于讓人們認識到翻譯過程的背景，理解當時的翻譯政策和翻譯規(guī)范。2）動機和意圖：或出于純粹的學術動機，解釋某個風格特征或者出于道德和政治動機，且缺乏話語或功能性上的一致性。3）譯者注的時間和空間：通常都是腳注，有時為了區(qū)分將在注后寫“原注、編者注、譯者注”等。通常譯者的腳注作為附屬文本與譯作同時出版，但有些譯作中可能還包括從前的譯者注，比如經過轉譯或重譯的著作。4）譯者注的發(fā)出者和接受者：若是知名譯者，其譯注就具有作者那樣權威的副文本地位，接受者往往是譯作的潛在讀者，譯作讀者是翻譯過程的組成部分，對譯者的決策過程具有決定性作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譯者注可能有一種特權讀者，其判斷可能會影響到譯作的傳播、接受或拒絕，即勒弗維爾所說的“贊助人”如審查者。譯者可能不僅預料到審查者的反應而且采取防范措施。譯者有責任遵循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規(guī)范以便讓譯作符合讀者尤其是特權讀者的期待。5）譯者注的功能：譯者注的有無和用途并非純粹譯者個人意志的產物，部分是翻譯政策和規(guī)范的要求。在腳注中提供補充信息解釋術語的文化含義或許就是名牌學術出版社對經典著作翻譯的要求。（Buendia,2013,pp.14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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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譯作中作者注、編者注和譯者注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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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第6本和第7本是同一本書《城市的精神》的大陸簡體字版和臺灣繁體字版。簡體字版第296頁和繁體字版第382頁有個譯者注：“借用孫致禮的譯文，《中國翻譯》2000年第10期。特此致謝。”如果對比兩個譯本，我們會發(fā)現(xiàn)除了字體不同之外，注釋也有變化，如繁體字版p.237頁的注釋45.“那是拙著《民主先生在中國》（East Meets West: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的第5章。其中文版已經推遲到2017年了。該書已經在臺灣出版，但還沒有得到中國大陸的批準?！弊掷镄虚g都顯示臺灣比大陸優(yōu)越、更開明，凸顯大陸的專制和霸道以迎合當?shù)刈x者的習慣和口味。簡體字版自然看不到這個注釋。當然，這些變化并非譯者有意為之，更多是編者所為。這個例子說明雖然是同一本書，譯者是同一個人，但譯本卻不同。其他副文本的差異將在下一節(jié)中詳細談及。就第8本《儒家民主》的譯注而言，基本上都是知識性信息補充或背景介紹或術語不同版本的優(yōu)劣，或借鑒的譯文的譯者和出處，如第9頁的譯注，“請參閱保羅利科關于自我的兩個基本面，ipse更接近個性，是難以表達的核心，回答我是誰；idem是外在可能性，回答我有什么構成”。有個別譯注是提醒讀者注意概念區(qū)分，或者為作者觀點提供補充證據(jù)支撐。在第10本《賢能政治》中，譯注的情況類似，原書中某個概念的解釋和闡述如第25頁對“總統(tǒng)選舉團”的解釋；第57頁的譯注是提供文中提到的書《領導力散步》的中文版信息。第62、63、64頁的譯注是對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志業(yè)”中若干原話借用國內通行的馮克利譯本的說明；第108頁的譯注是孟子和荀子的典籍原文注釋。在譯者將原文的英語翻譯成漢語之后，附上中國典籍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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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譯注并非越多越好，也非譯者的自由選擇。葉君健在“回憶翻譯毛澤東詩詞”中提到“《游泳》一詞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原出于《論語》，在當時批孔的氣氛下，擬加注“孔丘，春秋時代政治上的頑固分子，反動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維護和復辟奴隸制。由于他逆歷史潮流而動，就哀嘆過去的一切像流水似地一去不復返?！钡@樣的解釋與原詩的意境不盡符合。這使其意識到注釋里有很大的政治，與原作的內容有極為緊密的有機聯(lián)系。于是，注釋就在其譯文定稿工作中稱為一個極為復雜、細致和敏感的問題。我們深知，這個譯本出去后，由于是在北京出版，一定會被國外人士當作“官方定本”。注釋自然就代表官方意見……所以在最后出版時，沒有譯者的注釋?！保ㄔS鈞1998：pp.439-440)。蕭乾對譯注的看法是，注釋有必要性，也欽佩譯注精神，但更傾向于盡量少注、該注則注?！八Ｍ⑨尦蔀殚喿x的向導火炬,而不是攪擾讀者閱讀體驗的障礙累贅。在實踐上蕭乾綜合運用文內注和文外注,其中文外注中對原文細節(jié)的明晰化處理和旨在提供情節(jié)連貫性的呼應注是可讀性思想的突出表現(xiàn)?！保ɡ钚≥?