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龍威】清乾嘉后期揚州三儒學術發(fā)微
清乾嘉后期揚州三儒學術發(fā)微
作者：祁龍威
來源：《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臘月廿二日丙午
耶穌2017年1月19日
內(nèi)容提要：本文評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經(jīng)學思想，并說明清代乾嘉經(jīng)學乃是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而創(chuàng)建的經(jīng)世之學。先是以惠棟為主要代表的吳派；繼之而起的是以戴震為主要代表的皖派；又繼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為代表的揚州學派。吳派以復漢人訓詁為宗旨，形成了漢學。皖派主張由訓詁以明孔孟之道。揚州學派提倡面向人事，面向?qū)嵺`。三者相繼，構成了乾嘉學派的正統(tǒng)。其特征是崇尚樸學，即實學。前人統(tǒng)稱乾嘉經(jīng)學為漢學，或目之為考據(jù)學，都非篤論。
關鍵詞：乾嘉經(jīng)學/揚州學派/焦循/阮元/凌廷堪/
嘗觀前代之學術主流，總不免由盛而衰，由衰而變，其主要原因乃是學術必須切合于人事實際。合則興，否則衰，以至于變。在西學東漸之前，我國學界最有效的應變之方為“返求諸六經(jīng)”。從明末清初到乾嘉之季，曾再次表現(xiàn)了上述“窮則變”的規(guī)律。先是，顧炎武高呼“經(jīng)學即理學”，以懲明季士大夫“空談心性”之弊。至乾嘉后期，焦循又攘臂而起，昌言有經(jīng)學而無考據(jù)學，以糾漢學末流之失。與焦氏桴鼓相應的，有阮元和凌廷堪。焦與阮皆揚州人?；杖肆柰⒖霸鲹P州寓公，與焦循、阮元等交密，在揚州文化熏陶下長成，以故論者也目之為揚學巨人。茲剖析三儒思變學說，以覘揚學之歷史地位。
一
乾嘉學者謂致治之道萃于孔孟諸經(jīng)，而經(jīng)學莫盛于漢，惟漢儒得經(jīng)學真諦，魏晉以降，經(jīng)學已晦，至清儒始復其真。當時的耆耈大師錢大昕等都昌言此說?！稘撗刑梦募肪?4，《經(jīng)籍筤詁序》云：“漢儒說經(jīng)，遵守家法，詁訓傳箋，不失先民之旨。自晉代尚空虛，宋賢喜頓悟，笑問學為支離，棄注疏為糟粕，談經(jīng)之家，師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詮釋經(jīng)典……古訓之不講，其貽害于圣經(jīng)甚矣！”同書《臧玉林經(jīng)義雜識序》云：“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jīng)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于是江藩等遂以“漢學”名派。《國朝漢學師承記》卷7，《汪中》篇云：“君治經(jīng)宗漢學，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淪之緒，通儒如顧寧人、閻百詩、梅定九、胡胐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開其端；河圖洛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薄秶瘽h學師承記自序》云：“經(jīng)術一壞于東西晉之清談；再壞于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于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然而戴震之學與惠棟實際不同，戴氏不似惠氏以“復漢”為經(jīng)學的極峰，因為漢儒說經(jīng)也有過錯?！洞鳀|原集》卷9，《與某書》：“漢儒故訓，有師承，有時亦傅會?！贝髡鹨陨昝骺酌现罏樽谥迹粌H反對宋人鑿空說經(jīng)，而且批判他們援老佛入儒。所以戴氏著作的精華，不是疏通故訓的《方言疏證》等書，而是批判程朱“以理殺人”的《孟子字義疏證》。但當漢學風靡一時的乾嘉后期，知識界的多數(shù)人都把支離破碎的一字一句考據(jù)當做經(jīng)學的唯一課題，正如蔣士銓《題焦山痤鶴銘》詩所云“注疏流弊事考訂，鼷鼠入角成蹊徑”，使學術與人倫日用嚴重脫節(jié)。對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如朱筠等權威人士皆不予重視。有些宋學家則伺機而起，對漢學鳴鼓以相攻，欲重振理學的旗幟。就在此時，從漢學家分化出來的揚州三儒，聯(lián)袂而起，力糾漢學末流之弊，并繼續(xù)批判宋明理學空談性道，把顧炎武等所開創(chuàng)的以經(jīng)世為宗旨的補學向前繼續(xù)推進。
二
揚州三儒也是尊信漢儒說經(jīng)的。《校禮堂文集》卷11輯凌廷堪《后漢三儒贊》，三儒者許慎、服虔、鄭玄。其序云：“若夫許君叔重、服君子慎、鄭君康成，皆東京之冠冕，洵儒林之翹秀，或長于小學，或精于《春秋》，其大者則功在《六經(jīng)》，旁通《七緯》……傳姬公之舊典，衍尼山之墜緒……代傳其書，罔敢畔越。隋唐以來，王輔嗣之《周易》、梅仲真之古文、杜元凱之《左傳》，稍起而奸之，至于聲音文字，未之或改也。自宋以降，異說爭鳴，劉原父之《小傳》方興，王介甫之《字說》復出。延及南渡，厭故喜新，變本加厲，遏抑之，掊擊之，不遺余力，而漢學遂廢焉，是不可以不贊也?！比钤诤贾輨?chuàng)詁經(jīng)精舍，令生徒奉祀許慎、鄭玄。《雕菰集》卷24輯焦循《代詁經(jīng)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nóng)文》，即宣揚詁經(jīng)必宗許、鄭。但是他們并不盲從漢儒?！兜褫约肪?5，《九經(jīng)三傳沿革例序》云：“學者言經(jīng)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予謂漢學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誤?！奔词故菨h代大儒所說，亦必折中于經(jīng)傳而后定其是非。《研經(jīng)室集·一集》卷14，《浙江圖考·下》云：“曰：‘康成之說，經(jīng)學之宗也，子奈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zhì)之經(jīng)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p>