，2013）有學者將傅雷譯作中的腳注主題總結如下：1)地名：地理位置、宗教的地理、地方特點、建筑風格、地名；2)人名：名字、身份、職業(yè)；3)名人軼事、觀點或學派觀點；4)翻譯技巧和語言知識：翻譯的困難和翻譯方法，補充信息，比喻含義，源語特征，原文背景；5)社會習慣文化背景：6)藝術品：音樂，樂器，作品風格，戲?。鹤髌返淖髡叩匚缓惋L格；神話故事：宗教故事：文學作品：作者、風格、社會影響。7)譯者評論：原作內容、出處、歷史背景、作者、藝術品等（Miao and Salem,2008）。譯注的確體現(xiàn)了譯者的學術功力，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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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譯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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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副文本往往是在翻譯工作結束后寫的，也可能包括譯作出版后寫的推介和評論或者再版后記等。它們是譯者發(fā)聲的公共空間。埃倫·麥克雷在“譯者序的作用”中總結了1）譯者序的作用：向讀者表明其對原作的理解，有助于提高譯者及其活動的能見度，有助于讀者理解譯者的作用和對文本的干預。2）出版社對譯本并不很友好：加拿大出版社更愿意抹去封面上的譯者姓名，譯序就更顯得不受歡迎。3）序言內容：著作背景信息、作者地位、翻譯緣由、對讀者責任的告誡，特別對源文化的某些錯誤認識、翻譯過程討論、譯者對機構和個人的感謝、參考的文本、對風格、方言、文化專有項，術語專名處理等。4）五大功能：凸顯文化語言差異，文化歷史背景；推動對源文化的理解；推動對譯者角色和干預的理解；幫助評論家評估譯作質量；對過程記錄的用途。6）結論：沒有附屬文本的譯作應該成為歷史。譯者的聲音表達出來有助于民族和國家間的理解（McRae，2006）瑪麗亞·侯賽因扎達總結了譯者序的要點：1）內容：主題、翻譯時間、體裁類型、作者傳記信息、原作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目的語社會的社會歷史文化信息、翻譯策略困難問題、選擇原作的理由、讀者提供反饋的道德要求、譯序的理由、介紹譯者的其他作品、致謝。2）三大功能：解釋問題，通過個人理由和文化動機來論證其策略和決定的合理性；規(guī)定性，為翻譯實踐者、培訓者、作家和批評家提供遵循的指南和模式；描述性，呈現(xiàn)原作分析、作者和社會文化背景。（Hosseinzadeh,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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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譯者序言與譯后記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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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3.可以看出，除了第7本《城市的精神》簡體字版有譯者序言外，其他都沒有。譯后記都有，但在第6本《城市的精神》繁體字版中被改為“譯者跋”。在譯后記中，全部涉及翻譯緣由、本書簡介、作者觀點、致謝，但作者寫作風格和譯者翻譯策略的討論則有些有，有些無，學術性強的著作似乎較少涉及寫作風格問題，近期譯作似乎較少談論翻譯策略，這可能與譯者更多關注學術內容本身有關。比較突出的趨勢體現(xiàn)在譯后記的長度有明顯增長加，從2006年的1頁多一點兒的簡單介紹逐漸增加到3頁、4頁、8頁和10頁。另外，譯者對原作的評價和論述占譯后記總篇幅的比例也明顯增多，從25%逐漸提高到75%以上，但多數(shù)維持在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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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第7本《城市的精神》簡體字版的譯者序言是應出版社編輯的邀請而作，出版時放在作者的前言之前，添加了標題“真正的城市精神是什么”。譯者從人們對城市的復雜情緒談起，繼而談到大城市對青年人的消極影響，并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談論城市的吸引力和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由此引出作者的基本觀點、本書的寫作特點、有趣的細節(jié)、吸引中國讀者的特殊地方以及批評家對作者某些觀點的批評。推薦序不僅要激發(fā)讀者閱讀該書的興趣，同時也引導讀者反思自己城市的問題，如何讓城市變得更美好。它與本書的譯后記不同，譯后記著重談到翻譯此書的由來，本書的寫作風格展現(xiàn)、譯者的希望、專有名詞對照表（因為篇幅所限還被刪掉了）和致謝等。第4本《大西洋的跨越》的譯后記特別提到了翻譯此書的感受和收獲，“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翻譯也是對譯者毅力和耐心的一場考驗。原書總共六百多頁，單單尾注就長達一百頁。在翻譯過程中不時感慨作者學術功力的深厚和敬業(yè)態(tài)度，每當有些懈怠、厭煩的情緒時，就想象作者寫書時付出的辛勞，馬上就精神振作起來。