對于當時惟漢必信，非漢不信，歪曲漢學等偏向，焦循曾一再加以駁斥?！兜褫约肪?輯《述難》5篇，其四專斥當時的所謂“漢學”：
學者詡于人，輒曰我述乎爾。問其何為乎述？則曰學孔子也……然則所述奈何？則曰漢學也……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傳注，往往搟格于經(jīng)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義也，則亦未之為述也。且夫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不使犯諸目，則唐宋人之述孔子，詎無一足征者乎？學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諱其姓名，以其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為漢學者也。噫，我惑矣！
其時被公認為當代漢學宗師的是元和惠棟。《研經(jīng)室集·二集》卷3，《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公治經(jīng)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阮元等都肯定惠氏與戴震在經(jīng)學史上的功績?！堆薪?jīng)室集·一集》卷5，《王伯申經(jīng)義述聞序》云：“古書之最重者莫逾于經(jīng)，經(jīng)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fā)明而沿舊誤者尚多，皆由于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钡墙寡热藰O力反對惠氏盲從漢人的僵化思想。羅振玉輯《昭代經(jīng)師手簡·二編》保存嘉慶九年焦氏與王引之的信，其中有云：
六月十三日接得手書一通、大作《經(jīng)義述聞》一部，第一條辨“夤”字，便見精核之至。東吳惠氏為近代名儒，其《周易述》一書，循最不滿之。大約其學拘于漢之經(jīng)師，而不復窮究圣人之經(jīng)，譬之管夷吾，名曰尊周，實奉霸耳。大作出，可以洗俗師之習矣！
此信未輯入《雕菰集》，但《焦氏遺書》卷前刊錄王引之復信，可相印證。其略云：
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于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來書言之，足使株守漢學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為糾漢學末流之弊，焦循甚至主張取消“考據(jù)”之名?！兜褫约肪?3，《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jù)著作書》云：
自周秦以至于漢，均謂之學，或謂之經(jīng)學……無所謂考據(jù)也……趙宋以下，經(jīng)學一出臆斷，古學漸亡……王伯厚之徒，習而惡之，稍稍尋究古說，摭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苴掇拾之學……不知起自何人，強以“考據(jù)”名之……本朝經(jīng)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胐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壇，王懷祖父子名于高郵，錢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shù)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jīng)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jù)”者，混目于其間乎？
《雕菰集》卷13，《與劉端臨教諭書》云：
有明三百年來，率以八股為業(yè)，漢儒舊說，束諸高閣。國初經(jīng)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shù)十年來，江南千余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后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于虛，庶幾乎學經(jīng)之道也。乃近來為學之士，忽設一“考據(jù)”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復辨此名目之非。蓋儒者束發(fā)學經(jīng)，長而游于膠庠，以至登鄉(xiāng)薦，入詞館，無不由于經(jīng)者。既業(yè)于經(jīng)，自不得不深其學于經(jīng)，或精或否，皆謂之學經(jīng)，何“考據(jù)”之云然？先生當世大儒，后學之所宗，仰出一言以正其名。
儀征汪廷儒編《廣陵思古編》29卷，內(nèi)輯揚州名家遺文，其卷11有焦循復王引之書，也倡議取消“考據(jù)”之名，也為《雕菰集》所未收，胡適曾亟稱其書甚有價值。此書見民國十年六月十三日胡氏日記所引：