磨煉意志，激發(fā)進取精神或許是譯者翻譯此書的意外收獲。”第6本《城市的精神》繁體字版，還有前外交部次長寫的序言“愛城主義閑逛者”和另外一個序言“城市的自我認同與定位”。第8本《儒家民主》的譯后記中特別談到儒家與民主的關系，介紹綜述文章中學者研究成果分為四種類型，將此書與其他著作進行對比，指出其相似性和特殊性。第9本《教育與公共價值的危機》中，譯者花費相當大的篇幅闡述作者的基本觀點，包括教育的本質、公共教育的危機、新自由主義的本質、特征、危害，以及該書對中國讀者的意義。這是譯者引以為豪的地方。第10本《賢能政治》的譯后記則將主要精力花在將本書置于“中國模式”的研究者群體的參照系中，因為在此前翻譯作者相關文章書籍時獲得的讀者反饋信息，譯者已經預料到本書可能引起的爭議和批評，故而花費相當大的篇幅介紹創(chuàng)造“meritocracy”這個詞的邁克爾·楊和英國學者喬·里特爾以及保加利亞學者克拉斯蒂夫對賢能政治的無情批判。這樣做固然是在幫助讀者全面和平衡地認識這個話題，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圖，更有批判性地思考中國道路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譯者也有自己的考慮，一方面幫助澄清作者的真實意圖，解釋其在中國的無奈，另一方面也是刻意與作者保持一定距離，表達中國讀者可能產生的某些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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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譯后記若與更具文學性的譯后記相比就大為遜色了，比如這樣一個譯后記的開頭“寫譯后記，就和從監(jiān)牢里出來再寫回憶錄一樣不靠譜，因為那些你本以為刻骨銘心的刑罰之痛往往在重獲自由后就煙消云散了。所以應提倡寫譯中記，就像犯人寫獄中書一樣。唯有如此，才能捕捉到翻譯時想跳腳罵娘、抓心撓肺的苦逼，不至于像現(xiàn)在，腦海里全是親切的感觸?！保ǖ珴h松，2012：1）若與林語堂等編譯著作中的副文本相比就更是天上地下了?！白鳛閷W者型翻譯家，林語堂對所選譯的作品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性工作，分析考證，注解說明，力圖客觀準確地傳達作品的原義，再現(xiàn)原文的風采。林語堂多在譯文前冠以長篇前言與導讀，包括介紹、解釋、評論等，同時適當輔以圖片、繪畫和圖表等，并將大量的研究體會與心得蘊含于序言和注釋等的做法，有助于當時西方讀者客觀、全面地理解和接受中國文化。”（馮智強朱一凡，2007，P.31.）著名法學家和翻譯家鄧正來先生在為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寫的序言“哈耶克社會理論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譯序”長達65頁，其中光注釋就達162個之多。此文后來被收錄在作者的自選集之九中，可見這是被作者認定為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譯者成長的道理仍然漫長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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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能見度和譯作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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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韋努提支持譯者的“可見性”話語，他認為，翻譯就應該被作為譯作來閱讀，是具有自身價值的作品，不應該產生是在閱讀原作的幻覺。我們需要對譯者的工作有符合實際的認識。譯作中的喪失往往是看不見的，除非讀者仔細對比原作和譯作；而譯作中的添加則非常容易看出來，但是，讀者對這些添加視而不見，因為出版社、編輯和評論家一直在訓練我們看重譯文的流暢性，誘導我們以為是在閱讀原作。為此，他提出了閱讀和評價譯作的若干原則：1）閱讀時不要僅僅關注意義，還要關注語言；欣賞譯作的形式特征；2）不要期待譯作只能用現(xiàn)有的標準語寫成；可能出現(xiàn)語言變體。3）不要忽略文化指稱的隱含意義，將其解讀為另一種內在意義。譯者是有特殊才能的作家，未必有可與原作者匹敵的創(chuàng)造性卻絕對有高超的模仿藝術。4）不要忽略譯者序言；相反要首先閱讀譯者序，將其解讀為指導翻譯并揭示譯作獨特貢獻的宣言書。5）不要將譯作當作整個外國文學的代表而要將其與同一種語言的其他譯作進行對比。因為譯者的解釋是片面的，反映了出版社和審查者的文化和商業(yè)利益。閱讀譯作應該被視為一種政治姿態(tài)。（Venuti,2004）韋努提還說過“當今讓翻譯更容易看得見的任何嘗試都是一種政治姿態(tài)?！鞭D引自(Sales,2013,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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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來考察譯者姓名和譯者簡介在副文本中的表現(xiàn)以及譯作出版后得到的讀者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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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譯者姓名、譯者簡介和譯作評價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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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4.可以看出，譯者姓名出現(xiàn)在所有譯作的封面上，但姓名出現(xiàn)在書脊上的譯作只有一半。沒有譯者簡介的譯作有4本，占40%。除了一本譯者簡介比作者簡介還長外，多數(shù)譯者簡介都比作者簡介更短。除了一個譯者簡介放在作者簡介和獻詞之間外，多數(shù)譯者簡介都位于前勒口或后勒口的位置，放在作者簡介之下。就譯作的封面設計而言，譯者往往沒有資格和機會參與。譯者只是從作者口中得知第3本《中國新儒家》的封面故事，本來作者有意讓毛澤東和孔子的形象同時出現(xiàn)，但此建議最后遭到出版社的否決，改用孔子一人的形象作為封面。這個變化應該與政治隱含意義的考慮有關。其實，譯者在翻譯出版過程中時刻受到權力的影響。斯里·納加德說“附屬文本的創(chuàng)造是廣義的翻譯過程?！?002年，翻譯理論家鐵木志科（Maria Tymozko）和根茲勒（Edward Gentzler）就談及在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轉向之后，翻譯研究中出現(xiàn)的權力轉向。政治和經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出版翻譯過程的各個階段：圖書選題、選擇譯者、校對者和封面設計者、使用什么紙張和使用什么印刷機等。任何翻譯都不是完整的、中立的、客觀的。破碎性和片面性的觀念提醒我們意識到出版和翻譯過程中涉及的不同代理人各有自己的議程，故而產生不連貫的、矛盾的結果。譯者在出版過程中的參與僅限于從接受委托翻譯到譯稿出版前的校對這個階段。即便在此期間，翻譯工作控制在代表了出版社的聲音和意識形態(tài)的編輯手中。他代表出版社干預譯者的選擇，若不滿意可拒絕接受譯稿，若接受譯稿，校對完成后，譯者就退場。雖然譯者可能參與是否保留譯注、序言、譯后記等附屬文本的建設，但通常都不是譯者說了算。（Nergaard,2012）剛剛表4談論的其實屬于文本的“包裝”階段，即副文本尤其是內部副文本（peritext）如標題頁、版權頁、獻詞、目錄、人物表、序言、前言、致謝、緒論、后記、術語表、尾注、附錄、參考文獻、索引等的處理。這些都是作者和出版社之間的事。隨后還有外部副文本（epitext）如圖書發(fā)布會、演講會、巡展會、朗誦會等推銷活動，這些更與譯者沒有多大關系，至少本文作者從來沒有被邀請參加過此類活動。譯者在譯作副文本創(chuàng)造過程中雖然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往往占據(jù)邊緣性地位，能見度的確有限。譯者如何承擔更多責任，占據(jù)更大的副文本空間，表達自己的聲音應該也是譯者成長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此外，從表4中有關譯作評價部分可以看出，2011年之前的作品尤其是第一本《行為糟糕的哲學家》曾遭到嚴厲批評，有讀者用“行為糟糕的哲學家的糟糕翻譯”作為評論的標題，列舉文中很多的翻譯硬傷。但總體來看，此后譯作引發(fā)的讀者批評更多集中在對作者觀點的爭議上而非翻譯本身的問題。這間接地說明了譯作引人關注的更多是學術問題爭論而非翻譯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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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對譯者在譯前譯中和譯后的活動以及副文本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出原作選擇從別人指派到主動選擇；翻譯開始時間逐漸提前，從原作出版若干年后到剛一出版就開始再到原文還未出版就開始；譯者與原作者的關系從陌生人到聽說過到比較了解到成為比較親密的朋友；副文本從無譯注到有譯注到譯注增多，譯者序從無到有，譯后記則越來越長，從1頁多到10頁，從簡單膚淺的背景介紹到對作品進行比較詳細的評價和論述；對譯作讀者的了解從模糊的認識到有意識地關注讀者的需要和偏好；對譯本接受度的期待也更符合實際，能預料到意識到讀者的批評或審查不過關因而更加謹小慎微；對譯作在譯語文化中的影響，偶爾看到的評論讓人感覺到批評的重點已經從翻譯質量轉向觀點和論證的說服力和譯者的思想傾問題等。過去10年，作者的職稱從講師變成了教授，翻譯水平是否有提高不好說，但至少有了10年的工作經驗。不過，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樣，翻譯越多，自己的膽子變得越小，越發(fā)感到自己的渺小和無知，意識到離學者型譯者的距離還遠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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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本文即將結束之時，作者介紹外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莊子》英譯本的副文本。