阮閣學嘗為循述石臞先生解“終風且暴”為既風且暴，與“終窶且貧”之文法為融貫。說經(jīng)若此，頓使數(shù)千年淤塞一旦決為通渠。后又讀尊作《釋詞》，四通九達，迥非貌為古學者可比。循嘗怪為學之士，自立一“考據(jù)”名目。以時代言，則唐必勝宋，漢必勝唐，以先儒言，則賈、孔必勝程、朱，許、鄭必勝賈、孔。凡鄭、許一言皆奉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詞。竊謂此風日熾，非失之愚，即失之偽……此豈足語圣人之經(jīng)而通古人聲音訓故之旨乎？循每欲芟此“考據(jù)”之名目，以絕門戶聲氣之習，敢以鄙見相質(zhì)，吾兄以為何如？
三信表明，焦循不是為反對考據(jù)而欲取消“考據(jù)”之名。他所力圖克服的，乃是當時漢學末流的僵化思想與鉆牛角尖的方法以及狹隘的門戶之見。如果不克服這些，則由顧炎武等所開創(chuàng)的，惠棟、戴震等所繼承的清代樸學就不能前進。另一有識之士凌廷堪也“思起而變之”。《校禮堂文集》卷23，《與胡敬仲書》云：
所云近之學者，多知崇尚漢學，庶幾古訓復申，空言漸絀，是固然已。第目前侈談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風氣使然，容有緣之以飾陋，借之以竊名，豈如足下真知而篤好之乎！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學”一語可盡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經(jīng)注疏》，亦不皆漢學也。蓋嘗論之，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shù)百年而必變。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嘩然攻之。其既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之。夫嘩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必有一二人矯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變之既久，有國家者繩之以法制，誘之以利祿，童稚習其說，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與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則又有人焉，思起而變之。此千古學術之大較也。
以上大體是對兩宋至清乾嘉之季，我國學術史變化的經(jīng)驗總結。按顧炎武等雖反對王學空談性道，但猶不攻擊宋儒。清初對程朱鳴鼓相攻的，乃是毛奇齡。凌氏又言：
固陵毛氏出，則大反濂洛關閩之局，掊擊詆訶，不遺余力，而矯枉過正，武斷尚多，未能盡合古訓。無和惠氏、休寧戴氏繼之，諧聲詁字必求舊音，援傳釋經(jīng)必尋古義，蓋彬彬乎有兩漢之風焉。浮慕之者，襲其名而忘其實，得其似而遺其真。讀《易》未終，即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即以毛、鄭為宗；《左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尚書》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賾偽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jīng)》而不習；憶《說文》數(shù)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為能事。所謂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嗟乎！當其將變也，千百人嘩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變也，千百人靡然而從之者，亦庸人也。矯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誰乎？蓋深有望于足下焉。
此信痛斥漢學末流浮夸淺兢的不良學風，至今猶足警世。
三
清代樸學，至戴震達于高峰，主要在于他對學術思想和方法，都有巨大創(chuàng)造。焦循、阮元、凌廷堪等都是沿著戴學所啟示的“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的門徑，從事經(jīng)學的。最受他們尊崇的戴氏之書，乃是其明道之作《孟子字義疏證》?！兜褫约肪?輯焦循《讀書三十二贊》，其中贊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云：
性道之談，如風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諸掌。人性相近，其善不爽。惟物則殊，知識茫茫。仁義中和，此來彼往。各持一理，道乃不廣。以理殺人，與圣學兩。
同書卷7，《申戴》云：
王惕甫未完稿載上元戴衍善述戴東原臨終之言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yǎng)心?！薄冀寡唬骸啊瓥|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為精善，知其講求于是者，必深有所得，故臨歿時往來于心。則其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yǎng)心者，即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浮慕于學古之名，而托于經(jīng)，非不研究六書，爭制度名物之是非，往往不待臨歿而已忘矣！夫東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義疏證》、《原善》，所知覺不昧于昏瞀之中者，徒恃此箋箋也。噫嘻危矣！”