該書由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教授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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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上是莊子畫像和英文“道家經典：莊子”和漢語“莊子”，既可以看作書名也可以看作作者名。封面上沒有譯者姓名。前后勒口是譯者簡介，封底是本書簡介。在版權頁之外有100多字的出版前言，介紹該譯本最初是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版，重印時稍做修改，并將馮友蘭教授《中國哲學簡史》的第10章作為附錄收入其中。從目錄上看，先是譯者序言和緒論，接著是正文，共七章，隨后是附錄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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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言中，譯者回答了新譯本的理由---從前的譯本沒有抓住莊子的哲學精神，沒有體現(xiàn)清朝時期學者的研究成果。接著談及只有莊子前七章，介紹緒論和附錄的來歷及收錄意圖。隨后談及翻譯中參考的從前譯本以及自己的新譯法及其解釋和評論。最后是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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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其實是譯者在北大等學校的課程講義稿，共12部分，涉及“道家的基本觀點和意義”、“道與德”、“避世理論”、“生活藝術”、“齊物論”、“生與死”、“永生”、“無知無我”、“動與靜”、“絕對自由”、“自由人的信仰”、“結束語”等，全文共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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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4頁到113頁是莊子正文，共七章。第一章腳注11個；文內注17個（包括郭象注解翻譯和譯者注）；第2章腳注4個；文內注25個；第3章腳注2個；文內注6個；第4章腳注7個；文內注13；其中有個譯者注的篇幅就一頁多。第5章腳注2個；文內注3個；第6章腳注19個；文內注22；第7章腳注3個，文內注14個（全部是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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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17頁到144頁是附錄，第一部分是“郭象哲學的若干特征”，第二部分是“道家第三階段---莊子”，涉及“莊子其人和《莊子》其書”、“獲得相對幸福的方法”、“政治、社會哲學”、“情和理”、“獲得絕對幸福的方法”、“有限的觀點”、“更高的觀點”、“更高層次的知識”、“神秘主義的方法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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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部分是譯者制作的索引，共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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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總共150頁，單單譯者的序言、緒論、附錄、索引就高達57頁，莊子正文僅91頁，其中還包括上文提到的大量腳注和文內注，那些都是譯者的副文本。若將這部分從正文中去掉，那么，本書譯者的副文本不僅不會少于正文甚至會超過正文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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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譯作中，雖不能說副文本比正文更重要，但若沒有這些副文本，正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很大一部分價值。這才是真正的學者型譯作，也是本文作者即便再怎么努力也望塵莫及的高峰，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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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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