錢大昕撰《戴先生震傳》，見《潛研堂文集》卷39。全文盛贊戴氏“考證通悟”之功，結語云：“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證》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說》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勾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涵為刊行之?！卞X氏并未突出戴氏的義理著作，焦循對之頗有微詞?！兜褫约肪?2，《國史儒林文苑傳議》有云：
如戴震之學，錢氏詳矣，然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一書，所以發(fā)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圣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錢氏略舉之，尚未詳著之也。
凌廷堪作《戴東原事略狀》，見《校禮堂文集》卷35。其論戴氏之學，著重點與錢文顯然有異：
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至于《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由古訓而明義理，蓋先生至道之書也。
由于當時對戴氏義理的評價尚有爭議，只能待歷史作定論，以故凌氏又言：
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qū)嵤略谇?，我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詞而非之；我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詞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shù)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我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我所謂非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我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故于先生之實學詮列如左，而義理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具在，俟后人之定論云爾。
焦循等雖心折戴學，但并不墨守戴學。焦氏曾指出戴氏義理之不足。《雕菰集》卷16《論語通釋自序》云：“循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fā)?！苯故系摹兑住穼W著作即為補戴學之缺，而暢發(fā)孔子仁恕之旨。
凌廷堪謂戴震批判宋人援釋入儒不徹底。茲節(jié)錄《校禮堂文集》卷16，《好惡說·下》二段以見大略：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好惡即《大學》之好惡也。宋儒說之曰：蓋無私心，然后好惡當于理?？贾墩撜Z》及《大學》皆未嘗有“理”字，徒因釋氏以理事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義，是以宋儒論學，往往理事并稱……無端于經(jīng)文所未有者，盡援釋氏以立幟……故鄙儒遂誤以理學為圣學也。然理事并稱，雖為釋氏宗旨，猶是其最初之言，若夫體用對舉，惟達摩東來，直指心宗，始拈出之。至盧慧能著《壇經(jīng)語錄》，乃云：“法門以定慧為本，‘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彼稳弩w用實在于此……然則宋儒所以表章《四書》者，無在而非理事，無在而非體用，即無在而非禪學矣……
近時如昆山顧氏、蕭山毛氏，世所稱博極群書者也。而昆山攻姚江，不出羅整庵之《剩言》；蕭山攻新安，但舉羅凌臺之《緒語》，皆入主出奴余習，未嘗洞見學術之隱微也。又吾郡戴氏，著書專斥洛閩，而開卷先辨“理”字，又借“體用”二字以論小學，猶若明若昧，陷于阱獲而不能出也。
凌氏發(fā)明“圣人不求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他作《復禮》三篇，阮元贊之為“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詳見《研經(jīng)室集·二集》卷4《次仲凌君傳》。阮元雖不似焦、凌二氏著論力糾漢學末流之弊，但也諄諄勸導士子克服重藝輕道之偏?！堆薪?jīng)室集·一集》卷11，《詁經(jīng)精舍策問》云：
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贝硕鋵崬槭ラT微言。蓋春秋時學行，惟《孝經(jīng)》、《春秋》最為切實正傳。近時學者發(fā)明三代書數(shù)等事，遠過古人，于春秋學行尚未大為發(fā)明。本部院拙識所及，首為提倡，諸生如不鄙其庸近，試發(fā)明之，以成精舍學業(yè)焉。
阮元遠宗顧炎武經(jīng)世致用之學?！堆薪?jīng)室集·三集》卷4，《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云：
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shù)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始嘆古人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jīng)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此也。
阮元近師戴震研經(jīng)之法，“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而在與人事結合上，有自己的獨得之見?！堆薪?jīng)室集·一集》卷2，《擬國史儒林傳序》云：
綜而論之，圣人之道，譬若宮墻，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茍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于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嘗窺也?；蛘叩竺?，不論圣道，又若終年寢饋于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jīng)義確然，雖不逾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
同書卷11，《漢讀考周禮六卷序》云：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zhí)其正，窮其變，而后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后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
此言學者讀經(jīng)，當由訓詁以明道，并身體力行之?；胖М斠娭T政事。
阮元說經(jīng)，一如戴震，先疏釋字義，然后闡明孔孟真諦，并批判宋明理學援禪入儒。而其具體內(nèi)容則是注重行事實踐，與戴學偏重哲理有別。如《研經(jīng)室集·一集》卷2，《大學格物說》云：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止?！贝硕潆m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為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為主?！洞髮W》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于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蔽镎撸乱?，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即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即有止意，履而至，止于地，圣賢實踐之道也。
阮元加注駁朱熹對“格物”的曲解云：
《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yōu)椤案F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
又如同書卷9，《孟子論仁論》云：
孟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即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也（原注見《漢書》注），無奧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即為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于“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為圣賢傳心之秘也……圣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必炚撸兄趯嵤?，非通悟也。通悟，則良知之說緣之而起矣。
以上論說的傾向極為明確，阮元堅持經(jīng)學必須切合于人倫日用，這與焦循《易》學、凌廷堪《禮》學的宗旨、方法相同。
我嘗竊論，所謂乾嘉經(jīng)學，乃是反對宋明“空談性道”的經(jīng)世之學，前后經(jīng)歷三期：初期是以惠棟為代表的“吳學”，其主要功績是復漢人訓詁，故又稱“漢學”；繼之而起的是以戴震為代表的“皖學”，其主要功績是由訓詁以明道；又繼之而起的是“揚學”，主要人物有焦循、阮元和凌廷堪，其主要功績是面向人倫日用。這是乾嘉經(jīng)學的主流。
焦循曾論清代揚州經(jīng)學的興起。《雕菰集》卷21，《李孝臣先生傳》云：“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jīng)顯者。國朝康熙、雍正間，泰州陳厚耀泗源，天文歷算，奪席宣城；寶應王懋竑予中，以經(jīng)學醇儒為天下重，于是詞章浮縟之風，漸化于實。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賈文學稻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劉教諭臺拱、江都汪明經(jīng)中、興化任御史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應之，相繼而起者未有已也?！?/p>
上列諸賢為“揚學”的形成，都有貢獻；但真能使“揚學”繼吳、皖而起，確定自己地位的，卻是稍后顯名的焦循、阮元以及曾作揚州寓公的凌廷堪。他們力圖使經(jīng)學切合于人事，如焦循以《周易》為改過之書，阮元發(fā)揮孔孟仁論，凌廷堪倡議以禮代理，皆是也。由于他們皆以糾“漢學”末流之弊而起，故謹董理其思變諸說，供研究清學史者評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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